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下

桥下

当年，我的家乡曾是殷汝耕的汉奸政府所在地，那时我四五岁，已经开始记事了。模模糊糊地记得，城北郊一望无际的田野上，种的都是罂粟。罂粟花盛开时期，色香俱全。而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看得到日本人开的“白面儿馆”，在这些“白面儿馆”里掌柜的大多是高丽人。这些“白面儿馆”以害死无数中国同胞为代价，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赚取资金。街上，日本人、高丽人与国人夹杂在一起，如果服饰相同，很难区分开来。有一次，一个妇女领着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男孩在街上走，因为那个妇女穿着和服，所以我知道他们是日本人。忽然，那个小男孩跑到我面前，拉住了我的手。当时年龄小，见日本人又见得多了，再加上那个小男孩面目和善，所以我心里没有一丝畏惧感，只是有点好奇，不知道他为什么做出如此亲密的举动。只听他用汉语说：

“我姓桥下，你呢？”

“我姓何。”我平静地回答。

他朝我笑了笑，就跑回妈妈身边，继续走他们的路。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他这一举动的意图。如果这位桥下先生还健在，如果我还有机会见到他的话，我一定要当面问个清楚，不过这样的机会恐怕不会有了。倒是“桥下”这个姓让我很感兴趣，除好奇之外，让我想起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真正的“桥下”。

要说“桥下”，得先从桥说起。我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提到过，在我家乡的那个城市，有一座横跨北宁线（现在的京哈铁路）的大桥，全钢筋水泥结构，坚固无比。这座桥曾经是我上小学时的必经之路，也曾经在桥上与当时站岗的美国大兵有过友好的交往。就是这座历尽沧桑的大桥的桥下，给我的大脑留下了太多的记忆。

解放前，这座大桥的桥下是一个小广场，广场不大，却异常繁华。在它的周边，三面是林林总总的大小商业铺面，另一面是一条“大马路”，它一直通往在矿上充当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洋人的住处。“大马路”是这条路的路名，其实它并不大：不宽也不长，由清一色的耐火砖砌成，路面光滑如镜，那个白俄清道夫又尽职尽责，所以我不记得那条路的路面上有过灰尘和杂物。洋人们坐着汽车，国人们坐着人力车，经常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洋人的住处是个封闭的小区，面积相当大，四周围着高墙，警卫森严，外人很难进入。因为父亲工作的缘故，我小时候倒是可以自由出入这个大院。里面有三十几幢洋房，这是洋人们的居所。而整个大院倒像是一座大花园，林木葱茏，鸟语花香，亭台阁榭，小桥流水，典型的中式园林，与那一幢幢西式建筑形成鲜明的对比，虽风格迥异，却不失和谐。现在想起来，那些洋人们可真会享受啊！解放以后，大院开放了，这里又成了我和伙伴们嬉戏游玩、吟诗作对的场所。

当时我家的住处也在这座桥下，它同样是一个封闭的小区，是供中国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居住的。房是平房，但建筑既坚固，又美观。墙，从底到顶都是耐火砖；顶是七百号水泥整体浇筑。居民不足百户，每家一个小院。小区大院的院墙几乎与洋人居住的那个大院的院墙一样高，有东西两个门，西边门外是一条小商业街，东边则一直朝向桥下。当时这个大院也是不允许闲杂人等随意出入的。一到晚上，我们这些住在大院里的小孩子们，就模仿美国电影的情节，在大院里跑来跑去，玩所谓“侦探拿黑贼”。

解放前，大桥下面那个小广场周围店铺的格局，我还基本记得。一家秋林公司占据了整整一个南面，它相当于现在的百货商场，布匹衣物，日用百货，应有尽有，每天顾客络绎不绝。西面是几家食品店，北面则主要是书局和文具店。只有紧靠大马路的一家是一座茶庄，叫“华远香茶庄”。广场中心有一个自发的票证市场。此外，还有一些说相声的、唱大鼓的、变戏法的、卖大力丸的等民间艺人在那里活动。

解放后，这里的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个时期又有每个时期的特点。让我梳理一下思绪，把各个时期的“桥下”娓娓道来吧。各个场景，各色人等，各种故事，还真的很有趣呢！

解放前。小孩子一般对百货商场都不感兴趣，所以对秋林公司进进出出的人以及关于这家百货商场所发生的故事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商场门前的水泥台阶上经常有一些乞丐坐在那里，向来来往往的人讨要几个小钱。那时，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有三处：茶庄、书店和票证市场。我的父母常年喝茶，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跟随父亲到这家叫“华远香”的茶庄买茶叶。父亲是这里的老顾客，所以，茶庄老板总是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一进门，就招呼我们坐下，递上一杯热茶。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这家茶庄里的那位品茶师。每次进去，都能看到他坐在柜台里的一张小桌前，在那里慢慢悠悠的品茶。他的一个动作让我很好奇：啜进一口茶，在嘴里轻轻地漱两下，然后茶水从两个鼻孔流出来。我不解，问老板。老板说，这是品茶的一个诀窍，只有这样，才能深度品尝出茶的味道。回到家里，我也学着试过两次，还有一次把水呛到气管里，老半天喘不过气来。母亲又惊又气，等我把气喘匀以后，还打了我两巴掌。父亲告诉我，这位品茶师给这个茶庄带来不小的利润。别看他整天坐在那里喝茶，每月能从老板那里领一百块现大洋的薪水，比我父亲这个中级员司还多二十块呢。每次老板从南方办来茶叶，不是简单地加上差价就零售，而是先请这位品茶师逐一品尝之后再定价销售。家乡本地人的口味与产茶区人的口味有很大差别，进价高的茶叶不一定受本地人的欢迎，而本地人欣赏的茶叶进价未必高。正是这位品茶师的工作让老板能够正确选择进货的种类，从而获得更丰厚的利润。现在想起来，这也是一种生意经吧！正因为老板算盘打得精，他的生意比其他几家茶庄的生意要兴隆得多。那家书店，名曰“书店”，实际上主要经营的是各种文具。我就读的那所小学虽然是洋学堂，但从一年级开始就有书法课。书法课所用的大楷笔、小楷笔、墨、砚台、描红纸、字帖等文具都是从这家书店

买。书店老板是一位六十多岁的精瘦老头，我们这些小孩子们都叫他“猴老爷子”。他不仅对我们十分和气，还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很离奇的故事，所以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无论是否买文具，都愿意光顾这家书店。一到春节前夕，这家书店就开始主营年画。不大的店面里，四面墙都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年画，于是这里就更让小孩子们流连忘返了。父亲不懂画，但每年春节都要买上几张年画挂在家里的墙上，图个喜庆。有时父亲还会指着年画给我讲画面上的故事，于是，铁拐李的葫芦，张果老的毛驴，何仙姑的荷花，韩湘子的笛子，都成了我向往的宝物。老莱子躺在地上对着父母摇拨浪鼓的姿态，直到现在都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当时，矿上给职工发薪水，除了货币以外，还有实物。实物主要是煤炭和面粉，所以职工每月总要领上几张“煤票”和“面条”。可以凭着这种“票”和“条”到矿上去领取煤炭和支取面粉，也可以直接兑换成现金。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就用比矿上给的略微高一点的价格来收购这些“票”和“条”，然后从矿上领出实物来，用火车皮运到外地高价卖出，从中获利。很有一些人因此发了财。桥下广场那个自发的票证交易市场就是这样形成的。那些人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他们就站在广场中间或者周边商店的门口，有的在胸前挂个牌子，上面写着“收购煤票、面条”，有的干脆就在那里高声喊叫：“有煤票的卖！有面条的卖！”好热闹的一个去处！小孩子本来就爱热闹，而这个热闹的去处就在家门口，常来常往是理所当然的。而那热闹的场面、嘈杂的声音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写到这里，我想就这三个场所说几句与市场经济有关的话。那位茶庄老板不拘泥于进货与出货的差价，而是根据市场需求、顾客口味，自主定价，又请了一位品茶师为他把关，可谓生财有道。那位书店老板，既搞多种经营，又用和气招揽顾客，同样不失为赚钱的一种技巧。最令我感慨的当属那个小票证市场。我的家乡不是上海，也不是香港，没有那么健全的股票交易或者期货交易的市场，而在那个小小的票证交易市场上穿梭往来甚至叫买叫卖的人们所具备的聪明头脑实在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由此，我想起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开始搞私有化时的所见所闻。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在包括火车站、飞机场等在内的诸多公共场所都能看到一些胸前挂着个牌子来来往往、忙忙碌碌的人，牌子上只写着两个简单的俄语单词：“Куплюваучер”。上个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私有化的模式是把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以“私有化证券”的形式分配给个人。大多数俄罗斯人，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思想僵化，把这些证券视为累赘，急于把它们兑换成现金。而那些收购证券的人则是思维比较超前，具备市场经济头脑的人。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了富翁。那位姓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俄罗斯石油大亨，当初也是凭着这个起家的。当今有些国人，发财心切，又不懂市场，缺乏经营之道，往往逐热追风，最后落个血本无归。我想，如果这些人真想在商海中大显身手，不被淹没，那位茶庄老板，那位书店老板，那些买卖“煤票”、“面条”的人，那些收购私有化证券的俄罗斯人，应该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踏实干，勤奋学，大胆摸索，成为富翁、富婆并非遥不可及。

解放初期。这个时期，小广场变得冷落得多了。票证市场理所当然地被取缔了，因为那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秋林公司改成了“职工消费合作社”，货物也变得单调了，除了国产的一些布匹衣物、日用百货之外，还有不少来自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商品，像苏联产的大块动物油肥皂、苏联花布、匈牙利自行车等。说到苏联花布和匈牙利自行车，我倒想起几件有趣的事来。有几个解放前在这里做票证交易的人，现在无所事事了。他们穿一身用苏联花布制作的衣服，连帽子和鞋子都是用这种花布做的，经常在这里踱来踱去，招摇过市。我想，他们这样做，一是为了显示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拥护，二是追忆这里昔日的繁华。匈牙利自行车，大梁长，架子高，是专为人高马大的欧洲人设计的。个子相对矮小的中国人，用起来就有点吃力了。而且这种自行车坚固性差，经常出故障，需要花钱修理，老百姓就按照“匈牙利”的谐音，把它叫做“穷打利”自行车，意思是骑这种自行车要不停地付利息。不过这种自行车骑起来速度很快。有一个姓古林的俄罗斯小伙子，一米九的个头，当时才十八岁，在矿上给职工当俄语教师，经常骑着这种自行车从大桥的一头上去，到另一头下来。那么长、那么陡的一座大桥，他居然能够一气呵成。速度之快，体力之强，技艺之高，令人咋舌。秋林公司变了，其他的商店也变了。茶庄没有了，变成了“烟酒糖茶副食品商店”，国营的。商店里，袋装茶叶与香烟一起混放在柜台中，茶味如何就可想而知了。直到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以后，这里才又出现了单卖茶叶的茶庄。当年那位“华远香茶庄”老板可以含笑九泉了。那家“猴老爷子”开的书店一分为二，一半是新华书店，另一半是文具店，自然也都变成了国营的。不过记得当时还允许一些小型的个体摊贩存在。有一家卖肉的和一个修鞋的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那是因为我一个表兄的爱好。有一个比我大三岁的表兄，舅舅的儿子，因为他家境贫寒，常年住在我家里。他有一个特殊的爱好——爱看修鞋的。修鞋摊旁边就是那家卖肉的案子。一个在附近住的老头，操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每天都要到这里买半斤肉。老头买肉的声音至今犹在耳畔：“一千五的肉，瘦的多，肥的少。”当时，人民币的旧币，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元，一千五相当于现在的一角五分。一角五分买半斤肉，就是说当时猪肉的售价是三角钱一斤。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位盲艺人，唱大鼓的，在广场边上的一个角落里唱上一两段以后，就开始诉说自己的不幸经历。我们两个小孩子，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凑热闹的机会。看到那些富有同情心的人们，你三百我五百地往他面前那个纸盒子里扔，时间不长，里面就有几千块钱了。还记得他拿出

一千块钱，就买了两个馒头，一小包肉皮冻，坐在那里大嚼。当时我父亲每月工资是九十万，按照这个比例，那时我们的生活水平并不算低。当时还有一种感觉，几家国营商店的售货员对待顾客的态度与个体商贩比差得多了，更不要说与解放前那些私营老板比。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又在商店售货员的脸上看到了笑容。看来，只有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符合其自身规律的正确模式。

十年动乱期间。此间，我已经被发配到那个穷乡僻壤去享受恬静生活了，但每年还是有机会回几次家的。这时，这个桥下广场已经完全变了样。广场三面的商店都关门了，墙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大字报，旁边同样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看大字报的人。广场中间用木板和芦席搭起了两个台子，这是供观点不同的两个造反派辩论用的。辩论一般都是晚上进行，我也去听过两次。灯光下，人山人海，连大桥下面那条砖路上都挤满了人。台上慷慨激昂，台下人声嘈杂。辩论者都以毛主席语录为武器攻击对方。虽然明显听得出来他们是在强词夺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但我对他们这种狡辩的口才确实相当佩服。台下的那些观众兼听众们支持哪一方的都有，起哄声此起彼伏。时而发出诸如“好啊”、“臭啦”这类喊叫声，震耳欲聋。记得当时有一个造反派叫“十一八”，好像是为纪念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日子而取的这个名字。它的反对派就按照“十一八”这三个字的谐音，把它叫做“屎一把”。“白薯面，换大米，屎一把，臭到底。”“白薯面，换绿豆，屎一把，臭臭臭。”听众中支持另一方的人们不断地呼喊这样的口号。看着此情此景，听着此言此语，“可笑、可悲、可恶、可恨、可耻、可怜”等想法一下子充斥了我的头脑。不行，我忍受不了这种疯狂。尽管在家里享受亲情是温馨的，但我每次都住不上三两天就赶紧逃走。我的那个角落虽然荒僻，但它毕竟恬静，何况还有那么多志同道合者与勤劳朴实者与我为伴。当时我想，如果城里的疯狂不终结，我宁愿在这里了此一生。

改革开放初期。疯狂终于结束了，我也调回了城里，在离我家不远的一所很大的中学里当上了一名语文教师。这个小广场周边的商店都开业了，广场本身则成了一个自发的集贸市场。城郊的农民们把自产的农副产品带到这里来叫卖。虽然还没有恢复到解放前这里百业兴隆的情景，但毕竟能看到一点繁华的影子了。农民的服装不再那么破旧，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我不由想起动乱时期在家乡流传的一首关于农民的顺口溜：“赤红脸儿，黄牙板儿，挽裆裤子 大水管儿 。”那时，这首顺口溜已经不合时宜了。但愿农民的苦日子永远成为过去，但愿疯狂的闹剧和悲剧永远不再重演，但愿现实永远是美好的，我永远不会再害怕它，更不会再去逃避它。

现在。当年，这座重工业城市工业发达，但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商业一直都是它的软肋。城里的居民大多为产业工人及其家属，他们聚居的地方多为棚户区，条件简陋，环境恶劣，离商业区又远，购物主要依靠街边的小摊和走街串巷的商贩，想找个大点的铺面，往往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桥下这个小广场及其四周的地方是距离工人聚居区最近的所在，这就是当年这里繁华一时的主要原因。进入21世纪以后，城市发展驶上了高速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确实仿佛一夜之间，城市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城市不断向外围、向空间发展。一到夜晚，更是灯火辉煌。街头巷尾，红男绿女，欢声笑语，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曾几何时，这里古风犹存，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黑暗与宁静一直是城市夜晚的统治者。现在，就是这样一座矿区城市，也像当年的大上海一样，成了名副其实的不夜城。我虽然早已离开这座城市，但“沙家浜毕竟是故乡”，每隔一两年，我总要回去一次，名为探亲访友，实际上是在追寻儿时的梦。但儿时的梦在哪里呢？城市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不过回去几次之后，我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儿时的梦原来就在这里，在这个曾经给我带来欢乐，至今让我魂萦梦绕的桥下。城市建设者们整天在那里搞扩张，建新城，却偏偏忘记了这个位于城市最中心部位的角落。年轻人对它没有记忆，当然也没有感情，所以很少光顾这里。不过，我还真得感谢这些城市建设者和年轻人们，由于他们的疏怠与漠然，这里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貌。年过古稀的我，在这里徜徉时，一幕幕场景，一个个旧梦从我脑海中闪过，时隐时现，若明若暗。那座大桥仍然静静地卧在那里，没有人去翻修它，已经显得十分古旧，但坚固依然，可能是当年的钢筋和水泥质量达标，当年的建设者们没有偷工减料。它像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把一件件往事深深地镌刻在自己那用钢筋水泥打制的内心深处。广场的地面已经变得坑坑洼洼，它周围仍然是我儿时记忆中的那些简陋建筑，但铺面已经没有了，只有断垣残壁在那里诉说着昔日的繁华。这时，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些在桥上站岗的美国大兵，看到了那个骑着匈牙利自行车翻越大桥的俄罗斯小伙，看到了小书店里的杨柳青年画；听到了买卖票证的嘈杂声，听到了那位盲艺人嘶哑的嗓音，听到了动乱时期造反者们那些震耳欲聋的口号；闻到了“华远香茶庄”里飘出来的阵阵茶香，还闻到了曾经充斥在这里的、自己十分熟悉但又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各种各样的气味。

又有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乡了。我希望再回去的时候能看到这里发生一些变化。当然，我不希望把它彻底毁掉，盖上高楼大厦，而是希望把这里修复一下。要修旧如旧，既要保留原貌，又不要让人看上去觉得那么寒酸，那么荒凉。要让它成为老年人寻梦的场所，同时成为年轻人穿越时空，去了解这个角落乃至整个城市的昨天和前天的一块基地。恳请领导者们和建设者们费一番心思。实践将会证明，他们这番心思是不会白费的。

我的这番追忆可以画出一道轨迹，透过这个小小的角落看到一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生长的年轮。这些年轮并非整齐划一。“问君何能尔”？让历史去评说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