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曾国藩的谨行慎思绝学
古往今来，宦海沉浮难有宁日，曾国藩在一生中却“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这与他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的护身功夫不无关系。他一生谨记“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的箴言，以不要钱为本，处处给人留面子，时时抱有敬畏之心，才成就了位极人臣的官场不倒传奇。
小心驶得万年船
曾国藩语录：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
中国有句俗话叫“小心驶得万年船”，意思是指小心谨慎不容易出错，能长久平稳发展下去。曾国藩说：“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意思是说，做官的人，一生都在危险里边跋涉，就像在薄薄的冰面上行走一样，因此不能不时刻进行自我反思与观察别人的反应。从这句话中，我们能够看出曾国藩身处官场的要诀小心谨慎。
小心谨慎是时刻警惕，是一种不怕事也不惹事处世态度，更是一种深谋远虑的处世哲学。曾国藩生性谨慎，又注重自身的修养，在官场沉浮多年，更加养成了小心谨慎的行事方式。他深知小心驶得万年船，这是保证自己利益的最佳办法。他为官多年，始终以小心谨慎掌舵人生，才得以步步高升，在官场的尔虞我诈中保全自己。
很多人将“小心谨慎”看作是没出息，胆小怕事，但是曾国藩并不以为意，同治二年（1863）九月，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国藩败挫多年，慎极生葸，常恐一处失利，全局瓦解，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也。”曾国藩之所以如此谨慎，是经历过痛苦后的经验教训。
同治九年五月，曾国藩做了这样一副“小心谨慎”的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从对联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处世哲学。平日为人做事需要小心谨慎，就可以避免很多事端。在官场，就更要慎之又慎了。曾国藩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政府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和挤压，使得他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惟恐不周。他说：“宦海是很险恶的，在官一日，即一日是在风波之中。能够平平安安地上岸的，实在不容易。”
很多身在高位、功名显赫的人颐指气使似乎成了一种习惯和性格，而且往往把持不住导致得意忘形，最终落得不好的下场。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详细总结了历代为官为宦者成败的关键，认为为官有四大忌，也就是“四败”。他是这样说的：“居官有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所谓昏惰任下者败，是指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昏庸懒惰，是非不明，放纵自己身边的人胡作非为，这样的为官者是肯定会失败的；所谓傲狠妄为者败，曾国藩常说“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人因骄傲而妄为，而奢，而**，而佚，而无恶不作，这样的人自然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所谓贪鄙无忌者败，是说为官不可任情放纵，随心所欲，不能贪得无厌，无所忌讳；所谓反复多诈者败，曾国藩曾经指出，用人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推诚相见，不玩弄权术。反复多诈者是指为人反复无常，好用诈术的人。
曾国藩把为官者的人性分析得很透，也看得很深刻，他把这“四败”放置在案头，时刻提醒自己，避免重蹈为官失败者的前辙。他曾经说过：“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因此，他总结经验教训说：“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
曾国藩的“四败”以及“二端”都告诉我们一个浅显却深刻的道理：为人做事要小心谨慎。这些位高权重者之所以最后落得惨败的下场，不在于他们没有能力、没有功劳，而完全在于他们在位高权重时失去了努力爬升时的谨小慎微，得意忘形了，最后不知道顾忌，没有了小心谨慎，搞得最后身败名裂。
小心谨慎是为官者必须学会掌握的技巧。曾国藩一生位极人臣，被后人尊为圣人、完人，和他的小心谨慎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每一天都是在战战兢兢中度过的，而且官做得越大越是谨慎。
曾国藩一生可以说在官场上没有遭遇很大的困局，这并不是说曾国藩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他在道光朝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倚重恭亲王奕，都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的浮沉似乎在他身上总是一帆风顺的。尤为让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而曾国藩与他们之间的关系都不一般。究其原因，正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的谨慎之策，才得以在激烈的斗争中保全自己的。
比如，他在和肃顺的交往中从不使用字信的东西沟通，免得沦落为口实。咸丰末年，由于肃顺鼎力相荐，清廷开始考虑把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交给曾国藩等湘军首领。但曾国藩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明确表示，以致慈禧、奕发动辛酉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在湘军攻破天京后，曾氏兄弟的威望可谓如日中天，盛极一时。曾国藩不但头衔很多，他实际上指挥着三十多万的湘军，并节制着李鸿章和左宗棠的部下，直接统治着两江的辖地，东南、西南、华南等省也在湘军控制之下，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掌握在他的手中。此时的曾国藩可谓是位及三公、权压朝野，但他处处谨小慎微。册封之日，他颇有微词。思前想后，夜不能寐，内心充满隐忧。于是他急流勇退，告老还乡。他的结局非常完美。
曾国藩一生小心谨慎，时刻不忘修身养德，以孔孟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力量，克勤克俭，特别是在位高权重之时，亦能谨慎行事，终于避过很多权臣盛极而衰的悲惨结局，善始善终，这是与他谨慎的个性有直接关系的。
道理人人都懂，但是古往今来，能做到的人又有几个？
一日一心得
谨慎也许并非是一种美德，但却是成就大事者必备的素质之一，朱熹说：“真正大英雄人，都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若是血气粗豪，却一点使不着也。”人不能按揭和重复的就是生命，要想积累出生命的精彩来，就必须每一步都走得小心谨慎，才能走出一个灿烂的结局。
大智若愚，“度”中取胜
曾国藩语录：清高太过则伤仁，和顺太过则伤义，是以贵中道也。
“官场如战场”，这让身在其中的曾国藩深有体会。在官场，他采取了谨行慎思的策略，保持低调。但是他的低调是一种小心谨慎，并不是一味地甘居人后。更贴切地说，应该是中庸之道所倡导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变有所不变”。既不偏激，也不矛盾，时时求其命中目标，符合“时中”的精神。不管是进还是退，变还是不变，为还是不为，都能做得恰到好处，能够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势不使尽、进退有度。也就是说，凡事掌握分寸，把握好“度”，才能圆润自在，游刃有余。
在《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小故事：
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您认为子张和子夏这两个弟子哪个更好一些呢？
孔子回答道：“师也过，商也不及。”这里的师是子张的名字，商是子夏的名字。这句话的意思是，师这个人做事老是过头，商这个人做事总是欠点火候。
子贡接着问：那就是子张更好一些了？
孔子摇摇头说，过犹不及。这两个人差不多，谁也不比谁更强。
从孔子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过和不及都是不好的，都是没有拿捏好度的表现。很多人都知道做事欠火候是不可取的，却不知道做得太过了同样会失去最佳的效果。
凡事皆是这个道理，再好的东西也要控制在恰当的比例之内，超出了一定的限度，事情就会向相反的方面发展。这个合适的比例，就是“度”，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
能明白这一道理，往往就能把许多事情做好；能用这个道理去为人处世，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高人了。
孔子的弟子子夏曾问老师：“老师，您认为颜回这人怎么样啊？”孔子说：“颜回比我诚信。”
子夏又问：“子贡这人怎么样啊？”孔子说：“子贡比我敏捷。”
子夏再问：“子路这人怎么样啊？”孔子说：“子路比我勇敢。”
子夏问：“子张这人怎么样啊？”孔子说：“子张比我庄重。”
子夏很是疑惑，问老师说：“那么他们四个为什么都拜您做老师呢？”
孔子笑笑说：“这其中的道理我慢慢给你讲，颜回虽然诚信，却不知道还有不能讲真话的时候；子贡虽然敏捷，却不知道还有说话不能太伶牙俐齿的时候；子路虽然勇敢，却不知道还有应该胆怯退让的时候；子张虽然庄重，却不知道还有应该诙谐亲密的时候。所以他们才认我做老师啊！”
孔子的话道出了中庸之道的精髓：凡事都要恰到好处，过犹不及。就像孔子的这四个学生：诚信过了头，就容易变成迂腐；敏捷过了头，就容易变成圆滑；勇敢过了头，就容易鲁莽行事；庄重过了头，就不免会有些呆板。
所以，老子说：“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很多时候，人不能表现得太过聪明了，这样会显得别人像个傻子，所以，即使你知道事情的真相，为了不扫别人的兴，也可以装着自己不知道，还装出很有兴趣的样子去探寻，这就是大智若愚。大智若愚不是无边的忍让，里面有个“度”，内心聪明但是表面愚拙。
对身在官场的人来说，不可不露，但也不能太露。不露，总有满腹的才华也得不到出头的机会，太露了难免树大招风，招人嫉妒，给自己埋下祸根。曾国藩在这方面是深谙此道的。他一直在强调“势不使尽”“弓不拉满”，他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度，做得恰到好处。
1864年，以曾国藩为首的湘淮军攻陷金陵，将历时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血腥镇压下去。至此，湘军总数达到30万人，曾幕人才济济，当时中**政、科技、化、教育之“精英”大多汇集于此。曾国藩成了威震天下、权倾一时的“中兴名臣”之首。这样的曾国藩显然给清政府带来很大的威胁和压力，朝廷必然想早日消除这种不安。对曾国藩来说，太平天国已除，如果不裁撤湘军，必然增加朝廷的戒备，招来他人的猜忌，对自己很不利，甚至危及性命；如果裁撤了湘军，自己就失去了底牌，则任人宰割，因此他让李鸿章按兵不动，从自己处开刀。
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事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曾国藩的意思很明白，朝廷早就对手握兵权的湘淮将领心存顾忌，早有除之而后快的想法，为了解除朝廷的疑虑，只有留淮裁湘。而对李鸿章来说，留淮裁湘对他有益无害，还可以继续手握兵权，为自己以后的宦海沉浮加重砝码。李鸿章看出了朝廷的意图，也了解曾国藩的心思，因此也就顺水推舟，坐收渔利了。他给曾国藩写信，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同时强调淮军“改隶别部，难收速效”，同时意味深长地暗示：“惟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倚恃。”这是在给曾国藩吃定心丸。由于曾李达成默契，裁军工作极为顺利。
更妙的是，尽管曾国藩大声疾呼请求裁撤湘军，但是对自己的去留则只字不提。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他知道：如果自己请求留下，给人贪恋权贵的嫌疑；如果请求解职还乡，好像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还会让人猜疑他回地方招集旧部。他之所以来这么一手，就是因为他深知一点：官场上最避讳的就是功高盖主。因而在事业达到巅峰之际，他懂得收敛自己的锋芒，非常妥善地裁减了他的政治资本湘军，成为他官场生涯的代表作之一。
曾国藩懂得官场行事的“度”，因而得以善终。而韩信则不懂得，所以他战功赫赫最好还是惨遭杀害。
刘邦曾经有一次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
韩信说：“陛下带兵最多也不能超过10万。”
刘邦又问：“那么你呢？”
韩信说：“我是多多益善。”
想想看，这样的回答，刘邦怎么能不耿耿于怀？韩信最后的被杀和他的这种处世态度是有很大关系的。
大智若愚体现的就是一种“度”，既不显得自己很聪明，也不是木讷难教之人，而是一种揣着明白装糊涂。就像曾国藩一样，深谙官场，博学修身，但是总给人一种愚拙的印象。这才真的是真人不露相。
一日一心得
这里所说的“度”是指“限度”，就是要注意事物变化中的数量关系及其可能达到的程度。另外，“度”还指事物外部条件对事物对立双方量变的促成度。这两方面“度”的把握，就是我们常说的火候，“不到火候不揭锅”。
不要有“怀才不遇”的想法
曾国藩语录：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
有的人一遇到不顺或是事业发展达不到自己的期望时，就感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他们会把所有的原因都归结到别人头上，好像所有的人都和自己作对，都阻止自己去取得成就一样，借此来掩盖自己的不足，甚至是无能。而事实上，这样做恰恰会将自己的懦弱彻底暴露在别人眼前。
当然，在感叹怀才不遇的人中，有的人可能确实从事的工作并不是自己所喜欢的，不能发挥自己的所长，但是为了生活又不得不屈就，因此感到憋闷。而那些庸才发出的“怀才不遇”的感叹，纯属无病呻吟，他们没有真才实学，还总期望得到高的职位和薪水，他们之所以不受重用是因为他们的无能，而不是别人的嫉妒和排挤。
但是，无论是哪种人，都不应该有怀才不遇的想法。因为一旦抱有怀才不遇的想法，那么首先心态就已经失衡了，这样在工作中是很难求得进步的。还会滋生很多的抱怨，进而导致人际关系出现问题。这样一步步被“怀才不遇”的想法禁锢起来，直到让自己动弹不得，等于是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当人人敬而远之的时候，他的出头之日就很渺茫了。
所以，即使是真的是怀才不遇，也不要抱有这样的想法，而应该积极加强和提高自身的修养，从自身找原因去改变这种现状。抱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会把别人的同情都抱怨掉。《中庸》里说：“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君子既不抱怨说上天不给我机会，也不抱怨这个世界没有人了解我，君子能够做到“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不仅不会抱怨、呼天抢地，甚至还会“反求诸己”，更加修养自己的德行。
曾国藩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曾国藩一生信奉低调处世、正确认识自己。他出生于封建社会末期，那时的清王朝已经快走到了末路，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忍受着欺凌和残酷的剥削。在这样一个乱世的环境里，想要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还是只能走科举考试的老路，这也是那个年代读书人实现人生飞跃的唯一途径学而优则仕。每次考试发榜，总有一些落榜的考生愤愤难平，破口大骂，不是骂考官，就是骂考题，反正总有得骂。无非是自己如此优秀，竟然不入那些考官的法眼，感叹自己生不逢时，空有一脑袋的学问却是怀才不遇。这件事给曾国藩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曾国藩还常常想起这件事情，有一次在给他四弟的信中，他写到：“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能，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论诗，实亦无胜人之处，不持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已，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不是曾国藩每次考试都能高中，他虽然满腹经纶，也一样有落榜的时候，但不同的是他很少心生怨言，更不会感叹怀才不遇。他知道，考试失败的原因在自己，是自己学识不足，还没有掌握应有的知识，并且深深地自责。为此，他一直鞭策自己不断地丰富学识，完善自己，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由此我们也看到，无论你的学识有多么高，都会遇到无法施展的时候，如果你因此心生抱怨，那就既浪费了你的才华，也会让别人看到你修养的缺乏而由此看轻你，那你无形中就失去了很多的机会。如果你选择积极改变，那么你会发现你很快就会抛弃怀才不遇的想法。
所以，当你也产生怀才不遇的想法的时候，学学曾国藩，学着从自身入手去改变让你憋闷的现状。可以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先客观评估一下自己的能力，看是不是自己把自己高估了。同时，最好听听身边朋友、同事等对自己的评价，这样尽可能客观一些，也更有助于做出准确的判断。听完，无论朋友、同事对你的评价是高还是低，你都要虚心地接受。
2.从自身入手，寻找不能施展能力的原因，是一时没有恰当的机会？是大环境的限制？还是人为的阻碍？如果是机会的问题，那在继续等待的同时，应该做好积极的准备；如果是大环境的缘故，那只好积极去适应，如果实在适应不了，可以考虑换个环境；如果是人为因素，那么就要诚恳地沟通，看有没有得罪人的地方，如果有就要想办法疏通。
3.展示你的特长，有时候是你没有展示出来，而不是不让你展示。另外，还可以考虑拿出其他专长。有时“怀才不遇”是因为错了专长，如果你有第二专长，那么可以抓住机会展现出来，说不定会就此打开一条生路。
4.营造更和谐的人际关系，不要成为别人躲避的对象，用你的才干协助其他的同事；但要记住，帮助别人切不可居功，否则会起到反作用。此外，谦虚客气，广结善缘，这将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助力！
5.继续强化自己的才干，当时机成熟时，你的才干就会为你带来耀眼的光芒！
一日一心得
导致“怀才不遇”局面的原因有很多，而自身以外的因素只占一小部分，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自己本身的原因，比如：能力不够、没有抓住机会、抓住机会了但是没有好好努力、粗心大意、自视甚高等等。所以，千万不要有“怀才不遇”的想法，否则你就会忽略自身的不足，堵死了自我提升的机会。
耐其心才能解其烦
曾国藩语录：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
一个人一生中会遇到很多的烦心事，也需要解决很多的烦心事，如果不能耐烦，那这些事情就会解决不好。尤其是在官场中，很多的事情简直是千头万绪，有的甚至是你非常反感的，但是却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有的人解决掉一件烦心事还可以，两件也还凑合，到了第三件准暴躁不已。有的人对付小麻烦可以，遇到大麻烦就束手无策了；有的人替别人解决麻烦事很应手，但是一旦遇到自己头上就傻眼。这样就有可能心浮气躁，做出一些不符合理性的事情来，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后果。身在官场，这样对自己是很不利的。
曾国藩以忍见长，隐忍成就了他的辉煌。他认为，为官之道，首在耐烦，也就是要忍别人所不能忍。有人曾经告诫曾国藩：“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曾国藩觉得这句话非常正确。他说的耐烦，就是要控制自己的情绪，要遇事冷静，不可急躁行事。
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在曾国藩看来，古往今来的失败者，当然包括那些英雄们，大多数都是败在气度不够开阔、不能耐烦、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上，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曾国藩认为，处事能够做到耐烦，这主要来源于平时对心性的修养。曾国藩还引用庄子的话“美成在久”，意思是“美名成功在于时间的积累”来教导身边的人。
他对大家说：骤然为人信服的人，他所得到的信任是不牢固不可靠的，因为一个人如果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那么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情况；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虽然没有赫赫之名声，也无突然而得的美名，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是逐渐有序地完成一年的运转，让人们不知不觉，但他诚实而具美质，就像桃李，虽不说话，却由于花果的美好，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
靠时间积累出来的美名是最结实的，是最吸引人的，但是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不耐烦的人是做不到的。
曾国藩的仕途正体现了这一点。他一生经历了官场内部的无数排挤、诽谤和攻击，顺利的时候少，不顺利的时候多。道光三十年、咸丰元年，他被京师的高官责骂；咸丰三年、四年，他在长沙挨骂；咸丰五年、六年他在江西被人责骂；加上来自清廷的种种猜疑和顾忌，来自官场同僚的攻击，再加上岳州之败、湖口之败、靖江之败……他的一生可谓坎坷。但就在这样的人生境遇里，他还是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忍”功。
湘军和太平军作战初期总是败多胜少，而且还要面对地方官员的不支持、同行的讥讽、粮饷自筹等问题，但是这还不算最坏的，曾国藩率兵从衡阳出发打到武汉，由于指挥不当导致湘军损失惨重，他也有过投水自杀，这更引得湖南军政各方的讥讽，甚至在长沙城被闭门不纳羞辱。后来打下武汉，算是喘口气，结果江西的战事很快又处于胶着状态，近五六年的时间里，他在江西、安徽一带发起的军事行动一直在低迷中徘徊不定。这期间，曾氏遭遇到了地方政府的指责、朝廷的不信任、友军的不配合等种种磨难，走投无路之下，他再一次投水自杀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这一切的一切，曾国藩都忍过来了，他知道只有忍过这些，他才能站稳脚跟，才能有政治资本。
曾国藩认为，历来古之英雄豪杰最忌“难禁风浪”，因此他在官宦生涯中，随时提醒自己要有耐烦的功夫，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我一天天老了，也还经常有控制不了自己肝火的时候。但是我总是提醒自己要抑制住怒气，这也就是佛家所讲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火，虎就是肝气。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豪杰没有过去这两关啊，也不仅是你我兄弟这样。关键要抑制自己的情绪，不能让他随便发作。儒家、佛家理论不同，然而在节制血气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总而言之，不能情绪化，这样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
苏轼在他的著名章《留侯传》中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之不足为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曾国藩晚年的时候在总结自己走过的路时曾感慨地说：“天下绝对没有一帆风顺的境遇。大致上，出来为官办事的人，绝不可能只受到人们的称赞，而没有被某些人所诋毁的，或者只有人感恩，而没有人抱怨的。遇到棘手的事情，必须从‘耐烦’两个字上痛下工夫。”
做自己情绪的主人，你才不会被情绪牵着鼻子走，才不会逞匹夫之勇，使局面不可收拾。曾国藩修身养性主张一个静字，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只有耐下心来，才能保持头脑清醒，头脑清醒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有助于很好地解决掉烦事。
一日一心得
耐烦其实是讲求细节的功夫，我们都知道很多事情是细节决定成败，无论是企业经营还是个人做事，都不只要抓对方向、抓对大原则，更是要讲求细节；对于做事的细节不可轻视，才能维持水平与竞争力，注重细节，从细节入手都是需要耐烦功夫的。
敬畏之心，惜福之道
曾国藩语录：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
当一个人忘乎所以，或者得意忘形的时候，就该是倒霉的时候了。一个人在身处逆境时，存有敬畏之心，那是一种认真的态度，有利于抓住机会脱离逆境；当一个人身处顺境时，而且还不断攀升的时候，存有敬畏之心，一方面可以让这种“得意”更持久一些，另一方面体现的是一种处世的大智慧。
敬畏不是胆小，不是畏畏缩缩，也不是妄自菲薄，更不是缺乏自信、奴颜婢膝，而是踏踏实实，是对功名利禄的淡泊，是对生命的尊重和珍惜，是对世人的尊敬，是对人生的明智体悟，是一种更接近客观世界的本性，也是对天命抱有的一种态度。
曾国藩就在浩渺的宇宙万物之间，觉察到了人类的渺小。他曾说过：“细想古往今来，亿万年无有终期，人们生活在其间，数十年只是须臾瞬息。大地数万里，不能穷极，人在其中休息游玩，白天犹如一间房子，夜晚好比一张卧榻。古人的书籍，近人的著述，浩如烟海，人的一生所能读的不过九牛一毛。事情复杂多样，可以获得美名的道路也有千万条，人们一生中力所能及之事，不过如沧海一粟。知道上天悠悠无穷，人的生命无比短暂，那么遇到忧患和非常不顺心的事。应当稍稍忍耐以待其自消；知道大地的广阔，而自己在大地上的位置却非常之小，那么遇到名利的事情，就会主动避让三分，恬淡处之。知道古往今来的著述无穷无尽，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薄，那么就不会再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并以谦虚的美德而保持它。知道事情复杂多样，而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那么就不敢以功名自夸，应思考推举贤才而一起去完成大的功业。”
这段话体现了曾国藩的敬畏之心。曾国藩一生都在谨慎、如履薄冰地为官、做人。曾国藩详细总结历代为官为宦成败之关键，认为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他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并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其实，我们能从他的总结中看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往往是由于不知道顾忌。
曾国藩有个幕僚叫李鸿裔，曾国藩很钟爱他，把他像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密室，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入。
一天，曾国藩与李鸿裔在室中谈话，正好来了客人，曾国藩便出去接待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闲来无事，便翻看桌上的稿，看到一篇《不动心说》，是所谓“三圣七贤”中的一个写的。这“三圣七贤”都是名极一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因为仰慕他们的名声，把他们都召进来。但是只是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并不让他们担任具体的职务。李鸿裔看到诗中有一段说：“你把我放在美丽的姑娘面前，我会动好色之心吗？我不会。你再把我放在大红的顶戴面前，我会动高官厚禄之心吗？我不会。”
李鸿裔年轻好盛，看到这里，觉得十分可笑，就拿起笔在上面题了一首打油诗讽刺道：“美丽姑娘前，大红顶戴旁，你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掷笔而去。曾国藩送走了客人，回到书房，见到所题的字，说了一声“这小子”，便让左右叫来李鸿裔，对他说：“这些人难免有欺世盗名的成分，言行也不见得一致，我也是知道。然而他们能达到今天的地位，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公开揭破它，使这些人失去衣食的来源，那他们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语言之间的仇怨可比的。杀身灭族的大祸，都隐伏在里边了！”李鸿裔顿时出了一身冷汗，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诲，从此以后便深深地收敛锋芒，不敢再出言无状、行为**不羁了。
身处官场，一定要知道有所畏惧。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尤其是在顺利的时候，更不能忘乎所以。
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他说：“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这样才可以持盈保泰，不会马上颠覆。你们如果能常常指出我的缺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弟弟们也应当长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做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长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在封建官场中，权力是最**的，权力太大的人总是很难有好的下场。所以，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六月，已经升任两江总督时又写信给曾国荃，表达了自己升官之后的惶惶之情：“我侥幸居于高位，又有一点虚名，时时刻刻都有摔下来的忧虑。我观察古今人物，像有我这种名位权势的，能善终的很少，我很担心在全盛的时候，无法使弟弟等们有所长进，我摔下来的时候，却要连累弟弟们。只有趁还没有事情时经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才差不多免于大祸吧。”
他还劝勉弟弟曾国荃也要有敬畏之心，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要多说一句话。人在官运极旺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但这也是最容易生出闲言碎语的时候，怨恨和诽谤也会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在极盛的时候要预先想到衰落之时，在百事平顺之际想到百事拂逆之时。老弟你以后如果回湘乡，切记要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发自肺腑的劝告，你一定要铭记在心。”他还专门写了一副对联与兄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曾国藩的敬畏之心更是一种清醒的态度，时刻提醒自己戒骄戒躁。这就如同居安思危一样，只有危机意识很强的人才能做到时刻存敬畏之心。曾国藩的敬畏之心让他一生小心谨慎做人，也让他因此步步高升，官运亨通，最后得意全身而退。这一点在今天的官场也是很适用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带来荣耀，也能带来毁灭。每一位领导者，都应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纵，只有这样，才会避免大起大落。时刻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永远比什么都重要。
一日一心得
那些能够保持长期进步的人都是存有敬畏之心的人，因为他们怕自己的懈怠会葬送掉自己辛苦得来的一点点成绩。他们不会急着去享受成功，即使拥有更大的成功，也只会让他们更加清醒，而不是更加迷失自己、放纵自己，这样的人才会是长盛不衰的。
贪心重，身心累
曾国藩语录：知足则乐，务贪必忧。
《论语?宪问》中说：“素位而行，不尤不怨。”意思就是说，根据平日所处的地位而行事，不责备怪（他人或自己），也不埋怨（他人或自己）。一个人之所以变得贪婪，就是因为他没有素位而行，总是看着那些自己还没有得到的。如果自己的能力和地位还不能办到，那就只好采取其他不正当的手段占有了。结果，往往身败名裂，惨淡收场。人要学会知足，我们常说“知足者常乐”，一个不知足的人活得比别人都累。
《老子?俭欲第四十六》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意思是说，罪恶没有大过放纵**的了，祸患没有大过不知满足的了；过失没有大过贪得无厌的了。所以知道满足的人，永远是觉得快乐满足的。一些人的贪心就来自于叔本华的那句话：“我们很少想到自己拥有什么，却总是想着自己缺什么。”
曾国藩生活在晚清乱世，而且位高权重，如果想以权谋私是有很多机会的，但是恰恰是在人们眼中最有机会贪的人却很知道知足，一生清廉俭朴。曾国藩曾写了一首《知足歌》：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
岂过无人资，多欲为患害。
在约每思丰，困君带求泰。
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
未得求速赏，既得勿求坏。
芳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
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昂，
岁懊有时寒，日明有时晦，
时来多善依，运去生灾怪。
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
片言动抬尤，举足便有碍。
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
矫首生八荒，乾坤一何大，
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
君看十人中，**无依赖。
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
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气？
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
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
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伎。
在曾国藩看来，知足就会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他知道贪对自己的身心是十分不利的，自己一辈子潜心修养得来的一切都会因为贪而付之东流。这样一个知足的人必然是一个清廉的官。
道光二十年（1840），30岁的曾国藩入京为官。这一年，曾国藩立定了“学做圣人”的大志。而“好利之心”是程朱理学特别着力克制乃至消灭的“人欲”之一，自然也是曾国藩的重要反思内容。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二十一日，时任礼部尚书的曾国藩在写给其弟的家信中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道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虽然是做京官，但是待遇是很差的。作为七品京官的曾国藩年俸仅为45两，外加作为津贴的“恩俸”和“禄米”也不过135两。而后来的张之洞曾给京官算过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弥补这样大的收支赤字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馈赠，二是借贷。外官收入丰厚，为了构建关系网，每次进京，都要给熟悉的京官们送礼。这笔馈赠，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两。但是曾国藩很少利用手中权力为人办事，所以这种馈送次数很少，于是借债就成为他经济来源的主要部分。因为人品好，曾国藩借钱比较容易。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曾国藩已累计借银400两。这一时期，他在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
道光二十七年（1847），曾国藩被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从四品升到了二品，两年后又补礼部右侍郎。按清制，侍郎级高官，年收入可达620两，再加上津贴，共1420两。但是交往开支增加，曾国藩仍是一介穷京官。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到四川任乡试正考官。正主考的差旅费定为2000两银子，实际花费不足1000两。乡试结束时，地方官场还要送给主考官员一笔“辛苦费”，也在千两左右。这笔收入，在当时是公开合法的。从四川回来后，曾国藩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不但京中所欠的数百两债务全部还清，还寄回家1000两银子，分别用于还债和赠送族戚，他说：“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创建湘军，开始了11年镇压太平军的戎马生涯。手中掌握了兵权，过手的军饷数目巨大，但是曾国藩从来没有动过贪的念头，相反还对军队里的贪污**现象深恶痛绝，他说：“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用李鸿章来作对比，就更可以凸显曾国藩的清廉知足。李鸿章带淮军几十年，截旷和扣建积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银子存在直隶藩库中，作为自己的“小金库”，死后还存有800万两。
但曾国藩表示：“不要钱，不怕死。”统兵之后，可以支配的金钱虽多，但他为“风示僚属”和“仰答圣主”，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给了战区灾民，寄回家的钱反而比以前少了。
曾国藩立定主意不多往家寄钱，不仅因为要保持清廉之节，还因为他认定从小经过生活磨炼的人更容易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在家信中说：“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
曾国藩后来官至极品，但晚年生活仍然保持俭朴习惯。同治十一年（1872），他去世了，生前曾留下遗嘱，丧事概不收礼。虽然身为一品大员，但是葬礼办得很是简朴。
可以说曾国藩一辈子安享清贫，和他同级别的官员中可怕找不出像他这样俭朴生活的。更为可贵的是，曾国藩这样做不是做个别人看，而是既修养自己的身心，又用来教育子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内心对这些是知足的。
人的**是无止境的，如果任其膨胀下去，必将后患无穷。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张廷玉是清代康、雍、乾三朝重臣。他所得荣宠旷古罕有，一是雍正在遗诏中命其“配享太庙”，“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仅廷玉一人。”二是乾隆初年因监修《明史》，赐三等伯，谕旨中说：“本朝臣无爵至侯伯者，廷玉为例外。”然而，张廷玉的晚年却是在抑郁恐惧中度过的，先是因为“子弟宾客、渐且竞权势、角门户”，乾隆帝恐其酿成“朋党之祸”，“烛几摧萌”；再是为保身后“配享”与乾隆帝较劲，非得乾隆再给他一纸承诺，惹得龙颜大怒，“罢廷玉配享，仍免治罪”，虽然在张廷玉死后乾隆“仍遵世宗遗诏，配享太庙”，但乾隆也从张廷玉身上总结了深刻的教训：“古所谓老而戒得，朕以廷玉之戒为戒，且为廷玉惜之”。张廷玉屹立三朝，奉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箴规，可惜自毁晚节，并累及子弟宾客，张廷玉的过失是不能“知足”。
张廷玉做不到的，曾国藩做到了。张廷玉“配享太庙”已在雍正的册命之中，为何还非要再给其儿子“一言为券”呢？真是贪心不足反而失去了已经得到的。相较之下，曾国藩无疑是做得聪明的，值得敬佩的。
一日一心得
《中庸》中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能做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才是真正的知足和满足。
拿鸡蛋碰石头不是勇气，而是傻气
曾国藩语录：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鹰要高飞，独自觅食，需要毛羽丰盈之后才会出动。人做事情也是一样，没有选准时机，没有准备好就仓促莽撞行事是很危险的。所以，《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要待时而动，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小心谨慎的曾国藩知道，如果没有抓好时机就仓促出兵，那他辛辛苦苦训练的湘勇不但不能给自己带来胜利，还会让那些本就等着看笑话的地方官员更加讥讽自己，这对自己的仕途是很不利的。
曾国藩初建湘军只有一万来人，拿这一万多还没有训练成型的湘勇去抵抗太平军的百万之师，显然无异于以卵击石、自找灭亡。明知道自己无力抵抗，还打肿脸充胖子，这种拿着鸡蛋去碰石头显示的不是勇气，而是傻气。以曾国藩的聪明，自然是不会去干这种傻事的。于是有了四次违抗皇帝圣旨，而且见死不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吴镕被太平军击败这些绝情的事情了。
1853年，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向清廷和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善战的水勇队伍，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此次募勇成军以出”，“庶与此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促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一时形成“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局面。
事实上，朝廷让曾国藩赴外省作战，只是起到配合的作用而已，并不是让他去充当主力，独力担负与太平军作战的重任。这一点曾国藩也是明白的，但是他就是坚守不出，不想自己的心血毁于一旦。这使咸丰皇帝十分恼火，他无法理解一介书生能作出何等事业。当曾国藩面对太平军西征，提出四省联防、合力堵围的措施，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时，咸丰皇帝即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在咸丰皇帝看来，曾国藩的做法并非深思熟虑的举动，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嘘罢了。因而，咸丰皇帝再次促其“赶紧赴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葸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面对咸丰皇帝的嘲讽和高压，曾国藩十分为难，听其调遣，则一个时期以来的心血及努力必将付诸东流。为了最后能够一举成功，他在接到谕旨后，依然拒绝出省作战，在陈述其不能出征的诸种理由之后，还激昂地表示：
“此次奉旨出省，徒以大局糜烂，不敢避谢，然攻剿之事，实无胜算。……臣自维才智浅薄，唯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钝利败，一无可恃。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娴武事，既不能在籍终制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中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伏迄圣慈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
咸丰皇帝阅了奏折以后，也深为曾国藩的赤胆忠心所感动，在朱批中安慰到：“成败利钝不可逆睹，然汝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当湖北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谕旨之先，已接到湖广总督吴镕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吴镕是曾国藩的老师，二人长期以来交谊甚厚，曾国藩虽勉强同意，但是迟迟不动身，最后干脆说服了吴镕不能草草轻发的道理。
当太平军进攻庐州时，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国藩也拒绝出征，仅派刘长佑率一千新勇由陆路赴援。结果江、吴二人先后兵败自杀。这对曾国藩是个沉重的打击。江忠源办团练最早，最有实战经验，同时也任职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而他的死无异于砍去曾国藩的左膀右臂，使他明知自己不善带兵而又不得不亲自出征。吴镕的死对曾国藩打击更甚，吴镕身任湖广总督，既是曾国藩的老师，又是他强有力的后台。若吴镕仍在，处处有人帮他说话，或许不至陷入后来那样的政治困境。可见，曾国藩坚持不轻易出省作战的方针，虽然使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同时也使他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其后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基础。
很多人明知道自己手中拿的是鸡蛋，还奋勇地向石头碰去，结果可想而知了。这样的人不但不会得到别人的赞许，甚至是同情，还会被别人讥讽。这样的人不但成不了大事，反而连自己的一点儿老本也折进去了。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学曾国藩的“绝情”手段。
一日一心得
苏洵在《强弱》中说：“忘其小丧，志其大得。”意思就是说，不要在意于小的失败而一心希望得到大的收获。也能够引申为为了大的利益可以放弃小的利益。反过来说，毛羽未丰时不要急着展示自己的力量，这样过早地泄露自己的底牌，只会让自己处于被动的境地。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曾国藩语录：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
立大志的人很多，却少有成大业的。究其原因，固然和能力、机遇有关，也和他们行事的方式密切相关。一些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后，变得好高骛远，总是盯着大目标，却不愿意从眼前的事情开始做起。他们觉得志在远方，眼前的“琐事”会羁绊自己，会耽误自己去实现远大的目标。其实，老子早就告诉过我们：“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于细。”我们也早就学过“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道理，殊不知，大的目标的实现就是实现一个个小目标积累的结果。所以，那些只盯着大目标却不愿意从身边“琐事”做起的人，最后往往是一事无成的。
老子还说：“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告诉我们，那些圣人始终不直接去做大事，所以能够成就大的功业。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总是由小到大的不断积累。儒家的成功学为每个人设计了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进而平定整个天下的道路，就是一条由小处开始向远大目标前进的路径，曾国藩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成就大事的。
众所周知，曾国藩的成功之路是从修身开始的。而唐鉴和倭仁这两位理学大师在曾国藩的修身方面是帮助最大的。唐鉴教导他说，要精通理学，先应专治一部经典，从识字明义开始，一字通则一句通，一经通则其他诸经可以旁及。积少成多，逐渐长进。倭仁教导曾国藩一些具体的检身功夫。倭仁告诉曾国藩，每天从早起到入睡，一举一动，坐卧饮食，都严格要求，并且记下札记，以备反省。这一点对曾国藩影响极大。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三日起，曾国藩开始写日记，时时反躬自省。第二年一月七日，曾国藩为自己订立了一个课程表，表示“从此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这个课程分为：敬、静坐、早起、读书、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作字等十几个栏目，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全面规划，严格规范。为此，他还特地印制了一批日记本，按上述十几个方面分成栏目，随时填写。
后来，曾国藩对此有一句总结性的话:“军中阅历有一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不只是治军，举凡天下事他认为都该如此。大处着眼，主要指眼中有大的目标，小处下手，按他自己的解释，就是“屏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悉处致力”。这一“大”一“小”，最要紧的，实质是“小处下手”。
曾国藩有一篇笔记小品叫《克勤小物》，是这样写的：“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王之圣，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之敢慢哉？诸葛忠武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
曾国藩的认识上是这样，实践中更是这样。凡事他都从大局、大处考虑，但是在小处、细节上有很有章法。比如：他一生中，坚持早起，每日必读数页书，坚持亲自写家书、批稿，以勤俭自戒，从不敢违背。正是在这些小事上能认真对待，才保证了他宏大目标的实现。
在治军上，他亲自制定湘军营规，营中必须有三勤，勤点名，勤操练，勤站墙子(防守营墙)。他还亲自去点名、看操、站墙子，给下属做表率。其用意是，勤点名则士兵不能私出游荡，勤操练则士兵体魄强健、技艺娴熟，勤站墙子则日日如临大敌，战时方能镇定。有了这三勤，士兵便人不懒散，精力旺盛，斗志常存。营规还规定，士兵每逢朔望日必须向长官请安，表面看，请安只是行一个普通礼节，实质上则是为了养成士兵“尊上敬长，辨等明威”的心理，以便战时服从号令。对营中幕客，曾国藩则以不睡懒觉、不撒谎两件事严绳他们。曾国藩认为，能做到不睡懒觉、不撒谎，便是做到了“诚敬”，能“诚敬”，就能负巨艰，当大难。
初练湘军时，每逢三、八操演，曾国藩都亲自训话，一讲就是两三个钟头。许多营规都是他亲自起草的，并写成字。他还亲自起草了通俗的《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和《爱民歌》，让士兵诵唱。还有比如地形勘察，他要求主将领要亲自进行，不能依靠道听途说。对武器军械，他更是关心备至，对规格都作了明确规定。如规定矛杆用的竹子必须是“老而坚者”，桐木必须是“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邹寿璋办事很朴实仔细，曾国藩委派他专门负责军械，但他自己也毫不放松，都要亲自检查。有一次做的矛杆不合格，立即下令重做。曾国藩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他发现用熟铁要比生铁好，便改用熟铁，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问题，并且使射程增加了一里多。
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用一功，实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作为一个堂堂统帅，不沉溺于宏观指导，而是具体入微地指导和操办普通军务，结果使一支军队成了自己得心应手的工具。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那些所谓志向大、不务实的人，他们认为小事情很容易，所以不屑去做，总想做难的、大的事情，好像那样才是成功。可是他们并不知道，从做小事情开始，大事情才能变成小事情；只有从做容易的事情起步，难事情才能慢慢变成容易的事情，那些难的、大的事情到最后都不存在了，你的成功也就顺理成章地到来了。
一日一心得
大事是由小事组成的，那些总想着做大事的人，反而做不成大事，因为总会被小事挡住前进的路；难事是由一个个容易的事构成的，那些不屑于做容易的事的人，没有机会做难事，因为他连容易的事都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