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第二帝国海权兴衰启示录 2
黄金十字架的诅咒——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动力学与开放经济结构
如果1914年6月28日那位驾驶着1910年出厂的28匹马力格雷夫与斯蒂夫特敞篷车的御用司机洛伊卡，没有因为走错路，而把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送到刺客普林西的枪口上；
如果死心眼的小毛奇没有按照他的前任施利芬伯爵制定的那个异想天开的计划，通过入侵比利时进攻法国，从而把英国拉上战场；
那么，他不但用不着担心他的德意志帝位和普鲁士王位，他甚至可能超越他的祖父和那位铁血宰相，成为20世纪的德意志第一人。
然而不幸的是，这些都没发生。
1938年以前，威廉二世，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整个英语世界和以英语为主要翻译来源的其他世界中，最邪恶的坏蛋“之一”。
人们指责这个马汉最狂热的读者，这位甚至在枕边都曾放着《海权论》的帝王，因为竟敢企图建立一支足以挑战大英帝国的强大海军，而断送了俾斯麦开创的“欧洲仲裁者”的大好局面。
在许多人的眼里，如果威廉没有迷恋海权论，没有痴狂于那些昂贵的无畏舰和战列巡洋舰之类的“大玩具”，没有不自量力地挑战他外祖母留下的那个“日不落帝国”，那么英德海军竞赛就不会爆发。他和他那帮曾姓“萨克森-科堡-哥达”的英国远亲就不会最后反目成仇、兵戎相见。所有的一切，都是起因于那个该死的“海军”、那个该死的“海权”，以及那套该死的“皇家海军元帅服”！
对于所有雄心勃勃的新兴国家来说，威廉二世“堕落史”的价值在于告诉他们——“别打波塞冬的歪脑筋”！
记住吧，即使你哪怕只是在脑海中动了动挑战海权老大的念头，那么你的国家和民族也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威廉二世和他的帝国就是这方面百谈不厌的榜样。
然而，事实真的是那样的吗？
布赖恩的断言
“你们不能把荆棘的王冠压在劳工的眉毛上，你们也不能把人类钉死在黄金的十字架上！”
1896年，也就是在我们这位德国皇帝阅读了那本不朽著作的两年后，当美国人布赖恩发表的“黄金十字架”演说响彻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场的瞬间，这位极度精通经济原理、见识远远领先同代人的前报社主编不但已经稳获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而且也在有意无意中说出了一个始终困扰那个时代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老牌的，还是新兴的——都无法不面对的“魔咒”。
为什么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存在侵略本质？为什么威廉二世会对阳光下的土地充满渴望？为什么德意志帝国会对于衰败的奥斯曼土耳其充满“特殊感情”？
秘密就在于那个“黄金十字架”！原因很简单，经济的发展离不汗货币。而而位近乎于万能的惮斯麦侯爵，并没有传授给威廉二世点金术。
货币是什么？这里首先必须区别两个概念：“货币”和“货币符号”。
按照经济学定义，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个特殊商品之所以能充当一般等价物，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包含了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一价值！尽管在历史上，诸如牛羊、布匹、贝壳等许多东西都充当过货币，但最后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随着英国最终于1816年以法令的形式正式确定了金本位制度，规定了1英镑=克黄金的法定含金量，确立了1盎司黄金=3英镑17先令10又1/2便士的黄金官价，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都确立了金本位。黄金成为了欧美新兴工业国家货币的第一选择，甚至是唯一货币选择。
不过，在金本位时代，金币并不是唯一法定的“钱”，“钱”还包括以银和铜、锡、镍等“贱金属”铸造的辅币以及印刷的“钞票”。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钞票。因为严格来讲，我们约定俗成的钞票并不是真正的货币，而只是以银行信用和国家信用担保，在法律规定下强制流通的“货币符号”！
与金币不同，一旦钞票的发行者完蛋了，那么其作为货币符号的意义也就丧失了。但是金币就不一样，越是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就越是钟情于那些黄澄澄、金灿灿的贵金属。原因就在于，金币的价值是来源于无差别的一般劳动，而不是来源于成本极其低廉的印钞术。这一点从美国最近启动“量化宽松”政策后，黄金的价格走势就能看出来。
金本位制最大的好处，是货币本身由于有黄金作为价值尺度，货币的价值特别稳定。在金本位时代，国家一般规定纸币与金币一样作为法定流通通货，任何人不得拒收。
在金本位时代，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和巨大的突发事件，那么国际贸易中的汇率风险就很小。因为主要国家的货币都有1个法定含金量，不同国家之间的货币汇率，只在两种货币法定含金量的比值附近很微小的范围进行波动。
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金本位最大的麻烦就在于：一个国家一旦规定了本国货币的法定含金量，那么该国能够发行的货币和钞票数量，就与该国持有的黄金数量挂上了钩！有多少黄金，就只能按照一定的比例发行相应数量的纸币。而一旦超过了这一比例，发行了缺少黄金支持的纸币，那么这个货币体系就会不稳定。而钞票的快速贬值往往意味着政府的垮台和国家信用的丧失。
于是问题就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货币，而货币数量取决于黄金数量。那么黄金从哪里来？按照物质不灭定律，黄金是不可能像萝卜、白菜一样从地里种出来的。黄金要么是从地里挖出来的，要么是从河里淘出来的，要么是从已有的东西里提炼出来的，要么是从别人那里抢来的，要么是从国际贸易中“赚”来的。
上帝最初的一击
据说晚年的牛顿沉迷于神学。这位宇宙的立法者还没有“宇宙大爆炸”的概念，因此把万物运动的源头归结千“上帝最初的一击”。
不过滑稽的是，某种程度上，导致近代资本主义在欧洲诞生的“上帝最初一击”，竟然肇源于一个有意无意的“错误的结果”。因为数学不太好算错了地球直径，也可能是为了故意隐瞒远航距离以增强投资者对冒险的信心，哥伦布估算错了由欧洲向西航行到“印度”的距离，理性的葡萄牙人发现了这一点因而拒绝给哥伦布资助，而贪婪的西班牙人却没发现这个错误！于是世界被改变了。
为什么意弋利沿海地带在公元12世丽就“萌芽”了资本主义，但是工业革命却首先是在发现新大陆之后的英伦三岛实现的？原因很简单，奉命找当盆子的哥伦布及其身后的西班牙、葡萄牙冒险家们，为欧洲开启了庞大的印加帝国和阿兹台克帝国金银宝库。正是源源不断从美洲回欧洲的金银，使得长期缺金少银的西班牙在16出纪，成为了欧洲“价格旋涡”的核心——最终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提供了最宝贵驱动力——资本！从而成就了“上帝最初的一击”。
顺带指出的是，按照历史学家们的观点，美洲出产的白银，尤其是墨西哥出产的白银，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越过大西洋，而是越过了太平洋，通过菲律宾等地流入了当时的****——大明王朝。终明一朝，史学界估计产于美洲通过各条航路流入中国的白银从数千万两到数亿两不等。
早期的经济学者们很清楚地意识到了，黄金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和能够提供劳动力的人口相联系，而人口呈现的是几何级数的增长，科技的发展又猛烈地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率。因此经济规模的增长，产品的扩张，是远远超过黄金的开采速度，或者掠夺速度的。这就导致黄金数量的增长，赶不上商品数量的增长，更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
这会导致什么？答案是灾难！
一个社会中货币数量不变，商品数量猛烈增加，在货币流通速度比较稳定的情况下，会产生什么结果？物价下跌，工资减少，诱发经济危机。
货币购买力上升，意味着商品价值下降。这对于消费者似乎是好事。但是对于生产者来说呢？这意味着偿还当初投资贷款所需要的商品增加了，也就是说实际债务增加了。而生产扩张得越快，劳动生产率上升得越快，价格下跌得越多，资本家的实际债务也就越重，投资的风险也就越大越现实。资本家不是慈善家，他们会怎么办？很简单，削减雇佣工人数量，降低工资，减少投资。结果是社会购买力进一步相对于巨量产品供给的急剧紧缩。商品越降价，一般就越卖不出去。当价格下跌变成普遍预期，整个社会就会进入一个“供给过剩-需求紧缩”的螺旋下坠通道。
要命的是，企业家贷款生产的商品其价格本身，又是银行家判断企业生存状况从而决定是否收回贷款的重要依据信号。在一个价格下降的通道中，一旦疑虑重重的银行家开始拒绝发放新的贷款，那么全社会的末日就不远了一越想收回贷款，就越收不回来。于是，危机就会从实体经济领域蔓延到金融体系，再通过贸易体系向世界传染……最终大家一起完蛋。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金本位时代所面对的挥之不去的诅咒！
在这个黄金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不仅是资本家们，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头带荆棘王冠”的劳工们和那些为了多收三、五斗而起早贪黑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
重商主义者的救赎
理论上，把资本主义从这个黄金十字架上解脱下来的唯一途径在于脱离“金本位”，使得钞票的发行不受持有的黄金数量的限制。
布赖恩的“黄金十字架”演说要阐明的正是这个主张。然而，他的思想超前了大约77年。他本人以此为竞选纲领3次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却3次失败。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源源不断地来自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澳大利亚的黄金、南非的黄金以及新墨西哥的白银，使得王冠的荆棘之痛在那个时代还不甚为广大普通选民们所知。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动摇，直到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瓦解，美元脱离金本位，人们才得以将那顶压在劳工眉毛上的“荆棘的王冠”取下来。
既然在19世纪脱离金本位不可能，那么怎么预防或减轻危机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贸易和掠夺，增加本国的黄金数量。
所以，我们的经济课本中经常会有一个语焉不详的“庸俗学派”出现——那就是重商主义。其灵魂无外乎就是“金银货币是真正而且唯一的财富，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活动就是通过出口本国商品，换取外国货币，也就是让外国金银流入本国；同时尽可能少地购买外国商品，让本国金银货币留在本国”。重商主义者们并不是财迷心窍，而是除此之外，就无法使得黄金数量的增长得以赶上本国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要！
但是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者们没有意识到另一个麻烦的问题，那就是货币集中流人到你这个国家了，那么流出的那个国家会怎么样？问题绝不仅仅像是休谟所说的“货币供应量下降，出口商品价格下跌，出口增加，经济自动恢复平衡”那么简单。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要看你是不是一个殖民帝国。
福兮祸所倚
1870年的普法战争，最终导致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
来自法国50亿金法郎的赔款，约合14亿两白银，超过了晚清70年间全部对外赔款和借款的本息总合，在此后的4年内流人了新生的德国。“高卢公鸡放血”导致的黄金跨国大转移，使得德国马克在1871年，也就是在普法战争结束后立即进入了金本位时代。
稳定的帝国马克，不但促进了德国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加速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使得德国在最初的几年中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资本过剩。这种资本过剩导致了严重的产品过剩和产能闲置。而德国也不得不开始考虑怎么样开拓国外市场，输出资本和过剩的生产力了。
普法战争的“红利”，在战争结束20多年后已经基本耗尽。当德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终于接近了德国银行体系拥有的全部黄金所能支撑的货币总量的时候，价格下跌所诱发的通货紧缩也就如影随形地“自动”出现了。但这时的德国已经不是一个由小工厂主和保守的容克地主们当政的国家。托拉斯、卡特尔、康采恩这些垄断巨头已经渐渐占据了德国的政治舞台。他们需要不断增加帝国银行中的“真金白银”以支撑发行更多的钞票，提供更多的信贷，使得商业流通和社会大生产不致中断。可是帝国的三世祖威廉二世又不会点金术，不能凭空变出金银。而那位铁血宰相呢？很遗憾，他对此既不在行，也不关心！
自帝国创立之日起，最令铁血宰相忧心的就是战败法国的复仇。
俾斯麦最担心的事情很快就出现了：高卢公鸡简直就像一只“不死鸟”。虽然严重失血，但是很快就复苏了，这个骄傲的法兰西的元气竟然几乎没有受到大的损伤。法国不仅4年就交清了晚清70年也没交清的赔款本息，而且居然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重新挤进了欧洲一等强国的行列。法国产品低廉的价格带来的猛烈出口，使得巴黎再次成为了欧洲的中心之一，而法国陆军的重建和几乎没受战争影响的法国海军舰队，更充实了法国人复仇的本钱。
在强大得仅次于英国皇家海军的法国海军看来，德国那支寒碜的岸防舰队根本就不堪一击。然而对德国来说异常幸运的是，法国海军此时正醉心于当时的“超限战”思想——海军部长奥贝提出的以巡洋作战为核心的海军新学派思想所声称的种种“新”变革；并且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满怀浪漫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拉锯战，将法国海军逐步削弱为了一支二流舰队。但是面对法国综合国力势不可挡的复兴趋势，俾斯麦不得不在懊恼没有干得更“绝”一点的同时，开始将其整个晚年投入到致力于编织一个“反法同盟”以最大限度地“孤立法国”的浩大工程中。
为此，傅斯麦一面对法国人显露出了极为宽容的一面，全力支持法国在非洲和亚洲建立殖民帝国。以至于法国总统格里维在1883年曾经宣称他“深感俾斯麦在普法战争后13年来对法国的恩德！”一位法国人在1890年听说俾斯麦被新任的“三世祖”威廉二世罢相时，竟然会发出“现在我才知道德国人真是忘恩负义。对于我们法国人来说，即令像天那样高也不足以表示我们对于俾斯麦的赞扬”。当然这并不妨碍对俾斯麦感恩戴德的法兰西继续筹划对德复仇。
而另一方面，俾斯麦却不顾威廉一世皇帝的激烈反对，在1879年一意孤行地建立了德奥防御协定。这个协定最终将德国和奥匈帝国一起拉进了毁灭的深渊，为帝国捆上了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巴尔干火药桶，并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此后，这位热衷于密室政治并自诩为“诚实的中间人”的铁血宰相，又挖空心思在1881年再次炮制了一个由信奉新教的德国皇帝、信奉天主教的奥匈帝国皇帝与信奉东正教的俄国沙皇组成的第二次“三帝同盟”，以及其后的1887年德、俄“再保险条约”。在1882年把意大利拉进了德、奥、意“三国同盟”，并且在地中海充当了英、奥、意、西“地中海四国同盟”的幕后导演，竭力使得英国深信法国和“俄国”是欧洲秩序的捣乱者……
所有的这一切，为的是什么？
那就是阻止法国可能的复仇！
深受被害综合症折磨的俾斯麦，在编织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阴谋的同时，也为帝国的毁灭埋下了根本性的种子。因为与奥匈帝国和巴尔干绑在了一起，从而与俄国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而与俄国的冲突，特别是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牺牲俄国利益和提高对俄国农产品进口关税、颁布驱逐俄国在德国金融市场上融资的《伦巴第禁令》，不仅使得将融资中心转到巴黎的俄国找到了与法国结盟的经济基础，并且坚定了必须使下一场战争成为“联盟战争”的决心，也进一步埋下了引燃巴尔干火药桶和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导线。当然这是后话了。
帝国雄心
在威廉二世那里，发展海军和攫取海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挑战他那帮改姓“温莎”的英国亲戚，而是为了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
不错，倡导“世界政策”的威廉二世的确是热衷于“阳光下的土地”，但是如果就此得出这位皇帝是因为追求殖民地而葬送了第二帝国的结论的话，那就无异于是将北宋的灭亡归结于企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梦想而倍显荒唐！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俾斯麦的国务活动生涯的话，不难发现，他是一位典型的黎塞留式的人物。容克地主出身的俾斯麦终其一生，对于国家战略与经济发展的看法，就如同德军总参谋部里的老派军官团，对于政治与军事的看法一样“脱节”——后者关心的是军事胜利和荣耀，而前者关心的则是政治与国家战略。俾斯麦对一于经济活动，尤其是对于生产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认识，不但远远地落后于他不屑一顾的时代巨人马克思，甚至也远远不及他的继任者。
俾斯麦的所谓“大陆政策”的政治逻辑永远是“德国第一”。但不幸的是，他经常将其自我局限为“德国本土第一”。在黎塞留那个时代，俾斯麦的想法没错。然而到了19世纪末，我们已经不得不指出俾斯麦“过时了”！纵观历史，从来就没有一个强国仅仅是依靠本国的资源和市场获得可持续发展的。
任何一个仅仅满足于国内生产和国内市场的国家，不管其军事力量有多强大，她的命运也不过如同一朵一现的昙花。
在俾斯麦充满郁闷的回忆录《思考与回忆》中，这位老君侯以几乎闭口不谈殖民地问题来表明他对于开拓殖民地全无兴趣。早在1881年，俾斯麦就曾经干脆利落地告诉他周围那些不安分的人们：“只要我当一天宰相，德国就不会有殖民政策。”
在俾斯麦看来，因为那样做，就要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否则无法保卫这个殖民帝国。而拥有强大的海军就会同大英帝国发生冲突。就如同在普法战争后，他对殖民地的看法那样：“德意志拥有殖民地，就如同波兰的破落贵族，里面连粗布衬衫都穿不起，外面却硬要披上貂皮外套”。
尽管这套掀起了对俾斯麦个人崇拜的三卷本的《思考与回忆》，堪称文学史上的名著，但是那些文字却并非完全可靠的，至少在殖民地问题上是如此。真实的情况是：
俾斯麦在任宰相期间，已经为帝国在非洲牟取了位于西南非洲、多哥、喀麦隆、东非的大约1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实际上，德国全部殖民地面积的99％以上和几乎所有的非洲殖民地都是在俾斯麦执政期间取得或者开始取得的。换句话说，真正获得“阳光下的土地”的执政者是俾斯麦；而不是觊觎中国山东和太平洋里那几个小岛的威廉二世及其谋臣。
正是这些俾斯麦时代攫取的“无主的土地”为威廉二世的“条顿非洲”计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德国在非洲与英国的“2C非洲”计划与法国的“2S非洲”计划埋下了必然的冲突。
实际上，俾斯麦主导的帝国政府也不是一开始就不喜欢殖民地，而是到后来发现殖民地对德国几乎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建立殖民地需要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但是从殖民地能够获得的经济和军事利益却甚少。保卫殖民地需要庞大的海军，而建立庞大的海军不光需要钱，更意味着挑战英国人**的神经！
上述观点，在俾斯麦的时代，可以用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来源颇为可疑的数据证明：
在俾斯麦主政时代，德国的出口总值中销往殖民地的只有0.1%，而德国的进口总值中来自殖民地的也只有0.2%！到了1905年，德国海外投资总额中只有2%是投向殖民地。甚至到了1910年，德国本土与海外殖民地的贸易额也仅占全部贸易额的1%。生活在殖民地的德国人到1905年只有大约6000人。
总之，对于专注于欧洲事务和德国本土的俾斯麦来说，殖民地的价值有限。也正因为基于这样的想法，俾斯麦在下台前，努力促使英国人同意德国用东非的桑给巴尔换取了德国家门口的“直布罗陀”——赫尔戈兰。
同样也是基于对殖民地缺乏兴趣，俾斯麦对海军和海权也缺乏兴趣。在他看来，海军强国法国并没有用她的舰队赢得1870年的胜利。也就是说，没有海军的德国甚为安全——如果一旦拥有舰队，就必然会得罪英国，就必然会惹火烧身。实际上，在俾斯麦看来，就是一个二流的海军，对德国也是“奢侈”的。
无疑，俾斯麦的这个看法在伦敦获得了高度赞赏，并使得此公在英语世界备受推崇。然而，俾斯麦却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既然殖民地真的那么无足轻重，那么为什么英国却要维持那样一个百倍于英国本土的殖民地体系？拥有20倍于本土面积殖民地的法国又为什么能够在普法战争后再度迅速崛起？
存货沽清
在英国牛津大学有一个著名的“罗德斯奖学金”，专门用来培养亲英的外国社会精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学生时代就曾经获得过这个奖学金的资助。它的设立者是曾经担任开普殖民地总理的著名帝国主义者、创造了以“钻石恒久远”而著称的南非德比尔斯统一矿业公司的塞西尔?约翰?罗德斯。
在这位一手创建了包括津巴布韦和赞比亚在内的罗德西亚殖民地的罗德斯先生1877年所写的政治遗嘱中，有这样一段话：“要建立一个联邦帝国，将整个非洲、荷兰、两河流域、南美洲、马来群岛、中国和日本的沿海地区都包括今来，如果有可能的话，再将美国重新纳入……这个联邦如此广阔而强大，乃至世界今后不会爆发战争。”
回望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世界几乎已经被瓜分完毕：
英国人不但在南非和埃及站稳了脚跟，而且将整个印度斯坦和缅甸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马来西亚、香港、福克兰群岛、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米字旗在如此广阔的地球上飘扬。
法国人在北非、在安南、在法属圭亚那、在运河区……维持着大国的尊严，使得地中海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法国本土。
荷兰人占据着荷属东印度；比利时人占据着比属刚果；意大利人领有意属东非；日本人强占了中国台湾和朝鲜；甚至连美国人都抢走了西班牙帝国的古巴和菲律宾……
不难看出，工业革命的时代也是一个殖民地剧烈扩张的殖民时代。
欧洲的9个主要殖民地宗主国，在全球所取得的殖民地的总面积，是这些国家面积总和的23.9倍！其殖民地总人口是其宗主国总人口的2.35倍！其中英国的殖民地，占全部殖民地面积的59%。对英国而言，衡量殖民地财富价值的重要指标——殖民地人口——占各国全部殖民地人口的！英国的殖民地人口是其本土人口的9倍！
德国的殖民地仅占全部殖民地面积的5.2%；殖民地人口仅相当于本土人口的1/5，占全部殖民地人口的2.2%，标准的地广人稀！即使是小小的比利时王国，其殖民地面积为德国的81.5%，但是殖民地人口却超过德国殖民地人口！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地人口也均超过德国2倍以上。
德国崛起得太晚了！到俾斯麦的时代，诸如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印度斯坦——那样的“优质”殖民地已经所剩无几。德国人所能获得的几乎都是开发成本极高的“无主之地”！这很像今天中国企业在海外开采石油过程中遇到的尴尬，容易开采、成本低的油田早已落人国际老牌石油企业之手，你能获得的几乎全是人家“挑剩下的”和由于政治原因“不方便”获得的。
平常倒贴钱，战时守不住。
在这样的情况下，俾斯麦略一算账，就会得出结论，与其投入巨资为了这些不上算的不毛之地去与列强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为法国制造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反德盟友”，为什么不干脆学学拿破仑卖掉路易斯安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卖掉阿拉斯加那样，给国家减少一点麻烦呢？
在这方面，德国的铁血宰相和满清的台柱李鸿章倒是颇有异曲同工之妙。1874年，那位自称“东方俾斯麦”的李中堂囿于捉襟见肘的财政之困，和左宗棠在著名的海防和塞防之争中，就有过一个类似的著名言论：
“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危，已为不值。新疆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昔异势，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
这位欧洲“李鸿章”与东方“律斯麦”的共同点都是热衷于通过密室外交维护国家安全，区别在于后者关心的是来自海上的“心腹大祸”，为此宁肯舍弃千里国土，而前者在意的则是帝国于中欧的安全态势，为此不惜让出海外利益。
宗主国-殖民地体系
严格地说，在那个帝国主义横行的时代，稗斯麦最多只能算是一个“伪帝国主义者”。
在这里，我们不妨去重温一下另一个德国人马克思1848年在他的不朽名著《共产党宣言》中早早写下的一段话：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被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杆；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足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
俾斯麦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殖民地在一个新时代的作用，他更没有完全认识到他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的老观念——在一个帝国主义时代——基本过时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帝国主义首先是一个“经济形态”。在这个帝国主义经济形态中最重要的是“宗主国-殖民地”经济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宗主国作为核心，向殖民地输出的是资本品、奢侈品、复杂产品和资本；殖民地的任务是向宗主国提供矿产品、原材料、农产品和初级制成品。
这里有两个限制条件：
第一个限制条件是“排他性贸易”，也就是对殖民地产品的专营权垄断于本国企业手中，从而可以将外国企业在本国殖民地的竞争减小到无足轻重的地步(如果不是根本消除的话)。其途径既包括诸如后来的“帝国特惠制”之类的税收排他，也包括非关税壁垒。正因为存在着一系列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像美国这样“后发”但是同样没有殖民地的国家才会一边叫嚷着“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而另一方面却满怀私心地鼓吹“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门罗主义并大力践行排斥欧洲列强的“罗斯福推论”。
第二个限制条件是“产业分工”，也就是通过限制殖民地的产业发展，从而使殖民地的经济畸形化。实际上在帝国主义体系中，殖民地地区生产什么，并不是按照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的，不是你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而是在整个帝国体系中，根据宗主国的需要，你适合生产什么，生产什么价格最低(注意不是成本最低)，你就生产什么！宗主国控制殖民地的诀窍，就在于决不能让你形成－个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部门体系，就是已经具备了也要使其彻底“畸形化”。若非如此，就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剪刀差和垄断利润。
有了这样的条件，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贸易，就成为了维持帝国繁荣的关键。殖民地低价提供原料，宗主国高价出口过剩工业品——殖民地的黄金和财富源源不断地涌入宗主国，缓解了宗主国被钉在“黄金十字架”上的痛苦。而宗主国将过剩的工业品高价倾销到殖民地，又延缓了自身经济危机的剧烈爆发。
这就是在19世纪中后期兴起的经济帝国主义！
还是以英国为例：
英国本土并不生产棉花，但是英国却是全世界最主要的棉纺织工业国和供应商。在1853年英国纺织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达到顶点时，它的供应占国际市场棉布总量的45%。
与世界贸易中的垄断地位相适应，大英帝国同时确立了在海上运输的霸主地位。世界工厂、贸易中心、航运巨头及金融枢纽这些彼此相连的条件，成就了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
不难发现，“宗主国-殖民地”这种帝国主义经济形态，就是法国实力迅速恢复的核心秘密！
然而此时的傅斯麦，他的主要精力依然陶醉于编织一个“防法大同盟”来保住帝国的陆上边界安全。作为帝国宰相，他却迟钝于德意志关税同盟所奠定的德国统一市场，已经不能满足于那些日益庞人的德国康采恩的胃口这个不争的事实！
蜗居之困
事实上，自19世纪晚期开始，德国旺盛的生产能力与其狭窄的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以及糟糕的原料，供应之间的矛盾，就一直存在！这个矛盾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
为什么德国的化学工业发达？合成橡胶、合成硝石、合成汽油，几乎没有德国人不能制造的代用品。但这丝毫不能证明德国人的聪明智慧，只能证明德国人的国内市场与世界性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与德国经济的尴尬。因为一旦主要源自远隔重洋的他国殖民地的国外原材料供应被切断，资源短缺的德国就不得不大量合成各种稀缺的原材料代用品。这使得德国庞大的工业力量因为分散于生产各种替代品，去承担在英法等老牌帝国体系中由殖民地应当承担的任务，而始终无法发挥最大潜能。
英国则不然。尽管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钢铁产量和发电量就已经逐步逼近甚至超过了这座“世界工厂”，但是英国战争机器的强大潜力却远非德国可比。因为大英帝国生产所需要的资源绝不是来自英伦三岛，正是来自世界范围的资源支持了英国对德国的胜利。一旦对英战争爆发，如果德国不能在短时间击溃英国或者切断英国的交通线，那么实际上德国的败局就是难以扭转的：她是以一国之力抗拒世界市场。所以，被切断了海外原料供应的德国唯一“翻盘”的希望就在于用“破交战”反过来切断大英帝国的世界资源通道，将英伦三岛和她遍布世界的殖民地隔绝起来。而要想实施破交战，先决条件就是破坏大英帝国对海权的控制。而破坏大英帝国对海权的控制，就必须拥有一支足以令英国胆寒的舰队。这样或许还有希望令英国同意分享海权，进而让德国以较为平等的方式分享世界市场。
另一方面，一旦战争爆发并陷入僵持阶段，那么国家间的讨抗就不得不演变为各国动员全部资源实力旷日持久的对抗。也就是所谓的“总体战”。作为国内资源贫乏、国外殖民地断绝的德国，要想维持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就必须不断攫取外国资源。而在战争状态下，获得资源最稳定的方式莫过于“结盟”或昔“占领”，至少也要威慑！但这就不得不打破原有的国际秩序。所以只要德国的战争机器一启动，那么理论上，交战国就必然会增加。而结盟不但不会带来安全，反而会使得盟国的敌对国转化为自身的敌对国——这正是帝国的缔造者威廉一世皇帝坚决反对俾斯麦与奥匈帝国结盟的根本原因——与奥匈帝国结盟必然导致和俄国的冲突。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纳粹德国进攻挪威获取铁矿石，挥师高加索攫取石油，屯兵罗马尼亚保护油田，为了帮助意大利出兵北非……每次对英国的战争爆发后，内外交困的德国看似凶猛异常，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拔掉了“充电器”而依靠蓄电池工作的“手机”而已——如果找不到新的充电器和电源，那么随着内部资源的枯竭，“自动关机”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可惜，这位老宰相却对这种经济困境无动于衷。他所操纵的国家机器依然沉浸于“关起门来过日子”的幻梦。为什么欧洲对俾斯麦评价颇高，原因其实很简单：他的想法符合伦敦的胃口。俾斯麦的对外战略没有妨碍英法传统列强们“宗主国-殖民地”的帝国主义经济生存方式！
那么，对德国这个新兴的工业帝国的长远发展而言又如何呢？在那个帝国纵横的时代，殖民地是工业革命的进行下去的基础。没有足够的殖民地，没有足够的海外利益范围，就不可能在高度分割的世界市场中获得足够的空间，其生产就达不到越来越高的规模和效益的临界点，其自身的工业体系最终就会被外国的优势产业击垮！那对一个新兴经济体来说，意味的就是衰亡！
俾斯麦“OUT”了
需要指出的是到1914年，在德国所有主要殖民地里生活的白人——主要是德国人，已经上升到了2.4万人。而帝国津贴占殖民地的开支总额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了17.8%。特别是在东非和喀麦隆这样较早开发的德国殖民地，当地总支出对帝国津贴的依赖已经分别下降了5.38%和9.85%。当年全部殖民地获得的帝国津贴不过是2930万马克，还不到同时代一艘现代化无畏舰造价的60%。仅相当于1913年帝国预算35.21亿马克的不到0.8%！
即使是从年期间的总额来计算，整个非洲殖民地从帝国政府获得的津贴也不过7.251亿马克，仅占非洲殖民地全部开支总额15.248亿马克的47.6%。换言之，经过长时间的经营，距离这些殖民地变成生金蛋的母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然而遗憾的是，热衷于精打细算的傅斯麦对此却根本没有耐心和兴趣。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求证，威廉二世是否已经认识到了世界市场对于进人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德国的重要意义，或者去寻求此人“自觉”地为了实现帝国主义经济形态而追求海权的直接证据。但是我们可以去思考，那个正在走向巅峰的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不去开拓海外市场或可能没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吗？
也许是无奈，也许就是目光短浅，反正俾斯麦掌中的德意志国家机器是至高无上的。为那帮子俗不可耐的工业寡头暴发户服务？还是留给那位热衷于“世界政策”的“缺乏教养的恶少”去折腾吧！
所谓无可奈何花落去。不管对德国的统一和欧洲的“和平”曾经做出过多么伟大的贡献，俾斯麦对殖民和帝国经济的态度，都决定了在19世纪末的德国政治舞台上，铁血宰相的谢幕时刻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