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曾国藩的治家方圆绝学
曾国藩在治家上把平民生活的过程概括为：“早、扫、考、宝、书、疏、鱼、猪”治家八字诀。他反复告诫子弟：“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在勤俭持家、耕读传家、孝悌为先的指导思想下，他营造了一个家族和睦、和谐、和气、和美的盛况，尽管是侯门大族，100多年来未见有纨绔子弟，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教育思想的成功。
家和则福自生
曾国藩语录：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家齐因安宁”。幸福和美的家庭，是我们的港湾、驿站，给我们身心愉悦，情感慰藉，给我们的事业发展以坚实的支撑。
我们提倡建立和谐社会，而家庭和谐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孔子说的“礼之用，和为贵”，是和谐论的集中表述；《中庸》甚至把“和”看作“天下之达道”。《中庸》引《诗》说：“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
治家是儒学理想的一部分。在宗法观念下，个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曾国藩在治家方面也颇有心得。他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六日的一封家信中说：
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
意思是说，在一个家庭里，家和则福自生。兄言弟从，弟请兄允，一家人融洽相处肯定会发达，相反兄弟阋墙，婆媳扯皮，夫妻计较，这样的家没有不败落的。
他又说：
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
所以，曾国藩坚持“和气致祥”的观点，认为“凡一家之中，……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
曾国藩全家兄弟姊妹共九人，曾国藩作为长子，对待兄弟竭力爱护，而不是姑息纵容。他常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曾国藩无论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总是百忙中写信教导诸弟做人，督促他们的学业，尤其注重孝友耕读，绵延世泽。同样是在这封家信中，我们看到了曾国藩对几个弟弟的劝告和教导。他说：
……四弟天分平常，断不可一日无师，读书改诗，断不可一课耽搁。伏望堂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四弟季弟从觉庵师，其柬修银，男于八月付回，两弟自必加倍发奋矣！
六弟实不羁之才，乡间孤陋寡闻，断不足以启其见识而坚其心志。且少年英锐之气，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学，即挫之矣，欲进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许肆业省城，则毋乃太挫其锐气乎？伏望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读书，其费用，男于二月间付银什两，至金竺虔家。
除了念念不忘几个弟弟的学业之外，他还教导几个弟弟在家中要做个懂得孝悌之人。他说：
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二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务使祖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
曾国藩深知，要维持家庭的和睦，必须每个人都贡献力量，而且是毫无怨言地为家付出，毫无私心地帮助对方，兄弟之间、家人之间才能真正相处地愉快、和睦。
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上了战场。曾国华战死在三河镇，曾国葆病死在围攻天京之时，兄弟五人中，以曾国藩、曾国荃成就最大。曾国藩给曾国荃写的家书也最多。曾国荃这个人勇猛但是也很狂妄，曾国藩既赞赏他的勇猛，但又对他的狂妄很顾忌，并为之担心，于是想着法儿地百般维护。兄弟二人同朝为官，为了避免被人猜忌，曾国藩还曾一度想要自愿牺牲自己，退出仕途，来成全弟弟曾国荃的发展。另一个弟弟曾国潢则长期在家里操持家事，赡养父母，这也就解除了兄弟们治军从政的后顾之忧。曾国藩非常感慨地说：“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亲人之间应当坦诚相待，相互帮助。曾国荃就给曾国藩提过意见，说他表情太严肃，常让人下不了台，在兄弟骨肉间也不能营造活泼的气氛。曾国藩虚心听取了弟弟的意见。
在教育后代上，曾国藩也是费劲了心思，他强调“身教重于言教”，常从自己的亲身体会出发，以商讨研究的口吻，指出儿子在学习中的进步和不足，收效显著。曾国藩曾说：
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
正因为有曾国藩的这种警醒，才使得曾家成为罕见的特例：曾国藩封侯拜相；两个儿子中，曾纪泽成为清末颇有影响的外交家；曾纪鸿有极高的算学天赋，是清末著名的数学家。
曾国藩从来不因为自己是家中长子长孙，并且为官最高，权势最重而骄傲自满，责骂他人。他与父母亲族、兄弟姐妹相处和睦，处处以宽厚行事，以身作则，使得曾家族跳出了“富不过三代”的怪圈，成为了百年而不衰之家族。根据调查，曾国藩及其四兄弟，绵延至今190余年间，共出有名望之人才240余人，每一代都有杰出的人物出现，而没有出过一个纨绔子弟。
一日一心得
家庭是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组成的特定的社会心理关系，是一种最亲密的人际关系类型，家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互相促进，使家人相处融洽，互慰互谅，家庭中充满温暖感。反之，如果连和家人之间的关系都处理不好，那更不可能处理好和朋友、同事、上司等之间的关系。另外，家庭和睦会带给一个人内心的安宁，这种力量会让他在事业和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顺畅、更稳当。
孝友为本，感恩亲情
曾国藩语录：科名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谓禄仕可以养亲也。
亲情是一个人善心和良心的综合表现。孝敬父母，尊敬长辈，这是做人的本分，是天经地义的美德，也是各种品德形成的前提，因而历来受到人们的称赞。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孝在礼仪中自然必不可少。司马迁说：“父母者，人之根本。”古人对孝非常重视，百善孝为先。百姓以孝治家，君主则以孝治天下。只有对父母能孝，才能对君主忠，才能对兄弟悌，才能对朋友信，才能对儿子爱，如此等等。
曾国藩认为：“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曾国藩的意思是：只有孝顺父母，友爱兄长才能使你福禄增长，健康长寿，家势好运经久不衰。
孝悌还包括兄弟友爱。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之一。“孝悌”本身包含两层意思：“孝”和“悌”，即善事父母和尊敬兄长。孝悌是相互联系的，是为了适应古代的家庭宗法制度而由孔子提出的关于如何管理好家庭的思想。儒家将“孝悌”视为“仁”的根本，从而提出来了一个与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曾国藩作为“最后一个大儒”，作为一个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面都做得很出色的人来说，自然在“孝道”方面是不会逊色的。
凡遇到什么事情没有做好，或兄弟子侄在道德学业上有什么缺失，曾国藩都要以不孝自责，对兄弟子侄更是谆谆教导。这一点也与其家庭影响有关。
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礼贤下士，对于那些老成端庄的人，他总是恭敬而不懈怠，其余各种人等也给予接待。孤寡老人生病无亲的，他都给予一定的济助。因而在乡里有极高的声望。
曾国藩的父亲竹亭老人对他的祖父星冈公也以孝顺闻名。据曾国藩说，星冈公对父亲竹亭督促最严，往往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呵斥。有时别人惹得他不高兴，他却痛责儿子，整日责备训斥。每当此时，竹亭则屏住气，靠着墙，面色和悦如初。星冈公晚年得了瘘病，动作不灵便，又说不出话来，如果要什么东西，就用眼睛示意；如果感到难受，他只能皱眉头。竹亭昼夜侍奉，常常能想父亲之所想。晚上侍奉父亲睡觉，因星冈公平素不愿常常召唤，而其他仆人又都不称意，每晚小便六七次，善解人意的曾竹亭常常在父亲要起之际，就拿来器皿。如此往复，没有一夜平安睡过。冬天父亲大便时，就让别人去移动手脚，自己用身体挡住。有时稍弄脏一点，就换洗父亲的内衣，挪动得十分轻微，事夜都这么小心。到白天，另一儿子曾冀云就来侍奉，侍奉起来和竹亭一样，久而久之，孙子、媳妇们，内室外室，且以之为乐，不觉得星冈公身上有异味。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熏染下，曾国藩确也成就了他为一代孝子的美誉。
曾国藩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三纲五常在他的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他也非常重视处理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强调以孝悌为本，把“孝友传家”作为自己家族的优良传统，也就是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曾国藩希望通过这些准则来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进而达到家族的团结和睦，从而使家族长盛不衰、香火永传。
曾国藩的孝道，主要表现在他的日记和家书里，他在家的日子少，因此就常写家书回家，既解父母的思念之苦，又教导弟弟子侄们。他给父母的家书总有一个格式，开头总是“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膝下”或“男国藩跪父亲母亲万福金安”，结尾则多用“男谨禀”或“男谨呈”等。他总是不时地向父亲禀呈自己的现状，同时嘱托兄弟、子侄多多来信呈报父母的身体状况。曾国藩关切父母、孝顺双亲的家书很多，如在家书中他说：
敬悉祖父大人病体未好，且日加剧。父率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无须臾之懈，独男一人远离膝下，未得一日尽孙子之职，罪责甚深。
母亲齿痛，不知比以前略松否？现服何药？下次望季弟寄方来看，叔父之病至今未愈，想甚沉重，望将药方病症书书明寄京。刘东屏医道甚精，然高云亭犹嫌其过于胆大，不知近日精进何如？务宜慎之又慎。
有时候，曾国藩要做一件事，父母不同意或想不开，他便去信开导，实在开导不成，事情便暂时放下。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在家书中时常劝导子弟要孝敬父母。如：
凡是子女孝顺父母，一定是做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亲戚们都依赖他，远近之人都佩服他，父母也因此而更爱他，这就是大孝。如果做人没有档次，办事毫无道理，为亲族所唾骂，远近之人都鄙弃他，从而给父母带来了羞辱，这样的人即使常常用美食供奉父母，并常常探视父母，也称不上是孝。
曾国藩对几个弟弟和子侄总是谆谆教导，他总是百忙中给诸弟写信，教导他们做人，督促他们的学业，关爱之情溢于言表。曾家兄弟姊妹共九个，曾国藩是长子，又早有所成，他对待兄弟的态度，是竭力地以德去爱护，而不是用姑息放纵来包庇他们，他在家书中说：
至于兄弟之际，吾亦唯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情同手足”是人们用来形容兄弟关系之亲密的，那么“亲如手足”的兄弟应该如何相处呢？曾国藩认为应该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并不以自己人生有成，在外做大官而自以为是，什么事情都靠“压”来使弟弟们折服。而总是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循循善诱，或委婉相商。
曾国藩认为，孝友为家庭之祥瑞。他对待子女、兄弟要求尽“孝”道，作为朝廷官员的他，常常会碰到忠孝不能两全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主张孝大于忠的。比如他坚决反对墨絰从戎，即守孝期间参与军事生活。他曾劝江忠源不要墨絰从戎，他自己却碰上了尴尬事。一是母死，朝廷又命他出来办团练；二是在办团练期间父死。面对这种忠孝不能两全的局面，他采取了一个特殊的姿态：出来为朝廷做事，但不受官职。作为朝廷重臣的曾国藩，也算是做到忠孝两全了。后来曾国藩夫妇先后去世，其儿子曾纪泽连续在家守孝六年之久。
曾国藩继承了民族的、先辈的传统美德，在“孝友传家”方面做得天然无缝。值得后人好好学习和借鉴。
一日一心得
家是一个人最坚实、最温暖的港湾，要想这个港湾能够随时为你提供靠岸的机会，就得精心维护才好。维护家这个港湾就是上要孝敬父母，中要友爱兄弟姐妹，下要教导子侄，营造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更有利于人格的完善和事业的成功。
身教甚于言传
曾国藩语录：惟正己可以化人，惟尽己可以服人。
在教育上，很多家长都懂得身教和言传的重要作用。口头上的教育、提醒和批评是免不了的，但是要注意方式和把握一个度，否则就会是“家长出了气、孩子不服气”，起不到应有的教育效果。而如果要求孩子做到的，家长先做到了，那么孩子就会更信服、更愿意听从家长的教导。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全部教育，或者说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教育都归结到榜样上，归结到父母自己生活的端正和完善上。”身教胜于言传的道理是值得提倡的。
据记载，汉帝刘桓是一个较开明的皇帝，又是一位较开明的父亲，在对待后代的教育上往往身教胜于言传。一次太子刘启和弟弟梁王刘武同乘一辆车入宫。当时规定，所有的人到司马门一律要下车，否则就要加以处罚。刘启仗着自己是太子，没有下车，直闯入宫去。公车令张释之见了，一面追上去阻止，一面将此事上奏帝。帝接到奏章，并没有把刘启大骂一通，反而自己特地脱下皇冠，恭恭敬敬地向张释之认错，说：“是我管教儿子不严。”刘启也深受感动，从此不敢再犯。
我们从曾国藩的《日记》《家书》《札记》中看到了很多他教导弟弟和子侄的道理、思想，以及见解，一些是汲取前人的思想精华，但有很多是他自己的思想认识和亲身经验的总结。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它不是个光严格要求弟弟子侄这样那样的人，他是一个自己先做到，然后再来要求他们做到的人。明代哲学家王船山曾说：“身教胜于言传。”曾国藩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说：“惟正己可以化人，惟尽己可以服人。”他主张欲正人先正己，只有自己做到了，一方面给他们树立了榜样，一方面就有资格教育他们像自己那样去做。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教往往是比言传更为有效的教育方式。
曾国藩是一个非常注意身教胜于言传的父亲。凡要求孩子们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每次他吃饭遇到饭里有谷时，从来不把饭一口吐在地上，而是用牙齿把谷剥开，把里面的米吃了，以此教育子女珍惜粮食。尽管政务繁忙，但曾国藩有时间就为他们批改诗，交换学习和修身养性的心得体会。
曾国藩书法源于深厚的传统帖学基础，习字极其勤奋，不管是驰骋战场，还是赋闲在家，都不忘事翰弄墨，他对于子女临习碑帖也极其严格，这在他的家书中屡屡可以见到这类记载。他要求子女勤练书法，但同时他自己坚持一生练习不辍。
曾国藩要求弟弟子侄要勤奋、节俭，他自己首先做到了这一点。他一生勤奋读书做学问，不让光阴虚度，在繁忙的治军从政和晚年患病后也始终如一。他几十年坚持写日记，即使在行军、生病的时候，也照记不误，直至临死前一天才停止。
曾国藩终生恪守“勤政为居官第一要义”。他的官箴是清慎勤，其中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他每日早上到晚上，不停地工作做事。主要公，都自批自拟，即使晚年右目失明，仍然批阅公，写作诗日记。
曾国藩秉性节俭，反对奢费，每食只吃蔬菜一品，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封疆大吏，位高权重也是如此，时人以其每食只菜一品，称之为“一品宰相”。
在为人做官修养，曾国藩十分重视以忠、孝为中心，以仁、义、礼、智、信为基础的思想道德建设，同时还重视家庭伦理道德建设，能时刻检讨自己，自警、自省、自律，慎独、慎初、慎微，力求心安理得，努力上进。他做官几十年，从来不取来历不明的钱和物，发誓不靠做官发财。曾国藩勤政、清廉、尊重长辈、爱护兄弟、关心子女、善待同事亲友邻里，真正称得上在朝忠、在家孝的楷模。
而所有的这些，曾国藩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之中，曾国藩既是父亲又是朋友，既是经师又是人师，子女无不将父亲视为自己的人生偶像和坐标。在这种情况下，他严格要求弟弟子侄们也照样去做，也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曾氏家族有着良好的家风，据调查，曾国藩及其四兄弟家族，绵延至今190余年间，共出有名望的人才240余人，没有出一个纨绔子弟。如此长盛兴旺之家，在古今中外皆属罕见。由此就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是非常成功的。
一日一心得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最富于模仿性的生物，人是借助模仿来学习他最早的功课的。”父母是孩子最接近、最容易模仿的对象，所以，如果不想在孩子身上看到自己失败的样子，那就自己先做个成功的人。
无规矩不成方圆
曾国藩语录：凡家道所以持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
曾国藩说：“凡家道所以持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他认为，家道能够持久的，不是凭借官爵地位，而是因为有长远的家规，并且大家共同来遵守这个家规的结果。
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初四，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昔吾祖星冈公(曾玉屏，曾国藩祖父)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持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在给曾国潢的信中也提到：“余与沅弟(曾国荃)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
曾国藩一生把“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奉为圭臬，自己努力实践，恪守不逾，并且苦心教育曾家子弟恪遵家教，谨守家风，造就了曾家人才辈出的局面。
具体来说，治家八字诀的内容分别为：所谓书，就是指读书习字；蔬，就是下地种菜；鱼，就是池塘养鱼；猪，就是喂猪养畜；早，就是早起；扫，就是扫地清洁；考，就是祭祖；宝，就是亲族和睦。这八个字包括四个面的内容：读书、耕作、孝友、睦邻。书、蔬、鱼、猪、早、扫，属于“耕读”范围，是农家应有之义，它的核心是勤俭。曾国藩非常看重“读”和“耕”，在教育子弟家人时，他常以‘耕读’或‘半耕半读’来概括。耕读二字看似平常、实则蕴深刻的道理：耕，使人足衣食，并养成勤俭习惯，砥砺品行；读，使人长知识，明白道理，懂得如何做人。并要疏远六种人：风水先生、算命之士、医生、和尚、巫道及寄寓他人家中者。他认为一个家庭的兴衰，不在于一两个人做了大官，而在于子弟的贤与不肖，而子弟的贤肖六分禀于天性，四分在于家教。
以上的八字诀也被称为“八宝”，除此之外，还有“八本”、“四字要诀”、“三致祥”、“三不信”等家训内容。
具体说来，“八本”即：读书以训诂为本，诗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三致祥”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三不信”：不信僧巫，不信地仙，不信医药；
“四字诀”：勤俭孝友（勤劳俭朴持家，孝敬父母长辈，友好兄弟姐妹，团结左右邻居）。
曾国藩在上述家训之外，还立有曾氏家规：一、教亲悦心，尊师扶幼；二、世袭立嫡，承嗣立长；三、嫡宗不婚，子嗣敏聪；四、抚子继嗣，同宗择侄；五、招赘为嗣，宗圣脉混；六、**邪**，圣规则罚。
曾国藩修身治家的思想，应该说基于其父祖。曾家是中国传统社会耕读家庭的典型。曾国藩继承了祖父、父母倔强刚毅的性格，又将他们拙诚、仁孝、勤劳的品格发扬光大。曾国藩家教理论的核心思想为：以“八本”为经，以“八宝”为纬，以“四字要诀”、“三致祥”、“三不信”穿插其中，经纬连贯，脉络相通，形成了一套治家的完整可师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关于教育后代的核心理念，反对孔孟朱子颜氏等著名家训所一贯坚持的学而优则仕的学说，并付诸实施。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的曾氏后人。它对当今社会几乎每个家庭所面对的教育困惑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日一心得
现在的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可怜天下父母心，这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想让自己的孩子真正成才，能够在这个社会立足，首先要做的不是他们成龙成凤，而是让他们成人。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优秀的品德和练好的心理习惯，才可能用一种成功的方式去思考问题，面对困难，迎接挑战。
兴家之道在于勤奋
曾国藩语录：即令世运艰难，而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则败，一定之理。
曾国藩一生勤奋好学，小时候的天赋并不高，但他一直以“勤”、“恒”二字激励自己不断学习。曾国藩一生勤俭，可以说勤奋是深入他的血液的。
曾国藩家训日课有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前面的三条我们在之前的章中都有介绍，这第四条就是讲勤奋的。
曾国藩认为：“勤则兴，懒则败，一定之理”。关于这个“一定之理”，曾国藩曾于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初三日作了题为“习劳而神钦”的长篇大论专门来说明：
对于习惯勤劳的人，连神灵都要敬重。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无论贵贱、智愚、老少，都贪图享受，不愿吃苦，这是古今都相同的。一个人每天所穿的衣服，每天所吃的饮食，跟他每天所做的事情，所出的力气相称，那么其他人就会认同，神灵也会保佑，认为此人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好人。种田的农民，织布的妇女，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但收获的不过几石粮食，几尺粗布；而富贵人家，整年安逸享乐，无所事事，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豢养着很多下人，整天高枕无忧，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公平的事情，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这样的事情能够长久下去吗？古代的圣明君王，贤德大臣，如商汤通宵达旦地工作，周王因为工作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周公废寝忘食，坐着等候天亮，他们每时每刻都用勤劳来激励自己。《天逸》这篇章中说，一个人如果勤劳就会长寿，一个人如果贪图享受就会死亡，这是屡试不爽的事实。如果真的为自己着想，就必须学习技艺，磨练自己的筋骨。遇到困难，就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为自己壮胆打气，自己一定要身体力行，居安思危。只有这样，才会增长才干，增加智慧。如果为了天下人着想，自己就必须忍受饥饿劳苦，只要有一个人还在受苦受累，就应该算是自己的过错。大禹治水，历尽艰辛，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为了天下人谋利益，不惜头秃顶，脚生茧；他们都心甘情愿承受艰苦，为拯救百姓而不辞辛苦。因此，荀子十分推崇大禹、墨子行为，就是因为他们勤劳的缘故。
自从办团练起兵以来，我经常看到那些有一技之长能够忍受困苦的人都得到他人的重用，得到人们的称赞。而那么缺乏才能，没有一技之长，又怕苦怕累的人，都被人们唾弃，最后忍饥挨饿而死。所以古人认为，勤劳的人长寿，**佚之人夭折；因勤劳而有本领就被重用，因逸乐而无本领就被遗弃；勤劳的人，能够普度众生，神灵就会保佑；**乐的人没有任何价值，神灵就不会保佑。所以，君子要想得到神灵的庇护，最好的做法就是勤劳。
曾国藩认为，勤之道有五：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亦通。五者皆到，无不尽之职矣。
曾国藩并不只是给家人子女们讲大道理，而是首先自己以身作则，同时具体地规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以实现“勤”的目的。他的家书中写道：
戒惰莫如早起。
学射最足保养，起早尤十全妙方、长寿金丹也。
无作欠伸懒腰样子。
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椅、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菜四事，皆不可不为。一则上接祖父以业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
对于内眷、女儿、儿媳等，曾国藩也从不姑息，同样严饬勤劳。他规定：“亲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织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长上，温和以待同辈，此二者，妇道之要者也。”同治七年（1868）在金陵署，他的女儿等早已是贵不可言的千金小姐了，但曾国藩却给她们制定了每天习劳的繁重功课单，并写了四句话：
家勤则兴，人勤则俭。
能勤则剑，永不贫贱。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上验功课单。请儿妇、侄妇、满女知之。甥妇到（金陵）日，亦照此遵行。
曾国藩的很多要求中带着恨明显的时代烙印，但是要求家人不要染上官宦之气、勤劳持家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做任何事情，没有勤奋的精神是不行的。即使你有天赋，有聪明才智，但是不付诸于勤劳的工作中，那它就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收益。
一日一心得
一个人可以没有天赋，可以显得愚笨，但是“勤能补拙”，他只不过比别人多付出一点，晚成功几年。但是如果连勤奋吃苦的精神也没有，那他就没有机会成功了。
持家之道在于节俭
曾国藩语录：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节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持家的根本方略。《左传》中就有“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的论述。
生活节俭是一个人良好的个人修养的体现。诸葛亮曾在《诫子书》中说过：“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正体现出节俭对于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重要作用。事实上，自古以来，凡品德高尚者，大都注意勤俭节约。
北宋著名政治家、学家范仲淹当宰相后，仍睡木板床，铺旧棉被，用旧瓷器，吃家常饭，一次他生病，皇帝前去探视，看他太清苦，特赏给他一套精美的睡具和器皿，他没有用，皇帝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身为宰相，俸禄很多，我一铺张，下面的官员就会效仿，朝廷风气会变坏。”皇帝听后夸他：“真宰相。”
明代清官海瑞死后，点其行囊，只有“俸金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其俭素之德，令人赞叹。而周恩来总理又以“简朴”为座右铭，成为令人敬佩的领袖。不难看出，节俭对于修身养德是大有裨益的。
孔子主张“食无求饱，居无相安”，自认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甚至认为，一个人一旦崇尚节俭，以节俭为荣，就会主动控制自己无限生长的**，实现真正的自我控制，而不是随心所欲地去追求奢侈豪华的生活，从而把注意力转换到开创事业、追求成功上来。
可以看出来，节俭得到了人们的共识，也因此很多人用自身的实践来践行节俭这种美德。不得不说，曾国藩是这方面的榜样。
一个人很少有这种幸运，从生到死不为生计愁，一辈子都发达、亨通，一帆风顺。他总有拮据的时候，总有艰难和困苦的时候。因此，人们就该理性地去生活，居安思危，从长计议。曾国藩认为做到了这一点关键在于持家以节俭为主。
曾国藩出身农家，一直不忘俭朴之家风，即使身居高官，也从不奢侈。他曾说：“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他深知，“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
曾国藩深知这一点，因此做官几十年，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生活非常俭朴。他自己衣着朴素，布袍鞋袜，都是其夫人所做。吃的也是粗茶淡饭。即使是官至大学士，每次吃饭也仅一个荤菜，如果不是有客人来，从不增加。
曾国藩衣着简朴，三十岁那年，曾做了一件青缎马褂，但在家时一般不穿，只到新年时才拿出来穿一下。这件马褂收藏了三十年，几乎和新的一样。对此，他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
在江南总督署时，李鸿章请曾夫人和小姐吃饭。而两姐妹只有一件绸裤，为这件绸裤两个人争得哭哭啼啼。曾国藩知道了，也仅说了一句：“明年如果我还做总督，一定为你们再添一条。”两个孩子这才破涕为笑。
俭朴的曾国藩自然是和那些生活奢侈的人不愿意过多来往的。他的小女儿曾纪芬要出嫁了，那个时候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曾氏家族为湘乡第一显赫门第，按理所结亲家不说是豪门显族，至少也是达官贵戚，但是，曾国藩更重要的却是从家风和生活习惯上去考察亲家。
湖南有一家姓常的显贵家庭，几次都想和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但是曾国藩并不乐意，因为曾国藩听说这位常家公子生活习气骄奢跋扈，不可一世。他所穿的衣服极为华贵，他的仆从也气焰嚣张，更令人厌恶的是他倚仗父亲的势力作威作福。曾国藩担心常家儿子有官宦人家的骄奢习气，如果结成亲事，不仅会败坏曾氏家规，还会引诱曾家子弟好逸恶劳。于是对这门亲事明确给以拒绝。
对于弟弟家的婚事，曾国藩说，我不敢做主，但是亲家的为人如何，也必须从四方街邻那里去察清。如果是吸鸦片的，就绝对不能结亲；如果没有这种事，你们听听老人的意见，自己做主就行了。
我们再来看看曾国藩是怎么为家里的理财之事做出严格的限定的吧。他说：“从节俭到奢侈，跟下水一样容易；由奢侈返回到节俭，就像登天一样难。我在任两江总督时，还存下朝廷给予我的两万两银子。我当初没有料到竟有这么多，但像今天这样放手用去，转眼就会马上用光。他们以后持家，要学陆梭山的办法，将每月要用多少银子限定一个固定的数目，另外封好称出来。本月用完，只准有节余，不准有亏欠。衙门奢侈之风气，不能不彻底改变。我带兵之初，就立下志向，不取军营钱财来肥私囊，今天所幸这件事我基本做到了。但我也不愿子孙过于穷困，低三下四地去求别人施舍，只要靠你们大力推崇节俭的美德，善于操持以后的生活。”
他不但自己一生注重节俭，还不断地告诫后辈，一定要一边种地，一边读书，以保持先人的老传统，千万不要沾染半点官场习气，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或许还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曾对儿子约法三章：不许坐轿，不许使唤奴婢做取水添茶的事情；拾柴收粪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做：插秧除草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学。这样才能避免骄奢**逸。才算抓到了根本！
曾国藩在家训中，时时强调一个“俭”字。俭而不奢，家道恒兴。俭而不奢，居官清廉。这是中国的古训，也是曾国藩谆谆告诫子弟的重要方面之一。他赚国潢弟一联：
俭以养廉，直而能忍。
为了做到俭而不奢，曾国藩对子弟做了许多具体规定。例如：
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至嘱。
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
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车马，长其骄惰之气。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后娇惯则难改，不可不慎。
四轿（指四人抬的轿子）一事，家中坐者大多，闻纪泽亦坐四轿，此断不可……即弟亦只可偶一坐之。常坐则不可。篾结轿而远行，四抬则不可。呢轿而四抬，则不可入县城、衡城，省城则尤其不可。
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品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
“俭”字功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
衣服不宜多制。尤其不宜大镶大绣，过于绚烂。
如此等等，不尽列举。
过去生活艰难，如今走入了富人之列，亦或是位高权重，享受的条件充足了。于是，很多人放弃了坚持的原则和底线，忘掉了自己曾经历的苦难，抱着补偿的心理全身心地投入到享受之中。然而，一旦习惯了奢华的生活，那些优良的品质都会随着渐渐淡化，当有一天浮华散尽，留给自己的就只有令人反感的恶习了。因此，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人，一个能够成就大事的人，无论自身的地位和条件发生怎样的变化，他都能够做到严以律己，富而不奢，贵而不骄，不沉溺于眼前的富贵，遵循自己良好的处世原则，让辉煌的道路走得更长久、更稳当。
一日一心得
通常人们认为，节俭这两个字的含义应该是“省钱的方法”。其实不对，节俭应该解释为“用钱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怎样把钱花在最恰当的用途上。总而言之，如何把钱用得最为恰当、最为有效，这才是真正的节俭。
耕读是咱们的传家宝
曾国藩语录：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曾国藩不是什么教育家，但是他留下的《日记》《家书》《书札》中却留下了不少咀嚼有味、掷地有声的教育思想，值得后人研究和学习。比如：他认为，“人才随士风为转移，信乎？曰是不尽然，然大较莫能外也。”他认为环境对人的影响也很大，因而不愿家人住在长沙，宁愿住在偏僻的湘乡老家，理由就是(长沙)“风俗华靡，一家不能独俭”。但同时他认为人是可以改变士风和环境的，只要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此为种子即可。正如《原才》一中所说，“风俗之厚薄自乎一二贤者智者之心所向而已”。如此即可以转移习俗，陶铸一世之人。
然而，他最为人们所称道的，还是“耕读传家”的思想。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月十六日给他的几个弟弟的信中写道：“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在曾国藩看来，一个家庭能够兴盛不衰，人才辈出，离不开好的家庭传统。大致而言，官宦人家的子弟多骄，多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而不肯实干，因而很难有大的作为；商贾人家的子弟多奢，往往沉溺于享乐之中，乃至饱暖思**欲，也很难振作精神，干一番事业；工农家庭的子弟由于社会地位低微，生活范围狭窄，虽多朴实却被限制了眼界；读书人家庭虽知书明理，眼界较宽，却往往缺少吃苦耐劳的品德。比较下来，似乎只有半耕半读或半工半读家庭的子弟，比较有出息。由此看来，家庭对于后代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曾国藩兄弟几个从小就在父亲曾麟书的严格训导下刻苦读书，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家学根底。父亲曾麟书反复告诫他们读书是为了光大曾家门弟，是为了尽忠报国，是为了做一个明理君子的道理。曾麟书到了晚年，由于曾国藩兄弟大都取得了功名，从而他表示要把教导孙辈和管理农事的责任继续担当起来。
曾国藩出身农家，农业在他一生的经济和精神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曾国藩不仅将农业看作是治生之道，而且把重视农业看作是治家之道，将它视为家族兴盛的根本。
曾国藩是从这样的耕读之家成长起来的，加上后来久游官宦之间，对于家庭和家庭传统对于后代的影响十分注意。经过比较，他认为在农、工商贾、官宦等各种家庭中，以半耕半读家庭为最优，对于培养后代，延续家业兴盛最有好处，因而决心继承祖上遗风，以耕读孝友传家。
那么，具体来说究竟什么是耕读呢？所谓“耕”，在曾国藩看来，就是家中男子要耕地施肥，种菜(蔬)、养鱼、喂猪等；对家中女子主要是“学洗衣煮菜烧茶”、制鞋、做小菜等他规定的日定功课，如他规定女儿、儿媳每年必须做鞋一双以考其女红，必须“作些小菜如腐乳、酱菜之类”，并亲自检验。至于“读”，并不只是读四书五经，八股试帖之类为今后中举做官打基础的书，而是要读能经世致用的书。读书并不求其子孙做官发财，早日成名，只求其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如对其诸弟，在带兵后的读书只要求能写奏稿之类就行(曾国潢除外)。而对其子，则严格一些，从读书做到为人处世都有一定的要求，强调在博学基础上要有专攻。
同治六年（1867）五月初五日，老年的曾国藩在官场饱经沧桑后，给四弟的家书中总结道：“吾精力日衰，断不能久作此官，内人率儿妇辈久居乡间，将一切规模立定，以耕读之家为本，乃是长久之计。”
以“耕读”作为持家立业兴族之根本，以耕养读，以读促耕，并在此基础上加强道德修养，提升家庭化品位，是曾国藩耕读化思想及其治家思想的基本点。
曾国藩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作为出身耕读世家的曾国藩，既深受传统儒家化的熏陶，又受到近代“睁眼看世界”的化开放意识的影响。他的耕读化跳出了传统士大夫的耕读化理念。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读书的目的是“跳农门”，即“学而优则仕”，而农业则一般认为是“小人之事”，以致出现了“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现象，读书人对农业是不屑一顾的。而曾国藩耕读化思想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为人处事的经验，将农业视为持家兴族之道。对当今社会的治家理财和家庭化建设不无借鉴意义。如勤俭持家，戒奢去惰，克己自律，谦让除骄，礼尚往来，解危济急，和亲睦邻，周济戚友等思想，在当代中国家庭建设中也是值得提倡的。
一日一心得
家庭是一个人最初受教育的地方，也是受影响最大的地方，一个家庭的教育传统和风气直接影响着生活在这个家庭里的人以后会成为怎样的人。在现在来说，“耕”应该理解为劳动、行动，甚至是锻炼；“读”的方面，曾国藩强调的“读”成为明理的君子，至今仍然是有教育意义的。
曾国藩的养生与养性绝学
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他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他的养生理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普遍适用的。
养生先养心，养心先治气
曾国藩语录：
1.失意事来，治之以忍，方不为失意所苦。快心事来，处之以淡，方不为快心所惑。
2.血气盛，则克治难。欲养心者，先治其气。
曾国藩一生主静，他认为凡事只要能做到“静”就可以很好地解决问题，而很多时候之所以引起了冲突，就是内心不静的原因。在养生上，他更是强调“静”的作用。只不过养生的“静”还可以拓展为“淡然”、“淡泊”等。他说：“人心能静，虽万变纷纭亦澄然无事。不静则燕居闲暇，亦憧憧亦靡宁。静在心，不在境。”
由此，曾国藩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养生观点养生先养心。“心理平衡”是健康长寿的基石。所谓“心理平衡”就是心情要“静”，不能大喜大悲、大怒大哀等，也就是任何情绪都不能反应过度，要尽量地保持平静。
何谓“养心”？《黄帝内经》认为是“恬虚无”，即平淡宁静、乐观豁达、凝神自娱的心境。
中医认为，德高者五脏淳厚，气血匀和，阴平阳秘，所以能健康长寿。庄子说，有修养的人“平易恬，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管子言：“人能正静，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信而骨强”；荀子也说“有德则乐，乐则能久”；孔子精辟指出：“大德必得其寿”。唐代大医孙思邈则认为“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年”，“道德日全，不祈善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此养生之大旨也”。相反，德劣者往往病多寿短。
孔子主张“仁”，其基本思想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具体可以概括为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弟等。“恭”有谦逊、尊敬之义；“宽”有宽容、宽大之义；“信”有诚信、有信用之义；“敏”有勤勉之义；“惠”有柔顺之义；“智”有智慧、智谋之义；“勇”即勇敢之义；“忠”有忠诚、尽心竭力之义；“恕”有仁爱、宽宥之义；“孝”为善待父母；“弟”同悌，为敬爱兄长之义。一个人如果能仁全如此，其心境必定是欣慰和宽松，而不是懊恼、愤恨和作奸犯科后的恐惧，因此，“仁者寿”。善良者能获得内心的温暖，缓解内心的焦虑，故而少疾，恶意者终日在算计与被算计之中，气机逆乱，阴阳失衡，故而多病而短寿。
中医还有“易性”的养心方法。所谓易性，即通过学习、娱乐、交谈等方式，来排除内心的悲愤忧愁等不良情绪。具体方法因人因事而异，如“取乐琴书，颐养神性”，或“看书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或“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或“劳则阳气衰，宜乘车马游玩”，或“情志不遂……开怀谈笑可解”等等。事实上，图书、音乐、戏剧、舞蹈、书法、绘画、赋诗、填词、雕塑、种花、垂钓等，都可起到培育情趣、陶冶情性的防病治病作用，拥有它们必健康、长寿。
还有一种“养心”方法是哲理养心。主要是要掌握对立统一和一分为二的观点。明末清初著名哲学家王夫之主张的“六然”、“四看”可以借鉴。所谓“六然”，就是“自处超然”，即超凡脱俗，超然达观；“处人蔼然”，即与人为善，和蔼相亲；“无事澄然”，即澄然明志，宁静致远；“失意泰然”，即不灰心丧志，轻装上阵；“处事断然”，即不优柔寡断；“得意淡然”，即不居功自傲、忘乎所以。所谓“四看”，就是“大事难事看担当”，能担当得起；“逆境顺境看襟怀”，能承受得起；“临喜临怒看涵养”，能宠辱不惊；“群行群止看识见”，能去留无意。这样才能做到“知足不辱，知止不耻，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曾国藩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养心”的办法。他提出了四点。一是“慎独”，认识善恶，进行道德自省，心中安泰，清心寡欲；二是“主敬则身强”，一个人无论内外，皆须庄重宁静，对养生来说，就是这“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三是，“求仁则人悦”，胸怀万物，顺应天地之理；四是多习于勤劳，少安逸享乐，因为勤劳使人长寿，安逸使人早亡。
在养心的基础上，他认识到，要想真正达到养心的目的，首先要治气。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早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荀子认为，在人的生命运动过程中，“神”和“气”起着关键作用，故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所以，荀子的修身特别强调治气养心，他把“治气养心”和治学处世结合起来，称为“扁（遍）善之度”。
怎样“治气养心”呢？荀子将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治习性，陶冶性情。他主张针对各人性情上的弱点，在日常生活中反其道而治之。这样日复一日，跬步不休，陶冶性情，就能改善自身先天的禀赋，达到养心治气的目的。比如，有的人怒气盛，那就让他练习将心态变得平和；有的人血气刚强，那就让他练习变得柔顺一些，等等。
第二阶段是在陶冶性情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修养。其要旨有三：曰礼，曰一，曰诚。《荀子修身》曰：“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这里提到了“礼”和“一”，而“诚”则是前提。
而曾国藩主张用读书的办法来实现治气的目的，用读书养我浩然之气。做到心中坦然，精神愉快，这是人们普遍的养生经验，是长寿的最好的秘诀之一。而要做到这精神的愉悦和满足，当追求“以光辉灿烂的事物充满人心的学问，如历史、寓言、自然研究皆是也”。曾国藩多次强调这种读书对养生的作用。
他的两个儿子纪泽、纪鸿体质薄弱，曾国藩劝他们多读并多临摹颜字之《郭家庙》、柳字之《琅琊碑》和《玄秘塔》，希望以其丰腴的墨气、坚韧的骨力，充实他们的生命气质。他还希望他们在吟诗作字、陶冶性情时，学习陶渊明、谢朓的冲淡之味、和谐之音、潇洒胸襟……这也就是说，以化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再经由精神影响人的物质世界（生命体），达到养生的目的。
一日一心得
试着用一种平常淡定的心态去品味和珍惜人生中的酸甜苦辣，看透并超越人世间的成败得失，努力进取，让快乐伴随一生，有助于实现梦想。这是励志之言，而事实上，正确地待人待己，热爱本职工作，讲究生活质量，这不仅是做人做事的基础，也是养生防病的前提。
惩忿窒欲，少食多动
曾国藩语录：养生家之方法，莫大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
养生是个年轻而古老的话题。说它年轻，是因为近些年来人们越来越注重养生，养生已经成了人们保持健康最好的办法；说它古老，是因为它并不是现代人才认识到的，而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汉末的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明确提出运用医药的办法进行养生的观点。华佗授其弟子的五禽戏是导引练形以养生的早期记载，华佗授其另一弟子的漆叶青黏散则是延年益寿方剂的早期记载，可见华佗在养生的研究上的确有相当的造诣。还有源于老庄之学的、以恬淡虚无为主导的精神养生或精神调养。
健康、长寿是所有人的美好愿望，无论是达官贵胄、方外修真，还是三教九流、普通百姓，无不对此深切关注。曾国藩是一代大儒，他在修身、为官、治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甚至被称为“完人”。曾国藩被如此赞誉，也自然少不了养生这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曾国藩虽然终日忙于军政要务及应酬，但从未放弃对养生的探索和实践，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养生之道。其养生要言，见诸于《家书》《日记》及与朋友的往来书信中。
曾国藩的养生之说，大体不外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的《日记》中说：“养生家之方法，莫大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所谓“惩忿”，就是遇事不要烦恼，发怒，以心平气和对待之。所谓“窒欲”，就是对不良嗜好和私欲都要有效地抑制，不让其萌生，从而心怀坦白、天宽地阔、心身泰然。这样自然脏腑气血调和，生机勃勃。
在同治四年（1865）九月初一日，给儿子纪泽的信中对“惩忿窒欲”阐述得更详细。他说：
我对于所有的事，都遵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这两句话，即养生之道亦然。身体强壮的如果是富人，因为戒除奢侈会更加富有；体强的如果是穷人，因为节约便能够促使自己宽裕起来。节俭不仅是饮食男女的事，即便读书用心，也应当俭约。我在《八本篇》中言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又曾教你胸中不应当太苦，“须活泼地修养得一段生机”，亦去恼怒之道也。既戒恼怒，又知节俭，正是我的养生之道，除此以外，“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它”。
曾国藩将“惩忿”解释为“少恼怒”；将“窒欲”解释为“知节俭”，可见他主张在纵欲当中应略存节制的意思。
惩忿的目的是要人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环境，做到泰山崩于侧而脸不变色，心不跳。为此，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十三日他向冯树堂学了静坐之法。但显然，这不是短期内就能够养成的，例如道光二十四年的正月初一，他在日记中记载：“是日为车夫忿怒两次。”看来，这需要长期的练习才能出效果的。
窒欲是曾国藩的父训。初进京时，他的父亲就写信教他保身三要：“节欲”、“节劳”、“节饮食”。一个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被**牵着鼻子走，那这个人是不会有所作为的。
少食则来自孔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君子食无求。”对于饮食，曾国藩主张“少食”、“素食”、“清淡”。日常生活多以素食和蔬菜为主，“常食老米粥以疗脾亏”。“吾夜饭不用荤，以肉汤炖蔬菜一、二种”。他告诫子弟“夜饭不荤，专食素，亦养生之宜，且崇俭之道也”。他深知“脾胃为人后天之本”，膏粱厚味，肥鱼大肉，皆可损伤脾胃。“少食”、“素食”、“清淡”足可以养脾胃，脾胃得养，自然健康长寿。
关于多动，我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据医学家说，人过30岁以后，每过10年，心脏输送血液的能力就降低68(百分号)，血管壁受到的压力增加56(百分号)，肺活量也减少，一般老年人的肺活量只有年轻时的40(百分号)左右，肌肉弹性减弱。而减慢衰老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运动。可见曾国藩的“多动”还是有科学道理的。曾国藩认为，人体活动则气血和、经脉通；不动则病滞。他每天坚持饭后走一千步。他还告诫自己的子女、儿媳，要亲自种菜、养猪、织布、下厨，不要随便使唤奴仆。出门要多走路，少骑马坐轿。他在家训中说：“劳则寿，逸则夭。”他的儿子曾纪泽少年体弱多病，即命其每日早晚各步走五里路。坚持日久，便转弱为强。
一日一心得
养生首在养心，养心莫大于寡欲。人的**是很可怕的，很多人不能控制自己的**，结果被**拖进了毁灭的泥淖不得脱身，最后深陷其中。人们平常的喜怒哀乐、吃穿住行等都是一种**，有这种**是正常的，但是要控制一个度。在控制**的基础上，再辅以少食、多动等养生办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仁者自长寿
曾国藩语录：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大于礼。
儒家倡导积极入世的人生价值观，他们的养生长寿之道也是这样，人们熟知的“仁者寿”，便集中体现了儒家积极进取的养生观。
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仁者的情趣在于山水之间，也必然会心静、常乐。而一个经常能保持平静心态却又无愧疚感的人，必定是乐观无忧的人，这样的人生怎么会不长寿呢？
众所周知，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儒家把具有仁德的君子作为最理想的人格。君子必仁，只有仁者才可称谓君子。儒家所说的君子或者仁者，必须具备舍生取义、爱财取之有道、不唯利是图等道德品质。也就是说，要想成为一个君子或者仁者，你必须是一个有大德、有高尚人格的人，否则，和禽兽无异。
《孟子?离娄下》中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看，第一，在家庭，要讲“孝悌”。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就会使家庭成员和睦相处，家和才能万事兴。同时，一个人在家庭能尽孝悌之道，那么，他在社会上就会有良心善行，对他人就会有慈爱之心。第二，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要讲温、良、恭、俭、让、宽、信、敏、惠、刚、直、勇、忠、诚，要有爱也有憎，爱憎分明。第三，统治者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当权者要“为政以德”，要“养民也惠，使民也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等等。
概括起来，就是不论是家庭、社会，也不论是当权者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如果人们都能立足于爱，都能与人为善，同别人和谐相处，互不猜忌，不搞内耗，那么，就能营造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生存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忧患，心态宽松，胸怀坦荡，当然也就有益于养生长寿了。
儒家还认为，“仁者爱人”，还要“爱物”。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意思是说，人只要能仁爱百姓，就一定能爱惜万物，爱惜大自然。既能爱人类自身，又能爱万物与大自然，这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仁。假如只为了人们自身的眼前利益，而破坏了生态平衡，违背了自然发展规律，那么人们也得不到真正的长远的利益。相反，如果人们就像爱惜自己那样去爱护万物、爱护大自然，努力保护生态平衡，那么，就不仅顺应了自然发展规律，而且也能惠及人类自己。
把这些综合起来看，就是孔子提出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曾国藩对此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
一阳初动，万物开始生长的时候，心中不生愤怒、不生仇怨，这是“仁”的源泉，可以用来养肝；内心在平静中思考，外貌恭敬谨慎又充满威仪，安详不骄傲，威严而不凶猛，这是“礼”的举动，可以用来养心；饮食有节制，起居有规律，做事有恒心，举止从容不迫，这是“信”的表现，可以用来养脾；胸襟宽广，大公无私，顺应事物变化之道，做事要心安理得，合乎天理法度，这是“义”的表现，可以用来养肺；心有安定，气机要稳定，神要安详，身体要安宁，这是“智”的源泉，可以用来养肾。
曾国藩认为五常的五个方面正好和身体的五脏是对应的，做到了五常，也就修养了五脏。
曾国藩在《内圣》上篇说：“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求仁，从本性上讲就是说有爱民惜物之怀，大公无私，所以人我共悦。“仁”的意思是爱，爱己、爱人、爱物，便合成为仁。曾国藩在《王船山遗书序》中又说：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言执礼；孟子亦仁、礼并称，盖圣王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大于礼。”
内圣心法的精髓都在这段话中体现出来了。从内容上讲，要求得内心上的安宁，内心上的平衡，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统一，“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大于礼。”换句话讲，对内有了仁爱心，对外有了平等心，就可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这是修身养性的根本，也是成人成事的根本智慧、大本之源。
曾国藩在《内圣》上篇中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说：有了仁爱之心，便心胸安泰而自身强，内省不疚而心泰，爱民惜物而人悦，内诚外信而神钦。身心两健，人悦神钦，怎么不是“第一寻乐之方”呢？
“仁者”是“仁爱”、“仁厚”、“仁义”的人。“大德必得其寿”，说的是胸怀宽阔，充满爱心的人一般都长寿。
仁者之所以能够长寿，就是因为他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万物生灵，也无愧于自己的良知，他的胸怀永远是坦荡无疚的。养生、健康、长寿，除了科学的营养与积极的锻炼及医疗保障外，加强修养，使自己成为志士仁人，始终处于最佳精神状态，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一日一心得
一个人如果按照君子或者仁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么他就可以做到内心平静、乐观无忧、与人和谐相处、没有愧疚心理、热爱自然，等等。总之，一个仁者，他的身心是被愉悦和美好包围的，没有任何负面的东西来刺激和损伤，这样的人自然是会长寿的。
“四必”调养身心
曾国藩语录：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
曾国藩为晚清权臣，一生体质弱。他早年读书又太过于清苦，常常感到“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在为官间隙，较多总结了养生之道。很多人都知道，曾国藩在家书中强调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有病时慎吃药，无病时可偶服补剂调理。他还强调每天要做好两件事，即“起得早，勤洗足”。青年**在1917年4月的《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中，说他师法“曾正（曾国藩）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
其实在养生方面，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提到的是：养生六事必有常，“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用，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而他尤其提倡的是“视息眠食”，也就是“视必垂帘，息必归海，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归海，谓藏息于丹田气海也；垂帘，谓半视不全开，不若用也；虚恬，谓心虚而无营，肤虚而不滞也。谨此四字，虽无医药丹决，而足以却疾病矣。”
曾国藩悟出了这一养生之道，具体来说：
“息必归海”，是呼吸应当深沉，达到并藏于丹田，即气息要进入体内深处再呼出。这是历代养生家所注视的。
“视必垂帘”，是练气功时眼睛不能睁开，也不能闭拢，只能处于“半视不全开”之中。而对于更广泛意义的养生来说，长时间地看书、观景物，必须不忘经常眨眨，让眼皮垂下，闭目养神。
“食必淡节”，是进食一要淡，二要少。饮食要清淡，食量要节制，不要过快、过饱。古人言：“食淡精神爽”、“饮食多则气逆、百脉闭”。食淡又少，保持腹中空虚，才能气在体内运行。我们现在提倡“吃饭要吃七八分饱”、“不要太油腻”、“吃饭要细嚼慢咽，不提倡狼吞虎咽”等现在养生常识都是相吻合的。
“眠必虚恬”，是人在睡觉时，要让一切烦恼事丢之脑后，安安稳稳地睡觉。也就是心思应处于空虚状态，无牵无挂，无忧无虑。如果心事重重，则转辗难眠，夜不成寐，必然损心劳血。
曾国藩还有“养生之道，莫大于‘眠食’”之说。多次强调，养生要在“眠、食”二字上下功夫。他认为：眠，不一定要睡得久，只要睡得香；吃，应少食多餐，“食之甘美，即胜于珍药也。”这除了他接受其先祖的教训外，也有他自己的经验。如他在同治二年（1863）四月初八日记中说：“余少时读书，见先君子于日入之后、灯上之前小睡片刻，夜即精神百倍。余近日亦思法之，日入后于竹床小睡，灯后治事，果觉清爽。余于起居饮食按时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为，庶冀不坠家风。”
起居饮食，既有规律，又有定时，这与现代的卫生学非常相符合，我们在追求身体健康的同时，更要求精神上的愉悦，曾国藩之说，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佐证。
一日一心得
睡眠和饮食是养生的两大课题。中医养生名著之一《养生三要》里说：“安寝乃人生最乐。古人有言：不觅仙方觅睡方……睡足而起，神清气爽，真不啻无际真人”。睡眠与健康是“终生伴侣”。一个人一生中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枕头上度过的。如果不能很好地睡眠，那至少有1/3的人生是虚度的。饮食是人体能量的来源，想要保持人体的正常、健康运转，那么在保证饮食的前提下，还要科学饮食。
“君逸”和“臣劳”相结合
曾国藩语录：“君逸臣劳”，唯有结为一体，方不失为完整的养生之道。
春秋时期，有一天晋国派了一位使者到齐国。负责的官员问齐桓公：“要怎么款待使者？”齐桓公说：“问管仲。”又有一位官员向他请教其他政务，齐桓公又说：“问管仲。”
宫中的小丑感到不解，笑着对齐桓公说：“如果什么事情都去问管仲就能解决的话，那做君主的不是会太享受了吗？”齐桓公回答说：“你这个小人物懂什么，居上位的人那么辛苦地寻找人才，就是希望得到人才而用之，自己也才可以享福。如果一个君主忘了善用人才，一个人拼命地工作，什么事都靠自己，好不容易发掘的人才，也就无事可做了。所以寡人发现管仲这个人才以后，把齐国交给他治理，也就用不着那么辛苦了。”不久以后，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事必躬亲并不表明君主精明强干，君逸臣劳才是聪明之君。精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尽量发挥臣下的作用，让臣下尽量把事情做好，而君主则坐收其利。
韩非子基于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提出了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理念。他指出，君主应虚静无为，不要轻易表露自己的真实意图，这样，就不会受制于臣子；他将各种事情交代给臣子们去办，办得好，就给予奖励，办不好，则严加惩罚。唯有如此，才能形成“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的良好局面。这是贤明君主的管理之道。
由此可见，“君逸臣劳”是一种发挥人才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管理办法。而在曾国藩这里，他则提出了“君逸臣劳”相结合的养生之道。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湘乡的一个山村。他自幼聪颖好学，只是他读书太过于清苦，常常感到“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这也成了一生都困扰他的痼疾。他也因此认识到了保健的重要性。他在致弟弟的信函中说：“吾人第一以保身为要。我所以无大志者，恐用心太过，足以疲神也。”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曾国藩大病一场，据其年谱载，他“病热危剧，几不救。”病愈后，他在给友人的诗中有“艰苦新尝识保身”之句。此后，逐渐形成了他的养生观。
同治元年（1862）四月，曾国藩在一封书信中说：“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何谓“君逸臣劳”？他说：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都可以用来清心，也就是追求一种心理健康，这就是“君逸”，曾国藩因受传统化的影响，特别崇尚道家的养生思想，注重“静”、“节欲”，通过精神修炼达到养生的目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常常步行走动，动弹筋骨，便是“臣劳”。也就是说：养生的方法，不但在于多多从事活动，以增进身体的健康；更应当减少烦恼，以保持精神上的健康。这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身心交养”。
中医学认为，人身由“神”与“形”组成。所谓“形”，指人的整个形体而言，包括五脏六腑、经络、四肢百骸等组织结构和气血津液等基本营养物质；而神，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整体生命活动现象；狭义是指中医学所谓“心”所主的神志，包括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性格、情感等活动。
在传统养生学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则，这便是“守神全形”和“保形全神”。过去，我们的古人通过“全神”来“全形”，通过形神合养，使神旺形安。同样的理论也体现在现代医学中，真正的健康不仅是生理健康，而是心理健康与生理健康同时存在。可见，从古至今，人们对健康的定义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传统医学中，还有一个先后的问题，只有“全神”才能“全形”，“神旺”才“形安”，因此，中国养生学的锻炼方法像气功、太极拳都非常注重“神”的养护，将“意守”与呼吸、导引结合起来进行锻炼。所以说，“神”与“形”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养不好，另一个也养不好。
形神共养是中医学推崇的一种最高养生方法。《内经》明确提出了“形与神俱”的形神共养观点，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曰：“故能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并提出了外避邪气以养形、内养真气以充神的形神合养方法。
一日一心得
古人说：身要动，心要静。古人还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神补”。人最好的精神状态，并不是大喜，“喜伤心”，而是从容、安详。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身体的各种机能都会自动调节到一个最佳的状态。适当的运动是有益的，但是要掌握好一个“度”，这个“度”的标准就是孙思邈说的“常欲小劳，不能大疲”。“大疲”要坚决避免，小劳则不能断了。真正能活到高寿的人，都是比较勤快的人。
早睡早起身体好
曾国藩语录：早起为养生第一秘诀。早起可以振刷精神。
人性是安于舒适贪恋安逸的。然而曾国藩恰恰看到了这一点的危害，他告诫自己的儿子纪泽要早起，不要贪睡晚起。清朝二百年间有个习惯，即凌晨三点钟即要起床，曾家的祖辈也有早起的习惯，在寒冷的冬夜里人们酣睡正香被窝正暖的时候要早起坐上约两个小时，然后才会看见天色一点点地亮了起来。当他听说儿子纪泽已经结婚的喜讯以后，就这样叮嘱儿子说：“你既然已经结婚了，就应当以早一点起床为第一先务，你一定要自己认真地执行啊，也要带领你的媳妇一同早起。”在这里，曾国藩将自家良好的家风传授给了儿子，又赠送给了儿子一笔宝贵的治家财富。
这一点在曾国藩的治家八字诀中就有体现，早起也是曾氏祖辈几代的传统家风。《曾国藩家书》说：“我朝列圣相承，总是寅正即起，至尽二百年不改。我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吾得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约一个时辰，始见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有事则不待黎明。”“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俗话说：“早起三光，迟起三慌”。《增广贤》说：“先到为君，后到为臣。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历史上许多伟人都是有三四点钟起床的习惯的，比如华盛顿、拿破仑、康熙皇帝等。
曾国藩主张治家要勤奋，“早起”就是勤奋的一种表现。曾国藩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要求家人部下都要做到这一点。并且，他强调“早起在于贵有恒”。曾国藩一生坚持早起，在他的教导影响下，家中人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他手下的幕僚、将领无不效法，没有一个敢睡懒觉。
而同时，曾国藩认为，“早起为养生第一秘诀。”“早起可以振刷精神。”咸丰十年（1860）三月二十四日，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写道：“家中后辈子弟个个体弱，唢呐、吃酒二事须早早戒之，不可开此风气。学射最足保养，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
可见曾国藩在养生方面是很看重早起的。正如民间俗语所说：“早睡早起身体好”。的确，早上空气新鲜，能令人头脑清醒，周身舒适。人在寅时（3点5点）肺经旺的时候起床，能够使肺气得以舒展，以顺应阳气的舒长，来完成新陈代谢，肃降浊气，使肺气清，这样有助于养肺和顺应太阳的天势升起人体阳气，使人一天阳气充足，否则，就好像发动机，过了这段好时机就很难发动人体阳气，人体阳气淤积在人体下部不能由命门向上发动升起，会形成**气，严重损害人的身心健康。所以，即使在冬天，也不可超过6点起床，春夏秋季尽量在5点之前起床为宜。
另外，早晨5点至7点是人体大肠经最旺的时候，人体需要把代谢的浊物排出体外，此时如果不起床，大肠得不到充分活动，无法很好地完成排浊功能，使浊物停留而形成毒素，危害人体血液和脏腑百骸。早晨7点到9点人体胃经最旺，9点到11点人体脾经最旺，这时人的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最好，如果这时还不起床，人体胃酸会严重腐蚀胃粘膜，人体在最佳吸收营养时间得不到营养，长期以来会患脾胃疾病，造成营养不良、中气塌陷。所以千万不要赖床，赖床会造成头昏、疲惫不堪、睡眠不足的感觉，而应按时起床，
现代医学也证明，早睡早起的人精神压力较小，不易患精神类疾病。
另外早起能有效提高工作、学习效益，正如俗话所说：“三天早起，一天工”。
一日一心得
早睡早起被人们认为是最简单不过的养生之道。但是，早起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而言的，《黄帝内经》对一年四季的起居规律有着详细的论述：“春三月……夜卧早起。夏三月……夜卧早起。秋三月……早卧早起。冬三月……早卧晚起，必待阳光。”意思是说，在春季的三个月和夏季的三个月中，要睡得晚，起得早；秋季的三个月就要睡得早，起得早；而在冬季的三个月中就应该睡得早，起得晚，一定要等到太阳升起来以后再起床。这和传统养生学中强调的人体要“顺应自然”的观念是一致的。传统养生学认为，人生于天地之间，其生命活动就要与大自然的变化保持一致，需要根据四季气候变化的规律而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规律，以顺应自然。
亲近大自然
曾国藩语录：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曾国藩认为，“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他在双峰的每处故居，都是竹林茂密。他还在《家书》中嘱咐子侄：“在家则莳养花什，出门则饱看山水。”花竹养情，山水悟性；花竹因人而风，山水因人而灵秀。历代养生家都非常注重山水。
曾国藩的这个养生主张和我们现在提倡的通过亲近大自然来达到养生目的的说法是非常相似的。人类的寿命主要通过内外两大因素实现。“始生之者，人也”，内因是遗传，影响健康长寿分量占1520(百分号)；“养成之者，天也”，外因是环境和生活习惯，包括自然环境、生理要素、心理要素、精神要素、社会要素，影响健康长寿分量占8085(百分号)。
科学家们考察了世界上一些长寿老人聚居的地方，发现长寿的奥妙除了与他们的生活条件、饮食、起居、劳动等多方面因素密切相关外，优美的环境也确实是长寿者的重要条件。比如：俄罗斯的高加索，南美的安第斯以及保加利亚南部，是长寿老人较多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是环境优美的胜地。共同特点是：环境幽静、空气清新。秀丽的地理风光，形成了优美的生活环境，人们生活在这样良好的环境里，心情自然舒畅，悠然自得，情绪格外饱满。
当人们徜徉在大自然中，寄情于山水之间，这是一种利用自然环境来养生的最好的办法。孔子曾说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旅游过程中对山、水的直观体验除了带来美的感受外，对人而言还是一个养生良机。这是因为，大自然不仅慷慨地赐予人类所必需的空气、阳光和水，而且还以其美丽的千姿百态吸引、愉悦着人们的身心，助人们祛病延年，健康长寿。
中国的历代养生家多提倡远足郊游，而道家、佛家的庵、观、寺、庙也多建立在环山抱水，风景幽美之处，以得山水之清气，修身养性。
曾国藩可称得上一个旅游家，一生游历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仅在其《日记》中记载的就有近两百处。他有一个习惯，所到之处，大都记于《日记》，多则几百字、上千字，少则几十字。所记之处，既有闻名天下的胜迹。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景。只要有一孔之见、一己之喜，他就欣然录之。
曾国藩的这种养生办法是有科学道理的。当人们投身于大自然，深山密林，江河湖海，溪泉潭瀑，田园花草，不禁耳目为之一新，呼吸到大自然的新鲜空气，神情为之一爽。
空气新鲜主要指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高。研究表明，负氧离子含量若小于25个/m3，人就会头痛、恶心、晕眩、疲劳；而含量若大于1万个/m3，人就会因代谢活跃，心情舒畅，精力充沛，食欲增加；若大于10万个以上/m3，就可用来治疗某些疾病。可见，空气是否清新对人的健康很重要。而阴离子的多少，因环境不同有很大差异。城市街道、尤其繁华地段阴离子很少，但乡村、山地阴离子则较多，海边、瀑布等地含量最多。经常能够去空气新鲜的地方游玩，对人的身体会有好处。既可预防疾病，保持身体健康，又能对某些疾病起到良好的康复治疗作用。
当然，这只是在大自然中养生的第一点享受。当人们身处海边山顶瞭望自然风光时，那广阔无垠的原野，苍翠幽深的群山峻岭，变幻莫测的云雾，奔腾不息的江河大海，会使人神清意爽，不良情绪立即化为乌有。这就达到了养生的目的。同时，还可以了解不同的风土人情和不同的地理环境，既饱眼福，又广见闻。
当然，旅游锻炼体魄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视的。在远足跋山涉水之中，人们不仅观赏了大自然的奇妙风景，领略了美好的环境，同时也活动了身体筋骨关节，锻炼了体魄。使人气血流通，利关节而养筋骨，畅神志而益五脏。对于年老体弱者，应只求漫步消遣，不必求快求远，可缓步而行，时辍时行；对体胖者，旅行是减轻过重的体重的好方法。
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认为，运动脚趾也和运动手指一样，有助于大脑健康，甚至有人认为脚掌为人体的“第二心脏”。脚趾活动的减少已成了腰痛等系列“明病”的病因，因此要保持身体健康，就应多远足郊游，在游览期间病体可为之一轻。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旅游可以提供给人美好的精神享受。人类社会的进步，其本身就是一个征服未知的过程。好奇是人的本能，变未知为已知，到陌生的地方去旅行，开阔眼界，看看整个世界，这对很多人来说永远是一种向往，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旅游可以满足人的这方面的精神需求，让人感觉到一种美好的精神享受。
除了利用旅游来获得良好的养生效果外，还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多种些花草，也能起到很好的养生作用。曾国藩嘱咐子侄“在家则莳养花什”也是这个道理。
在居室周围多培养些芳香浓郁的香花对人的身心健康大有好处。花的香味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可它们都有一定的抗菌、杀菌作用。如桂花香味不仅有抗菌消炎的作用，而且还有化痰、止咳、平喘的作用。有些植物尽管没有香味，但也能从叶、皮中分泌杀菌素，如桧柏类植物等。养花可使大脑和身体得到适当锻炼，有利于身体健康。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在宅院四旁种植花木。如种一些乔木、灌木，像白杨树、槐树等。不但美化了住宅，而且夏天能降低宅温34，茂密的枝叶又可阻挡灰尘和减低噪音。柳树的粗根少、细根多，每天可吸收地下水1吨，因此，栽植柳树可降低室内湿度，使地面干燥，人住在其中感到舒适，避免患关节炎、风湿病等。
一日一心得
人的健康不仅仅取决于饮食、身体锻炼或生命在某个时期所处的环境，大自然中的阳光、山、水、草、木对养生有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如果不能经常出去旅游，那营造好自己的居室环境也是很有助于养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