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坚持从严管理干部_一、管理全面、标准严格

第六章

坚持从严管理干部

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既肩负着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管理的对象。能否管好干部，是全面从严治党成败的关键。正如习近平所说，“从严治党的重点，在于从严管理干部”。为此，要做到管理全面、标准严格、环节衔接、措施配套、责任分明，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

一、管理全面、标准严格

干部，《辞海》的解释是担任公职的人员，常与工人、士兵、勤杂人员相区别。有时专指担任一定领导工作的人。从干部的定义可以看出，担任公职的不管是普通公务员，还是有一定领导职务的人，他们既是国家各个领域中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引领者，又是贯彻执行者。干部承担的公职是党、国家和人民因信任而赋予其的职位，这意味着干部有责任、有义务在其位，谋其职。因此，服务好大众，为老百姓办事，廉洁奉公，是应有之义。如焦裕禄、孔繁森等一心为民的干部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怀念和爱戴，就是因为他们诠释了干部二字的真正含义。

但是干部也是人，也有人的七情六欲。庄子说，“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恶避就，固不待师，此人之性也”。意思是：声色、滋味、权势对于人来说，不用学习心里就会喜欢它，不用体验就知道它是愉悦人的。喜爱、躲避、厌恶、追求，根本不用人教就会，因为这是人的本性。权力是一种政治责任，也具有天然的腐蚀性，对权力因为能“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作为“关键少数”且手中握有权力的领导干部，手里的审批权、监管权等权力，如被滥用，腐败就会应运而生。

腐败的产生就在于官员利用出身背景、政治地位、经济权利、熟人关系进行结党营私、徇私枉法、颠倒黑白等各种犯罪。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面临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复杂严峻，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一些腐败分子一意孤行，仍然没有收手，甚至变本加厉。从已经查处的案件和掌握的问题线索来看，一些腐败分子贪腐胃口之大、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塌方式腐败”！腐败危害人民利益、社会稳定、国家政治安全。要制约腐败，就要从严格的标准、措施、纪律入手，从严管理干部。

第一，全方位从严管理干部。干部队伍的素质优良是我们党建设事业成败的决定因素。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和他的一个亲属谈话时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官员如果贪污受贿，营私舞弊，胡作非为，其结果只能是民怨国衰。

从严治党，从严治吏，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干部管理上，长期以来存在失之于软的现象。这些年从严治党一直在提，也有很多规章制度，但对干部的管理依然存在好人主义盛行的问题。对违反原则的人和事，上级对下级，重选拔轻管理，忽视干部的教育培养和日常监督；对出现的小问题、小毛病要么护着、捂着，要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直到演变成大问题、大毛病，捂不住为止。下级对上级，因为怕被整治，不敢提醒、不敢批评，更别提纠正。很多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就是这样倒下的，刘铁男的事例就很典型。

2012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实名举报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刘铁男伪造学历、官商结盟，帮助他的家人骗取贷款等问题。按常规，本单位接到举报后，要做好调查工作，核实举报是否真实。然而国家能源局却在第一时间矢口否认。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在干部管理上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缺乏有效、直接的干部监督管理体制。管理干部的部门有组织部、纪检监察和人大、政协等相关的部门，看似很多部门都在管，而实际上是没有部门真正管。部门之间管理主体分割，没有形成管理的合力，真正垂直监管的部门和力度都欠缺。组织部看似在管理干部，但也只在要提拔干部时，去进行一些调查、民主测评等活动。普通干部的垂直监管，有单位的规章制度和领导监管；而对一把手的垂直监管，本单位的纪委书记难以监管一把手，普通干部不能去做、也不敢去做。没有相应的垂直管理体制机制，导致腐败多发，这些拥有权力的领导也成为“高危”群体。一把手的决策行为、资金的使用等没有受到直接、严格的监督和制约，事实上，没有确实的人和部门在监管他们的行为，导致监督管理工作出现盲区。2014年9月24日，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受贿案一审开庭，在法庭最后陈述中他痛哭流涕地说：“我如果按照党的纪律严格要求，也不会犯法！”回头细数，不少落马领导干部忏悔时都会提到，“如果组织早点提醒自己、处理自己，就不会在违纪违法的道路上走那么远”。由此可见，如果权力在滥用之初就受到来自上级的直接监管和来自下级的批评、建议，就能有效防止腐败的发生，避免党培养多年的干部走上歧途。

其次，在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上，国家层面有《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规，各级各部门也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但有的规章难监督。原因有三：一是有些制度和规定不够完善，不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有些新老条款互有交叉又界定不清；有些现实情况太新与旧条款找不到对应；有些新条款的处罚规则与老条款的处罚规则不一致；有些条款规定模糊，不够明确，缺

乏可操作性。二是程序有人监管，过程难于监督。有些规章制度制定出来挂在墙上，领导干部和监督管理者对照规章制度，标准、程序都合纪合规，但是实际操作中，过程缺乏监督管理，监督的依据、标准和保障都缺失，所以才会有“潜规则”之说。如在选拔干部时，标准、程序都符合要求，但在过程中还是存在难以监管到的暗箱操作：上级暗中打招呼或上级说了算，造成明面上选拔程序都符合规定，而事实上监管“虚化”。于是出现一些干部违规提拔、带病提拔，严重的地方导致出现“塌方式”腐败现象。如山西省2011年产生的13位常委已有7人调任或下马。调任的2人是省委书记袁纯清、组织部长汤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先后落马的5人是分属山西省委、政协、政府“三套班子”的金道铭、令政策、杜善学、聂春玉、白云。习近平指出：“腐败问题与政治问题往往是相伴而生的。搞拉帮结派这些事，搞收买人心这些事，没有物质手段能做到吗？做不到，那就要去搞歪门邪道找钱。反过来，如果有腐败行为，那就会想着如何给自己找一条安全通道，找保护伞，就会去搞团团伙伙，甚至想为一己私利影响组织上对领导班子配备的决定。”这些腐败问题与政治问题结合而导致的团团伙伙腐败，都是由于“潜规则”无法监督管理造成的，因此，堵住“潜规则”漏洞，做好过程的监督管理很重要。三是领导决策难于监管，特别是对“一把手”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督。这些年，“一把手”关于重点工程的决策，没有听证会、没有专家充分论证，少有民主决策，除非有人举报，否则难于监督，导致腐败高发和群众意见很大。

要逐渐纠正好人主义，使官员畏惧而不敢乱作为，必须把全面从严管理干部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的全过程。

第二，管理全面。“所谓管理全面，就是从年轻干部到离退休老同志要实现全覆盖，重点是各级领导干部和身处关键岗位、掌握大量公共资源的干部”。

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严格管理。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要求对干部的全面管理，特别要求从各级领导干部和身处关键岗位、掌握大量公共资源的干部重点开始，这是因为各级领导干部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方针、政策的执行主体；领导干部直接关系着一个地方政治生态、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对领导干部的全面管理，关系着一个地方和谐干群关系的建立，因为，他们是广大干部的表率，是人民群众的表率。在这方面，历史是一面镜子。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的大会召开之前，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就是“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领导干部能从那些违法犯罪、腐化堕落的案例中吸取教训，警醒自己，时刻“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就能筑牢廉洁自律的防线，增强对奢靡生活方式侵蚀的免疫力。也只有领导干部管理好了，才能让广大普通干部不敢有贪腐之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

要加强对“身处关键岗位、掌握大量公共资源的干部”的全面严格监管。我们来看看这些年出现的“小官大贪”问题，一个典型事例就是马某。马某原是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秦皇岛市城管局副调研员，副处级干部。2014年11月，因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接受调查。在他家中搜出现金约1.2亿元，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一个地级市城管局的副处级干部，就能利用手中的供水权力，如此大肆敛财！这样“小官大贪”的例子我们还能找到很多，究其原因，就是公权缺乏有效监督和约束，成了个别人用来谋私利的工具。

腐败的发生与权力滥用、管理缝隙、监督漏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近年来“小官大贪”案频发，各界高度关注，也引起人们深刻思考。与“大官”相比，“小官”往往因其“小”而在腐败中具有某种“比较优势”。“小官”之“小”，主要言其职务、级别、地位、身份不高。其实，有些“小官”往往处于管钱、管物等要害部门或关键岗位，极易发生权钱交易。因其“小”，又不易引起反腐机关重视，其腐败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如果单位领导长期失察，有关方面监管不力，忽视了思想教育和权力监督，一旦事发被查处，往往已是“大贪”。小干部官虽不大，却握有实权，直接与基层群众打交道，腐败行为直接侵害群众的利益，往往使老百姓有切肤之痛，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对于广大普通群众而言，“小官”就是党和政府形象的代表者。老百姓从他们的一言一行中来认识和评判党和政府的形象。“一个支部一盏灯，一个干部一面旗”。如果身边的干部个个称职好样、廉洁勤政，人民就相信党和政府；反之，身边的干部贪污腐败，他们就会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和希望。“小官”腐败腐蚀的是社会风气，蚕食的是民众对反腐斗争的信心，损害的是社会和谐之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绝不可小视，切不能忽视或放任不管。“小官大贪”，其产生非一朝一夕，要消除隐形腐败的土壤，关键还要靠制度完善，强化监督，约束权力，透明用权。

要加强对干部进行全面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对干部的监督管理要抓日常、重平时，防患于未然。一是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上级党组织要直接担负起对下级领导班子和一把手监督的重要职责，可以通过畅通群众监督渠道、运用网络、干部监督管理信息库等多种方式，将领导干部履职过程中的各类信息全面记录下来，建立领导干部日常痕迹监督管理档案。及时准确掌握干部的情况，对领导干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廉政勤政、选人用人、生活作风等方面进行管理。及时发现领导干部思想上、行为上

的苗头性问题，推动各级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以促使领导干部讲规矩、守纪律，时刻自觉约束手中的权力。二是要对干部庸、懒、散问题进行管理。一方面，建立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规定。打破干部到年龄、犯错误才能下的惯性模式。建立区分不同情况并更加细化的问责机制，如对能力不适的干部要进行提高能力的教育培训；对缺乏精神状态的干部及时敲打提醒，同时也要健全激励机制；对既不想干事，又不会干事、干不成事的干部，要及时作出组织调整。另一方面，要治理“好人”现象。加强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对单位或部门的主要领导和分管副职的管理行为，也提出了治理“好人”现象的更高要求。首先，单位或部门主要领导除了完成本职工作，还要切实做到从严管理干部。主要领导不能以围绕单位本职工作进行粗线条的管理为主，而忽视对干部细节问题的管理。对应作为而不作为、作为不到位等情况要实施无为问责；对查实存在小的违纪行为的干部不包庇袒护，要实施过错惩罚；对违反规定和原则的人和事、对工作不力和作风不正的干部要严格处理，对出了问题的干部要惩罚。其次，分管干部工作和业务工作的领导要担负起从严管理干部的责任。对工作缺乏事业心和责任感，对职责范围内的事总是敷衍塞责的干部，要及时进行调整；对不能胜任现职岗位工作，或所负责的工作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干部，应当及时进行调整；考核为不称职的干部，应根据具体规定分别做出处罚。三是要克服干部管理的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就要形成常态化、制度化的管理方式。习近平总书记说：“党的各级组织要积极探索纪律教育经常化、制度化的途径，多做提提领子、扯扯袖子的工作，使党员、干部真正懂得，党的纪律是全党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严格遵守和坚决维护纪律是做合格党员、干部的基本条件。”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我们党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2013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提出“抓紧制定和修订一批重要党内法规，力争经过5年努力，基本形成涵盖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主要领域、适应管党治党需要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框架，使党内生活更加规范化、程序化，使党内民主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使权力运行受到更加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使党执政的制度基础更加巩固，为到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打下坚实基础”。这是党历史上第一次编制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在现实工作中，一些党员干部包括少数领导干部，只是把党章和法规看作一种学习材料，同自己的工作、生活并无干系。《纲要》的实施，则是以制度的形式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监督和约束。

第三，标准严格。“所谓标准严格，就是要以党章规定的干部条件为依据，不能把干部管理标准降低到不违纪违法就行的低水平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执行党的纪律不能有任何含糊，不能让党纪党规成为“纸老虎”、“稻草人”，造成“破窗效应”。凡是违反党章和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的行为，都不能放过，更不能放纵。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但是，前些年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对待犯了小错误的干部，往往只考虑到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而没有顾及实际的危害，采取先开除党籍这样的处分，以致一度时期很多人入党的动机之一是作为犯错后的保底；有些干部问题严重了，才招致免职，有些还能保持级别、待遇不变，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干部违纪违规的风险和成本，而对干部惩戒上失之于宽，必然导致管理效果的弱化。

这些年，在干部监督上，有相当一部分进行监管党员干部的组织、部门，习惯于把防线只设置在反对腐败上，认为只要干部没有腐败问题，其他问题就都可忽略不计，没有必要加以追究，也不愿意加以追究。有的干部也认为，自己没有腐败问题就行了，其他问题都不在话下，没有什么可怕的。干部队伍除非严重违纪违法，才会按党纪、政纪来处罚。多数时候，普通干部犯了错误，最多接受领导批评，高层领导最多接受诫勉谈话，离职、开除只用于严重违纪违法，因此，一些干部思想上出现松懈。

要用严格的标准打造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1月28日至29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好干部的五条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标准已经明确，关键在于如何去达到这个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还进一步指出，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自身努力是内因，组织培养是外因。内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每名干部要自觉约束自己，努力提升自己。外因在于选人用人工作要规范，要让领导干部明白想在更高的位置上为人民服务，那就必须肃清思想，摒弃当官发财的想法，做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干部。

要建立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建立健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是长期以来面临的一道难题。干部能上涉及对干部的选拔任用，干部能下涉及机制和标准问题。要破解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难题，首先，要制定出不称职干部的标准。标准问题是实现干部能下的关键问题，什么样的干部应该下？至少可以有三项标准：德才标准、业绩标准、民意标准。有了这三项大标准，还要有具体、可操作的细则标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虽然对干部免职、辞职、降职的情形作了原则性规定，但还需要具体化，才能据此来操作。其次，要有相关机制。干部怎么下，可以用竞争上岗、考核淘汰、问责处理这三个机制来明确。当然，这三个机制也需要具体、细化、可操作。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