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神舟”梦之队_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

第五章

“神舟”梦之队

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论证开始，到“神舟”系列飞船成功发射，中国航天人经历了几十个春秋，他们日夜奋战、艰苦拼搏，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他们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航天人的杰出代表。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航天事业开始起步。从第一代战略火箭研制开始，王永志便与之携手共进。中国的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每一步都有王永志的足迹，他称得上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开拓者和见证者之一。

1932年，王永志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祖辈世代务农，家境贫苦。自幼生长在艰苦的环境下，磨炼出王永志刚强的意志。他聪明好学，奋发图强，成为家族里第一位考上大学的人。

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空军英雄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的事迹深深地鼓舞了王永志。他果断放弃了自己非常喜爱的生物学科，转而报考了清华大学的航空系。

1952年，北京航空学院成立，随着国家对院系的统一调整，王永志转入北京航空学院学习。不久，成绩优异的王永志获得了一次留苏的机会，他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并于1955年被选派到莫斯科航空学院飞行器设计系飞机设计专业学习。三年级时，他改学火箭导弹设计，由此奠定了投身中国航天事业的基础。

在王永志留苏学习期间，苏联于1957年10月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此后，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响亮地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王永志，他也由此确定了自己未来努力的方向。

由于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留苏的一批学生将被召回，有五名学生被国家特批继续留在苏联学习，更加全面深入地学习专业知识，填补国内科研人员的空缺，王永志就是其中之一。他时刻牢记毛泽东关于“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指示，特意在发射人造卫星和载人航天器必不可少的运载工具——远程运载火箭的专业内容方面下苦功。

学成后的王永志毅然选择回到祖国，投身航天事业。当时王永志的导师米森代表学院挽留他，希望他留下来继续攻读研究生，并强调说：“你是我校破例留校的第一位外籍学生。”副院长克里莫夫也特地找到王永志予以挽留，却依然被他婉言谢绝了。

王永志回国时，中国的航天事业刚刚被提上日程。万事开头难。特别是在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后，刚起步的中国火箭事业更是雪上加霜。

1962年3月21日，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2号”发射失败，在火箭研制人员心中留下了一层阴影。两年后，一枚经过改进的新型导弹准备进行发射试验。然而，曾经发射失败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科研人员最担心的是：在炎热的季节，曝晒之下，火箭体表很可能急速升温，因此燃料膨胀、气化，导致贮箱内灌不进足够的燃料，造成射程不够，最终落不到目标区域。

为保险起见，科研人员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研讨会、论证会。会上提出来的方案很多，路子不少，却没有一个能真正地解决根本问题

。

这时，进入航天队伍仅三年的王永志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泄出适量的推进剂。”

当时的总设计师听后问道：“你认为要泄出多少推进剂才能命中目标？”

“60千克。”王永志肯定地回答。

“不行。”总设计师断然拒绝，“这是常识问题！”

显然，总设计师认为本来推进剂加注量就不够，再泄出几十千克，火箭就更打不到目标了。于是无论王永志再说什么，总设计师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我不信，我也不会干。”

年轻的王永志没有放弃，他直接找到了五院院长钱学森汇报情况。当他把自己“3-1>3”的方案向钱学森讲明后，钱学森痛快地表示了支持：“你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你说的办！”

得到了钱学森的首肯，王永志更是充满信心。经过一次次的试验，王永志提出的方案用事实证明了一切——新型火箭发射成功！随后，根据王永志的方案，中国又相继成功发射了两枚火箭，掀开了中国火箭、导弹发展史的新篇章。

改革开放的春风，为王永志带来了充分施展才华的机遇。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第二代战略火箭的研制任务正式上马。在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推荐下，王永志由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主任，被提升为副院长。不久，他又肩负起中国第二代战略火箭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的重任。

1985年，中国正式向世界宣告：将自行研制的“长征”系列火箭投入国际市场，承担国际商业卫星发射任务。然而，竞争是残酷的，“长征”系列火箭的水平并不被别国看好，以至于应者寥寥。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和欧洲“阿丽亚娜”火箭相继出现重大事故。王永志和同事们以此为契机，提出以“长征二号”运载火箭为基础，研制大推力捆绑式火箭，使中国运载火箭技术跨上一个新台阶，在国际火箭发射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研制“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面临着很大风险，除了苛刻的招标条件、贷款3.45亿人民币作为研制经费等困难外，研制周期只有18个月。

“好吧，这个风险由我来承担。”王永志轻轻地说了一句，便毫不迟疑地在贷款合同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88年11月，在决策的关键时刻，王永志甘愿承担巨大风险，代表研究院立下了“军令状”：一旦决定研制，保证在1990年6月30日之前将火箭竖立在发射台上。

作为院长和研制总指挥，王永志领导研究院采取了全新的研制方法和程序。他精心谋划，深入现场，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既能保证火箭质量又能缩短研制周期的对策和措施，并及时果断地组织指挥，积极协助总设计师付诸落实。

的确，时间紧任务重。火箭总装时，车间主任面对研制时间表不住地摇头。接着，他对王永志说：“我只要一个半月。”没想到王永志的回答却是：“哪有一个半月，只给你18天。”

作为领头人，王永志最先顶住压力，冲在研制、总装的第一线。在他的脸上，没有愁容，只有淡淡的笑意，他想，只要有冲天的干劲，就一定能按时完成任务。

在与时间的这一场比赛中，

王永志和他的同事胜利了。1990年7月16日，凝聚着中国航天人心血和汗水的“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一冲飞天，一举成功。火箭运载能力达到9.2吨，比“长征二号”火箭的运载能力增加了两倍。

18个月研制一枚新型大推力捆绑式火箭，体现了中国航天人挑战风险和一拼成功的精神。更重要的是，“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的成功，为中国发射载人飞船的火箭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载人航天成为了国际上的一大热点。苏联和美国相继抛出自己的发展计划，并付诸了实践。在此背景下，1987年4月，由王永志等7人组成的航天专家委员会，开始了中国载人航天的蓝图绘制。

1992年初，王永志被指定为载人航天工程可行性论证组组长。

在王永志的带领下，200人的科研队伍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制定出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及其七大系统的基本技术方案、工程进度安排和投资估算，特别是确定了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规划。

载人航天工程得到中央批准后，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对此，钱学森自豪地说：“王永志是我推荐的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年轻时就崭露头角，他大胆进行逆向思维，和别人不一样。”

中国载人航天的路该怎么走？王永志的想法是：一步到位。“怎样在人家飞船上天40年之后搞出一个飞船，能让中国人民感到自豪，还能壮国威，振民心！”王永志说：“这是当年在论证决策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重大问题，最终我们把目标锁定为三舱方案。”

当时，中国在运载火箭和应用卫星方面已拥有相当坚实的技术基础和丰富的研制实践经验，同时可以借鉴国外研制载人飞船的经验，因此可以直接瞄准国际上第三代飞船，即多人多舱的载人飞船，实现技术上的大跨越。

中国首创的“神舟”系列飞船就采用了三舱的方案。这一技术创新，凝聚了王永志及其同事们的心血和智慧。在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系统中，始终贯彻一个设计原则：一是故障工作，二是保障安全。多年来，王永志一直主张：载人航天工程中为确保安全所做的绝大多数工作，最好是备而不用，但一定要做到有备无患。“确保航天员安全”是重中之重，也永远根植在王永志的心中。

十年磨一剑。1999年11月20日，中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成功上天；此后，“神舟”二号、三号、四号无人飞船相继发射成功。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中国第一艘载人试验飞船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在这背后，谁又能知道王永志曾扪心自问过多少回：“为了确保航天员的安全，还需要再做些什么？”这个问题。

2004年2月2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奖大会正在隆重举行。当72岁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从胡锦涛主席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和奖金时，雷鸣般的掌声持久地响彻整个会场。

“荣誉属于整个群体，我是代表大家领奖的。”手握证书，王永志谦逊地说。在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上，王永志恰如其名——永怀壮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