第23节：一九七九年进京记(4)

那时候送人到延安，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万一给国民党方面抓住，就要送进西安集中营（劳动营）。李星华刚从北京逃到我们家乡，又间道至我当时的工作地时，同行的李光华才十六岁，我的侄子才四岁。为给他们准备去延安的各种各样的日用品，吃的、用的，我把当时的一千多块钱积蓄都用光了，可以说是倾囊相助。那时候我的父母住在山村，家里逃难时还剩了两头骡子，我把父母接出来，长工用两头骡子跑单帮在山西与边区之间贩盐，因为边区生活太苦，赚的钱也多半送给哥哥过日子。也许因为这些原因，我又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在秋林没有呆满半年，第二年春节前后，我突然收到曹祥华通过吴歧打来的密电，说重庆方面怀疑我带有“色彩”，要我赶快离开，以免意外。我早预感到会有这种结果，趁此机会，写信到重庆局里，向他们正式辞职，一面就悄悄离开秋林，又回到西安，重新开始我的流浪生涯。

这就是我送李星华到延安的前前后后。悼词里有意回避不提，好似不存在这件事一样。可巧的是在追悼会结束时，我在门口碰到了李光华，他当时任某个学院的党委书记，穿着毛货做的西装大衣，走过来只与我哥哥握了手。在追悼会大厅也碰到了我的一个堂妹，她在人大上过学，后来由我哥哥介绍和一个公安部队的团长结婚，后者一直升到了北京某部队的参谋长。她看见我，既不喊我“二哥”，也不向我介绍自己的儿女，几十年不见，她也不问我现在的生活情况，就说了一句“你来了”。

当时的香港《文汇报》上报道李星华的追悼会说：出席的有两个人值得注意，一个是她的哥哥李葆华，一个是她的小叔子贾植芳。从北京回来后，我的一个五十年代的学生，多年不见，后来听说“文革”以后去了香港与家人团聚，有一天忽然来找我。我问他怎么知道我的情况的，他说就是因为在香港看到了报纸上登的李星华追悼会的新闻报道，才知道我还活着，而且恢复了自由。我这才知道我出席这次追悼会还有这样的反响。

追悼会结束后，我和堂弟贾学忠陪着哀痛的哥哥坐在车子里，等候治丧人员办理火葬手续。这时一位治丧人员跑来请示哥哥备办骨灰盒的问题（因为他当时还在台上，是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会长兼党组书记，“文革”前听说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党组书记），哥哥问他：“最贵的要多少钱？”对方回答说：“一百二十元。”哥哥马上接口说：“就买一百二十元的。反正她只有这一次用钱了。”办事人员去后不久回来说：“一百二十元的骨灰盒只有部级以上的干部才能用。星华同志是个局级干部，按政府的规定，只能买七十元的。”哥哥只好无奈地点点头应允了，因为这是党的政策原则的问题。工作人员走后，我为了替哥哥解忧，转换一下车内沉闷的空气，也是实事求是地说：“像我这样的平头百姓，又是有案在身的，只要能买三块钱的就不错了。”哥哥听了，横看了我一眼，好像是责怪我改造了二十多年，头上还戴着“帽子”，怎么说话还这么放肆，忘了自己的身份，也忘了这是什么地方。

文学所的会议正式开始后，每次开会，主席团成员都要参与。中间有一回是讨论“两个口号论争”的资料，原来分配是别的单位承担。晚上开会时，文学所现代组的马良春突然来找我，说原先主持的同志进城有事，讨论会就由你来主持。那时录音机还不普遍，开会时旁边坐了四个小姑娘来做记录。开会了，我作为主持人先说话，我说：“今天讨论‘两个口号论争’的资料，先由承担单位把设想、内容讲一讲，大家提意见，目的是把材料编好，向历史负责。”我知道自己的身份，而这份资料又是个**问题，周扬、胡风结怨起因于此，所以对其内容不做评论，多余的话一概不说。可是北师大的教师朱金顺马上站起来说：“这个题目是由文学所自己承担的，他们自己已经编好了，今天开会来只是由大家来通过的，走个过场。从汇报来看，他们有倾向性，把提倡‘国防文学’方面的文章收得很多，把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文章收得很少。前者似乎成了正统，而后者成了逆流。倾向性太重。”这时会场上乱了起来，我仍然不发一言。马良春站起来说：“大家不要吵了。我们自己都不是当时论争的参与者，而是解放后党培养起来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我们没有个人恩怨，只是要按当时的资料来说话，目的是把资料编好。”我这时发言说：“刚才马同志讲了，大家继续发言。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目的是把资料编好。”会场上吵了半天，最后还是没有结果，大家就散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