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曾国藩的行事坚忍绝学
高志、有恒、坚忍、大局观、不急于求成，做事成功所需要的因素，在曾国藩的身上都不仅存在，而且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从曾国藩的身上，更验证了一个真理：吃苦就是吃补。
想法决定活法志当存高远
曾国藩语录：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规，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也。
志向是一个人事业追求的目标和方向，也是追求的一种信念和决心。成功的人生都是从志向开始的，毫不夸张地说，有什么样的志向，并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志向，就能够成就什么样的人生。王夫之说：“志不大则所成者小。”因为“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小近之志容易实现，使人轻易地处于满足状态，不思进取。只有远大的志向才会不断地激励着人们永远向上，奋发有为。
曾国藩立下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远大志向，他认为所有人都能成为圣贤，将相圣贤豪杰都不是天生的，只要人能够立志，并且为此努力，就一定能成为圣人、豪杰。
想法决定活法。曾国藩的远大志向为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一生都在为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而努力。
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必定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做人应先从立志开始。明代大儒王阳明则认为：“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又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二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这些话都指出了立志对于成就人生的极端重要性。
曾国藩本人的成功，正是这种志向远大，并且始终坚持的结果。
立志固然很重要，但立什么样的志则更为重要。因此，曾国藩不仅反复向子弟灌输立志的重要，而且还指点他们如何立志、立什么样的志。他在家信中说：
君子立志，应有包融世间一切人和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君子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择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肚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
二十岁前的曾国藩只是寒窗苦读、闭门不问世事人情。此时的他读书的志趣并不高，完全是为了科举考试。在父亲的教导下读《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表现出了勤奋好学的一面。道光十年（1830），父亲曾麟书觉得自己能教的都已经教完了，于是就把他送到衡阳汪觉鹿先生处学习了一年。此后，曾国藩眼界大开，助长了一些锐意进取的精神，特别是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就读时，得到师长刘元堂先生的欣赏，在刘元堂先生的栽培下，曾国藩痛下决心，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意为“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意即走向新生之意。从曾国藩改号这一举动我们能够看出，他努力求学、不断上进的决心和志向。
前进的道路自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也因此一些人容易在顺境的时候坚持自己的志向，而遭遇逆境的时候则很容易放弃。曾国藩的道路也不是平坦的，但是他不曾因为遭遇不顺而放弃自己的志向，只是我们看到他通过一些诗词来发泄心中的苦闷，也从中窥见了他的志向和“野心”。
25岁生日时候的曾国藩，正在京城苦读勤练，虽然艰苦，但也更坚定了他要做第一等人的“野心”，立志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在有感而发的《乙未岁暮杂感》一诗中写道：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气吞云梦”、“铲平君山”、“斩蛟屠鲸”，一个25岁青年这样非凡的志气着实令人刮目相看。
其中《感春六首》最能表现他的雄心：
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
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
……
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从金钟。
莫言儒生终龌龊，万雉卵变蛟龙。
他还经常借诗以抒发自己的志趣，自比于汉兴之初的李斯、陈平，汉末的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个生长在僻静山乡的巨才伟人振拔出来，用为国家栋梁。他坚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古往今来，凡能成就大事的人，都是从立志开始。立志，就要立长志、立大志，像闻鸡起舞的祖逖，精忠报国的岳飞，都是古代立志的代表人物。而对于名不见经传的农家子弟，直到后来官至极品的曾国藩来说，宦海生涯对他既是一种修炼，同时也是一个立志的过程。可是曾国藩一生所立的志向，却并不是什么升官发财、封王拜相之类的志向。他的志向是为天下人谋幸福，这是何等高远的志向啊！
曾国藩超人的成就也验证了这一点想法决定活法，你立下怎样的志向，你就会向着怎样的目标奋斗，那你的生活和活法也会因为你的志向而发生改变。你的全身心，你的所有都是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志向而付出的。这样的志向实现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需要坚韧的意志力，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不管遭遇怎样的坎坷，都不能发生动摇，即使暂时有所偏离，也要尽快返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样，才拥有实现自己伟大志向的最强大的动力和约束力。
一日一心得
做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志。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目标，一个方向。许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别人，意志不如别人，条件不如别人，而是许多时候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当你有了远大的志向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该向哪个方向努力了，这样，你努力的每一步都是积累的成功的一步，而大的成功就是这样不断积累出来的。
读书是为了什么
曾国藩语录：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进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在现代社会，人们都会说“读书是为了增长知识，因为知识是最强大的武器”。但事实上，很多人读书急功近利的思想很严重，学生当然因为教育制度的原因在这方面是表现最明显的，读书就是为了考试，考个好成绩；有的职场中人也有这样的想法，为了考个资格证书，那就突击某项专业知识，可是等资格证书拿到手，那些专业知识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也是在很多人身上出现的现象，就是很多人读书没有一个长远的计划、或者目标，总是抱着应付差事的态度，现在需要了就读一读，不需要了就暂时不着急。这样的结果是，他们并没有真正体会到读书的美妙之处，反而应付差事的印象更加深刻了。
那么，读书究竟有什么美妙之处呢？**总理在一次和网民互动的时候说：“我非常希望提倡全民读书，我愿意看到人们在坐地铁的时候能够手里拿上一本书。因为我一直认为，知识不仅给人力量，还给人安全，给人幸福。”如果把那些为了拿凭、提升自己职业素质的阅读，我们称之为有用的阅读，那么那些为了生命、为了塑造完美的人格、追求高深的修养的阅读看起来就是无用的阅读了。而温总理所说的知识带给人们的安全和幸福则正是这些无用的阅读带来的。它让人们的眼界辽阔了，心灵沉静了，让人们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变得豁达、大度、乐观了。
其实，在古代，在那个科举考试垄断教育，在那个只有读书、只有考取功名才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时代，人们更有理由急功近利，更有理由将有用的阅读警醒到底。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先秦的孔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人”、“君子”以至“圣人”；宋朝朱熹的学说，主张读书要“明天理”。从孔子到朱熹，都反对为个人消遣和利禄名誉而读书。
在曾国藩的身上，我们不止看到这一点，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叫做进德与修业。在给弟弟们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可以看出，他一方面继承了孔子、朱熹他们读书治学的思想，另一方面却有了自己的创新，他并不拘于朱熹的“性命”、“道德”空谈，而继承了宋朝陈亮“经世致用”的思想，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因此，可以说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曾国藩是在继承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
首先，曾国藩明确表示自己读书不是为荣辱得失，而但愿成为读书明理的君子。卫身谋身是人最起码的生理需要，它与追求功名利禄有着本质的不同，曾国藩是反对为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而读书的，因此他认为读书又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然而现代很多人读书却都是为了一体之屈伸。
为一体之屈伸而读书的人，虽然可能会有所成，但会很小，也不会长久；为了报国为民而读书的人，有所成就的路途会很遥远，很艰难，但最后必将成就大的功业。这让我们想到了很多伟人的读书志向，比如周总理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豪言壮语，他后来的一心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美名为人们所世代传颂，成为令人敬仰的一代伟人。曾国藩的读书志向是进德修身，再拓展开来就是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成就别人，虽然有着很重的明哲保身的思想，但是本着报国为民的思想读书，在那个年代已经是相当难得了。
也正是抱着这种“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志趣，曾国藩才从一个“朝为田舍郎”到一个“暮登天子堂”再到一个“中兴以来，士人而已”的封疆大吏，成就他的非凡人生。
反观今天的时代，如果有人说出类似为国为民读书的豪言壮语，一定会被周围的人取笑。而被取笑的人则很可能也以为自己只不过是在讲一个笑话，连自己都觉得滑稽可笑了。我们总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总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最后往往迷失了自己；只有坚持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你才能真正看清前方的路，你才能真正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读书可以开拓眼界，可以辽阔心灵，可以提升修养，最后提高的是你看问题的角度，想问题的层次，面对问题的态度。因为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而读书则可以很好地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去适应、去创造、去改变这个世界，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读书就是为了更好的滋养自己。
一日一心得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徒弟去问他师傅，一碗米值多少钱？师傅说，一碗米，这太难说了，看在谁手里。要是在一个家庭主妇手里，她往里加点水，蒸一蒸，半个钟头一碗米饭就出来了，就是一块钱的价值；要是在有点脑子的小商人手里，他把米好好泡一泡，发一发，分成四五堆，用粽叶包成粽子，就是四五块钱的价值；要是到一个更有头脑的大商人手里，把米适当地发酵、加温，很用心地酿成一瓶酒，有可能是一二十块钱的价值。所以，一碗米到底值多少钱，因人而异。
如果我们每个人是一碗米，那么我们是选择赶紧把自己变成米饭兑了现呢，还是用这碗米精心酿造成一瓶酒？把自己变成米饭很容易，只需要二十分钟，几乎不可能失败；把自己酿造成酒，则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中间可能会出现很多导致失败的因素，需要更多的精力去维护它。一碗米饭也就是一块钱的价值，而一瓶酒则是十几块、几十块的价值，我们愿意选择那个呢？其实，读书就是把自己这碗米逐渐酿成酒的过程。
提升学习力的关键专、熟
曾国藩语录：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现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
解决了“读书是为什么”的问题，那么接下来需要解决的就是“怎么读”的问题了。古人言：“术业有专攻”，学问做事也在于专，专心才能致志，才能真正挖掘知识的内涵。
古人也说过，凡事皆贵专。就像挖井一样，如果总是这儿挖一米，那儿挖两米，那挖到老也挖不出水来；如果专心在一个地方挖，十米不出水，二十米、三十米总会出水的。另外一点是读书要熟读，“熟”是读书的笨办法，但是熟能生巧。曾国藩认为，世间各种本事，如果不是由“熟”而精，则终不可恃。
我们先说“专”。曾国藩说：“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曾国藩认为，做任何事情都要专心一致，不能见异思迁，今天想这样，明天想那样，这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把事情做好的办法。也因此，他非常推崇好友吴嘉宾针对其用心不专而发的批评：“用功譬如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要想在各个领域都有很高深的造诣是很难的，我们常说“样样精通就是样样稀松”，与其四处钻研而都没有高深的造诣，还不如在某一个领域专心深入研究总归有所收效的。
读书也是一样，什么书都读，那什么书都读不透、读不精，不能很好地知晓书中的深刻道理。在浩如烟海的化古籍中，想要读完是不可能做到的，那就更要有所选择，专心读几本或者十几本对自己最有教益的书。曾国藩以博学著称，但是他在家书中写道：“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愈）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如《通鉴》《选》及姚惜抱所选之《古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抄》四种，共不过十余种。”
我们现代人涉猎这些化古籍都恐怕不止十余种，而有博学之誉的大儒曾国藩一生仅仅熟读古籍十余种，真是让人难以想象。在人们的印象中，一个人能被冠以“博学”之名，那必是涉猎极广的，几乎是无所不晓的，但是曾国藩的“博学”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博学：一方面要专心读书，不能因为贪多而嚼不烂，弄得最后都是一知半解；另一方面，读书如同万壑争流，必有主脉，只要把握神理所在，其他次要问题都能做到触类旁通。
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曾国藩并不像其他人那样还沉静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他意识到了西方科技的精妙之处。和别人不同的是，他既没有迷信西方科技，也没有不屑一顾，而是认识到了西方科技精妙的各种原因，在他看来，秘密就是因为西洋人的“专精”所致。同治十年（1871）八月，他在致吴大廷的信中说道：“凡事患在不为，不患不能。西洋技艺所以卓绝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臻绝诣不止。心愈用则愈灵，技愈推则愈巧。要在专精，非其才力聪明果远于中国。”正是在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认识的基础上，曾国藩做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那就是奏请清政府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举措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曾国藩认识到了西方技术的绝妙在于专精，在于专注守一，中国应该效仿。由此，曾国藩也告诉我们，在专精和广博之间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要在不该专的地方专，容易限制自己的发展，导致技能单一，容易导致被动。而应该从博中找到专，然后触类旁通，才更容易出成效。
再来说“熟”。曾国藩非常注重“熟”的作用，尽管看起来“熟”是个笨办法，但是“熟”是通往精巧的必由之路。他认为，“人妙来无过熟”，古代名家的笔之所以那么精妙，其实并不是有什么很深奥的东西，而都是从熟练中来的。
咸丰八年（1858），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告诫道：“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意思就是说，当读前人的诗作熟练到连自己的喉舌口吻都和前人很相似的程度，那作出来的诗，自然就会有前人的味道了。
在另一封家书中，曾国藩告诫儿子：“十三经外最宜熟读者莫如《史记》《汉书》《庄子》、韩四种……吾儿既读《五经》《四书》，即当将此十一书寻究一番，纵不能讲习贯通，亦当思涉猎其大略，则见解日开矣。”
曾国藩所推崇的进学之道就是由熟而臻于妙。但是，很显然要做到精熟是不容易的，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咸丰九年（1859）四月初八，曾国藩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日内颇好写字，而年老手钝，毫无长进，故知此事须于三十岁前写定规模。自三十岁以后只能下一熟字工夫，熟极则巧妙出焉。笔意间架，梓匠之规也，由熟而得妙，则不能与人之巧也。吾于三四十岁时。规矩未定，故不能有所就。人有恒言，曰“抄来无过熟”，又曰“熟能生巧”，又回“成熟”，故知妙也、巧也、成也，皆从极熟之后得之者也。不特写字为然，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即人之所以为圣人，亦须先立规模，后求精熟。即颜渊未达一间，亦只是欠熟耳。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很多事情、技艺都是先打下一定的基础，然后不断完善提高，最后达到精熟的境界的。即使是古代的圣人，那也是先立足成圣，然后不断追求、修养，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的。颜渊之所以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是因为他还没有达到精熟的地步就早死了。由此，曾国藩认为，所谓儒家最高境界的“仁”，也不过就是“熟”而已。
在曾国藩诸多的读书之道中，专和熟是最能反映他读书独到之处的方法。专是保证目标准确，不因过多其他无关紧要的东西而分散精力，只要找准主要的，贯通之后其他次要的就都可以触类旁通了；熟是保证精湛，最后达到精湛的必由之路。任何事情只是知道了、了解了，并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就像射箭，懂得了原理，掌握了技巧，但是如果不天天练到精熟的地步，一样是不能靶靶中的的。
一日一心得
做任何事情，要想做好、做出成就来，就必须全身心投入去做。首先就要将自己的精力专注在这件事情上，这是前提。北齐刘昼《刘子专学》说：“使左手画方，右手画圆，令一时俱成，虽执规矩之心，回剟劂之手，而不能成者，由心不两用，则手不并运也。”其次，还要熟，熟了就真的掌握了，熟了就能生出巧来了，也就是能够因为熟而摸清其中的道理，就能找到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了。等熟到闭着眼睛都能百发百中的时候，那就能称之为“精”了，显然和会就不是一个境界了。任何领域的专家、能手都是从“专”和“熟”身上取得成功的。
学习是一生要做的事
曾国藩语录：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我们有句俗话叫“活到老学到老”，这显然是来源于前人经验的总结。很多人以为离开了学校，学习生活就结束了。其实不然，开始社会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学习的开始，工作的过程就是一种学习和积累的过程。很多东西是我们之前从来没有遇见过的，要想处理得当、灵活应对，就得学习。经验的积累和技能的掌握本身也是一种学习，可以说学习无处不在。现代世界的知识更新速度是如此之快，许多东西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了解就已经过时了，而如果不时时学习，那我们就将很快被社会所淘汰。
学习是一生要做的事情。而这个贯穿一生的事情要做到、做好，就要有志气、有恒心、有毅力。曾国藩说：“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财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他认为“恒”最为重要，学无止境，若不持之以恒，必定半途而废。因此，“做事有恒，容止有定”，成为他一生生活行为的准则之一。他认为：“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他每日无论公务多么繁忙，只要是定下的日课与月课，一定坚持，从不将昨日的课程改为今天补做，也不因明日有事，而将功课今日预做。他认为，只有坚持不懈的人才会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曾国藩的天赋本无超常之处，就连本人都认为自己才智钝拙。而就是这样一个很平常，甚至还有些愚钝的人，却成为令后人膜拜的大儒、圣人，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曾国藩始终坚持不懈地立志勤学。他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讲到：“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换之法，须先立坚卓之志。”曾国藩认为身教胜于言传，于是他一生的时间都严于律己，在不辍地读书，勤奋地学习。为此，他还给自己设定了读书的十二门课程。虽然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会有所变化，但基本上一生都在努力坚持。中间偶有间断，但自四十八岁起，就未尝间断，直到死的前一天。平日的课程有十二条：
一、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五、读史：念二十三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九、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十、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
十二、夜不出门。
曾国藩的这十二条读书规矩，前三条是为读书作准备的。第四、五、九、十、十一条是读书的方法；而第六、七、八、十二条看起来似乎与读书关系不大，实质上是要求自己集中精力读好书，因而这看似关系不大的规矩，却是保证读书质量的重要手段。
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在军务繁忙之际，还规定申、酉、戌、亥四个时辰温旧书，读新书，偿外债(指诗债、字债)，写笔记。同治元年(1862年)，他任两江总督，白天忙于军政事务，夜里仍温读诗。他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初一起写日记，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二止从未间断，数十年如一日。
当然，仅仅坚持不懈地读书，并不一定就能成就大业，还得会读书，学以致用才能有更大的收效。对此，曾国藩也颇有心得。
比如，他强调读书要手到、口到。我们一般认为读书要眼到、心到才能有效果。而曾国藩却认为读书中眼到、心到是必然的，而手到与口到则极为重要。他每天看的书，都用笔圈点，便于理解和记忆。曾国藩还主张，读以声调为本，也就是读书在高声朗读过程中，可以深刻体会作者行的内涵，便于加深记忆和理解。
他还定了读书“三法”，即约、专、耐。约，就是指读书要“少而精”，抓住重点书籍刻苦钻研，直到弄懂弄透。专，即是曾国藩在课程表所定的“读书不二”这一条。曾国藩认为，当治学的方向已定，那就应在这个方面，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弄懂每一个问题。耐，即是读书时要以字、句为基础，不弄明白绝不罢休，切不可好高骛远，以速取胜。“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曾国藩认为，学问来自于一点一滴的积累，不可速求。“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
曾国藩还认为读书时应看、温、习、思四事并行。他说：“看生书就该求快，不多读书就显得孤陋寡闻；温习旧书应该精熟，不背诵则容易忘记。思考要经常，不这样就好比人哑不能说话，马跛不能飞驰。这四点缺一不可。”
对于读书的具体方法，曾国藩提倡“猛火煮”与“鸡伏卵”相结合。他时时谨记《朱子语类》“鸡伏卵”及“猛火煮”两条。看生书宜求速，即“猛火煮”的意思。他这样解释道：“每日至少亦须看二十叶，不必惑于在精不在多之说。今日半叶。明日数叶，又明日耽搁间断，或数年而不能毕一部，如煮饭然，歇火则冷，小火则不熟，须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因此，“凡读书有难解者，有一字不能记者，不必苦求强记，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但是如果长期不求甚解，便不能豁然贯通，甚而导致对知识的滥用、误用。因而，还必须有一个对知识消化、融会的过程。“温旧书宜求熟”，正如鸡孵卵，必须慢慢催化，正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地读懂书籍，举一反三，悟出新的“境界”来。
曾国藩论读书的方法，值得称道的还有，他提倡“看、读、写、作”并举。他说的“读”，指对某些书“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他把“看”和“读”作了截然的区分，看，多用“猛火煮”；读，则如“鸡伏卵”。曾国藩认为读书声若金石之鸣，悠悠意远，是君子三乐之一。可见他对“读”的重视。至于他说的“写”，则指练字书法，“作”指作吟诗。
曾国藩的这些值得后人学习借鉴的读书方法，无一不是他自己一生的读书的心得体会和经验的总结，他既是在自己学习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和积累出来的，同时也是向古人不断学习提高的过程中感受到的。
一日一心得
“活到老学到老，到老都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这是一种端正的、值得人们效仿的学习态度，那么“到老都是小学生”才是真正能够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的一个良好心态。没有这个低姿态，就不可能做到坚持不懈地学习。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甚至每一天、每一刻都需要学习，都需要学习新东西来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让生命变得更有意义。而抱着“到老都是小学生”的心态，则可以发现需要学的东西很多，学到的东西也会更多。
吃苦就是吃补
曾国藩语录：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来，而可大可久者也。
古语云：“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世界上没有不经过千辛万苦就得来的辉煌胜利，“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想轻轻松松成就一番大事是不可能的，相反，你能吃得了大多数人吃不了的苦，你能解决掉大多数人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你才可以成就大多数人都成就不了的事业。
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只要你能吃得了天下第一等的苦，你就能成为天下第一等的人。
曾国藩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很多人的失败，不是因为自己比别人差，而是因为自己比别人懒惰。曾国藩从年轻时就坚持每日早起，这个习惯使他受益匪浅。早起一方面锻炼了他的意志，另一方面早起焕发精神，吃早饭营养充足，白天做事效率高。
对很多人来说，早起可能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没有点吃苦的精神是做不到的。
其实，无论是怎样的苦，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坚定自己的信心，让自己挺住不退缩，才有战胜它们的机会。曾国藩在与属下官员闲谈时，曾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过：我年轻时喜欢与人挺着干，现在老了，不挺了，也就没有什么功绩了，看来还得挺，所以你们要记住，世上的事能不能胜，就看你挺不挺得住。
“挺”就是关键时刻的咬牙坚持，就是在自己想要放弃时强迫自己不退缩，就是感到苦难时勇于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
很多人只看到了曾国藩位极人臣、权势顶峰的辉煌，而忽略了这辉煌背后的种种艰辛和磨难。曾国藩在仕途上也非一帆风顺，如咸丰七年（1857）被迫家居，同治六年（1867）因剿捻不力而被撤职回任，对他都是很大的打击。但他并不气馁，坚持静待时机。
在军事上，曾国藩的失败更是常见，他还因为失败差点儿自杀，但最后还是“挺”了过来，重新振作起来。其实，就连生理上，他也忍受着痛苦。曾国藩生下来就患有顽固性的皮肤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牛皮癣，发作时痛痒难忍。曾国藩几乎每天都忍受着这种折磨，为此还出现了他怕“毛”的传说，一怕鸡毛，二怕长毛（太平军）。就在疾病的煎熬中，他仍然南征北战，丝毫不影响治军作战。他的惊人承受能力无法不令人敬佩。对此他谈笑自若，如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他在给李续宜的信中说：“敝疮亦小愈，然手不停搔，颇以为若。郑板桥有言：‘隔靴搔痒，赞亦可厌；入木三分，骂亦可感。’阁下既吝此‘隔靴’之赞，鄙人当自为‘入木’之爬。何如，何如？”其言诙谐幽默，而所受之若，绝非别人可以想象。由此更显示出他的“挺”字功夫。
曾国藩通过自己的遭遇认识到：如果要成就一番事业，不经历磨难，经受不住磨难是不可能的。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体会：“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
曾国藩不但自己这么做，还劝导身边的人也这么做。他给湘军名将刘松山接连写过两封信，都是教导他面对困难要挺住：“凡享有大名者，无不从坚忍艰苦而成”，“古来大有为之人，每于艰险之时，坚忍支撑得住，可做非常事业。”在给自己的学生黎庶昌的信中，他也说过同样的话：“从古奇人杰士类皆由磨砺中来，艰巨杂役，磨砺也；米盐繁琐，亦磨砺也。”
咸丰二年（1852）底，曾国藩接旨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兴办团练，开始了新的人生道路。而他面对的却是重重压力，不仅要与太平天国斗，还要同湖南的官员斗，大有四面受敌之感。曾国藩的湘勇屡屡受到歧视，初办湘勇的日子是很屈辱的。咸丰三年（1853）九月的一天，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练勇发生严重殴斗，曾国藩非常生气，想杀一两个绿营兵，压压他们的气焰，便给鲍起豹发去咨，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这一下激怒了鲍起豹，他故意大造声势，公开将肇事者捆送到曾国藩的公馆，看他这个团练大臣怎么办。绿营兵见状，气势汹汹地冲进曾国藩的公馆，差点儿将曾国藩打死。狼狈不堪的曾国藩只得向湖南巡抚骆秉章求救。但是骆秉章看不起曾国藩，早就对他在办团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官非绅”身份十分不满，多次薄待他，所以见他来求情，不但不安慰，反将肇事者放了回去。事后，谣言四起，说是曾国藩干预湖南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的，他是咎由自取。但曾国藩为了自己报国剿匪之志，对骆秉章等湖南地方官员的拆台、掣肘不与之计较，屈求坚忍地与之周旋。
除了湖南的地方官员排挤外，还有来自咸丰皇帝的不信任。有人向咸丰皇帝报告说，曾国藩一呼百应，跟随的人很多，他会不会割据一方，进而问鼎中原呢？咸丰皇帝听后“默然变色者久之”。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曾国藩一肚子委屈只能往肚子里咽。幕宾曾劝他将所受到的湖南地方官员掣肘之事据实上奏，他却说：“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平大乱，反以琐碎事来烦扰皇上，我内心十分不安。难道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如到衡阳去。”他还说：“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唯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
苦有很多形式，有辛劳，有委屈，有困难，有自己独立支撑，有别人的落井下石……每一种苦给人带来的打击都可能是沉重的，甚至是致命的。但承受每一种苦，挺住每一种苦，给自己带来的就是巨大的收获，有意志上的坚强，有人格上的完善，有心理上的成熟，有苦难再来时充足的心理准备和战胜的强大信心。从这个意义上来是说，人生吃苦就是吃补，是补意志，补知识，补才能，补道德，补灵魂！
古人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一点都没错。洪秀全的失败与他不能“忍”是分不开的。革命尚未成功，已忍不住开始享乐了，学着当皇帝，杀功臣。最后使自己元气大伤，被人所灭。而反观曾国藩，兵败，被贬，猜忌，压抑，都没能消磨他的斗志，始终坚持修身养性，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他能在凶险的官场上，适应复杂的政治局势，一步步走向辉煌的顶峰，正是凭借他的“坚忍”
曾国藩还经常将坚忍的涵养应用在很多方面，这就使得他所身体力行的坚忍，具有极大的涵容性和主动性。曾国藩认为，讲坚忍得讲方法。他的方法是随而解之，不置胸次。就是随时加以化解，不往心上去，不能傻忍，以致伤肝伤身。总之，忍以克己，是曾国藩外在形象和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从一个弱书生而平步青云的重要原因。
一日一心得
如果说身处逆境需要坚忍，那么身处顺境则更需要坚忍。身处逆境时，所有的困难和问题都已经摆在了面前，有明确的需要克服的目标。而身处顺境时，坚忍更像是一种修身、涵养，也许没有什么摆在眼前的困难，但是其中的某个环节做得不到，就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所以，身处顺境时，更像是身处危机四伏的境地，需要全身心戒备，因为你不知道困难会从哪个方向来。
做事不可半途而废
曾国藩语录：唯做事贵于有恒。精力难于持久，必须日新又新，慎而加慎，庶几常葆令名，益崇德业。
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坚持，要想自己能够成就大的作为，就必须在“恒”字上下功夫。任何成就大事的人，都以“恒”为最基本的，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成功，即使他天赋异禀。
“恒”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就是我们常说的坚持、坚持不懈、坚持到底，毫不间断；第二层，就是只要认准了一件事，就必须全力以赴，把它做好；第三层，就是渐进，不断地积累、提高，这样才能积少成多、水滴石穿。
曾国藩的天赋不但谈不上异禀，相反却是天资平平的，某些说法甚至说是略显鲁钝的。而他的同僚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无不是人中龙凤。曾国藩既没有祖上的荫庇，又没有突出的资材，但最后却成就了“中兴第一名臣”和“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大师”的赞誉，究其原因，与他做事总是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自然，曾国藩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做到做事有恒心的。一开始做事，他也是坚持不下来，总是变来变去，这样总是一事无成，于是，他下决心改变，写下了《有恒箴》：
自吾识字，百历洎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之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曰为物牵。尓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而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意思就是说，从我认识字以来，经历许多事情，到今天已经28年了，却仍然没有什么见识。从前所喜欢的，过了一段时间就鄙弃了；旧的喜好已经抛弃了，新的喜好马上又改变了。品德学业的努力，不能持之以恒，却推说是外物的影响。你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食言，不能改过，就恐怕连所谓过错都听不到了。人应该有恒心，正如三升三升的增添，久了就会满一斗。上天主宰着命运，我发誓要有恒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永不食言。
曾国藩通过刻苦攻读，成绩优异，被咸丰皇帝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对于一个农家出身的孩子来说，这已经实现了寒窗苦读的目标，而且一些著名的前人也都是翰林出身。到了这个份儿上，换作别人可能不需要继续花时间苦读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人际交往上了。然而，曾国藩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为自己制定了十二条课程，以多病之躯，十数年日一日坚持不懈地学习理学典籍和史精华，融会古训诂，进德修业，为后来出山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自立的十二条课程外，他还要求自己：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本身的修养、诗的创作，都分别记录下来，日积月累，就有了不小的收获。他从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起开始做诗钞，并且开始写日记，从此后基本没有间断过。从咸丰十年（1860）六月起，更是一天都没有中断过。不管是行军，还是生病的时候，都没有停止过。从这几件事上足可以显现曾国藩做事超人的、持之以恒的毅力。
我们都知道练习书法是个慢工出细活的事情。正因为见效慢，很多人由于看不到明显的效果而很难坚持下来。曾国藩一开始在书法方面也是“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他把练字没有恒心看作自己的“三耻”之一。曾国藩是一个非常善于自省而改变的人，认识到了自己练字的无恒，他就加强自己恒心的练习。到了同治六年（1867）时，他在家书中欣慰地说：“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素，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养畜，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在曾国藩看来，“勤”字工夫也不仅仅是早起，而且贵在有恒。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二月他在给几位兄弟的信中谈到读书的心得时说：“现看《庄子》并《史记》，甚善。但做事必须有恒，不可谓考试在即，便将未看完之书丢下。必须从首至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将《史记》看完，则以后看书不可限量，不必问进学与否也。贤弟论袁诗、论作字亦皆有所见，然空言无益，须多做诗多临帖乃可谈耳。譬如人欲进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进京程途，亦何益哉？”
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曾国藩在给他的侄儿征瑞的信中又说：“勤字功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功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侄等处最顺之境，当最富之年，明年又以最贤之师，但须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
勤快、勤奋是好事，但是需要长期坚持下来才能见成效。这就像曾国藩的修身养性一样，他早年有不少性格和习惯方面的缺陷，比如爱和别人争口舌，暴躁易怒，玩物丧志，还有抽烟的恶习，这些要想改变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曾国藩在唐鉴和倭仁两位理学大师的指导下，开始修炼“研几”功夫。及早地从自己的思想中发现不好的征兆和苗头，及时予以改正乃至剔除，让自己的思想始终沿着圣贤所要求的方向发展。为此，他每天把自己的意念和行事以楷书写在日记上，以便随时检点和克制。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修养、道德水平、学术水平都得到了提高。这本身就体现了“恒”的第三个层次渐进，不断地积累、提高。
曾国藩说：“凡人作一事，便领全剧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立志有恒，可为一流人物。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书信中写道：“昔嶶源汪双池先生，一贫如洗，三十以前在窑上为人佣工画碗，三十以后读书，训蒙到老，终身不应科举，卒著书百余卷，为本朝有数名儒。彼何尝有师友哉？又何尝出里闾哉？余所望于诸弟者，如是而已，然总不出乎‘立志有恒’四字之外也。”可见立志有恒多么重要，万事千万不可有借口。
一日一心得
梁启超说：“如无曾正毅力，必为失败之人。”可见曾国藩在做事的恒心和毅力方面是非常为人所称道的。我们常说“坚持就是胜利”，“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坚持，或者说恒心、毅力、坚韧是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是激发潜能的必要条件。
凡事不能急于求成
曾国藩语录：情愿旷日持久而不战，不可出境一战而不胜。
古时候有这样一个讽刺小故事，说：
有一个富翁大兴土木，想要造一栋三层楼高的房子。他看见工匠们打了很深的地基，又在地面上立柱砌砖，连忙跑了过去，对工匠们说：“我要的是第三层，下面的一、二层我不要，你们这样做不是太浪费了吗？
很多人看了这个故事都会笑这个富翁傻，觉得这个富翁太急于求成了，没有一二层，哪儿来的第三层呢？其实，不光这个富翁，我们很多人都会犯类似的错误。当你只盯着结果的时候，这个毛病或者说是错误就不请自到了。本来是十步才能走到，你想三步并作两步就到达，不是拉伤了自己的腿，就是因为太急摔了跟头。
《中庸》中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意思是说：别人学一次就会了，我还不会，就学他一百次；别人学十次就会了，我还不会！就学他一千次。如果真能照这样子去做，虽然再笨，也会变得聪明，即使再柔弱的人也会变得坚强。
这段话说明了一个很浅显的道理，那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操之过急，都需要狠下工夫，功到自然成。很多事情不是一次就能做成功的，但是做十次总有一次成功的时候，做一百次就可能成功十次、二十次。只要你功夫做到家，那么成功就会必然出现。很多时候，人们总是抱怨自己的付出没有回报，抱怨自己头脑笨，什么都做不好，其实，导致这些结果的真正原因往往就是功夫不到家，基础不牢固，因而在事情到达一定程度后就难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
曾国藩一生坚守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一生追求进德修身，甚至没有一天放松自己，而且在他平步青云的时候，反而更加加强对自己的要求，最后留下了让世人称颂的成就。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曾国藩位极人臣时随性而为，甚至恣意妄为，他当然是有这个条件和便利的，但就像很多位高权重者惨然的下场一样，他如果这么做，也会落得和他们一样的下场。然而，曾国藩并没有这么做，相反更加谨慎小心，以“稳”行事，他说：“事以急败，思因缓得。”他办事主张从长远考虑，稳中求成，这是他高明之处。因为考虑长远，就不可不慎，办起事来更应有计划、按部就班地去做。如果贪图迅速，个别地方可能有利，对大局而言可能造成不利影响。
曾国藩于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1864）四月初五日短短半年时间内，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著。至嘱！至嘱！”其实，只过了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临胜前的这些叮咛，应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同时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
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1860）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俗话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曾国藩用兵最反对过速。因为太快则欠考虑，一有失误，就可能招致惨败。而且进兵太快，因为士兵素质不同，很难保证全军跟上。如果出现孤军深入的情况，那几乎就必败无疑了。僧格林沁攻打捻军，败就败在“速”字上。捻军最善于打运动战。在平原上将清军拖得筋疲力尽，各部队被分割开来，前后相差数百里。僧格林沁率5000人马尾追，中了捻军埋伏，全军覆没。曾国藩一反其道，以“缓”字为主，绝不轻进。同治七年（1868）八月，他给部下的批中说：仰速即坚筑营垒，挖壕订桩，以待贼来扑我，我乃缓缓起而应之。断不宜出击贼。一面多办米粮，以备缓急。此外，曾国藩还以“无欲速、无见小利”告诫部下，作为用兵、办事的秘诀。
即使是在理财上，曾国藩也守一“缓”字。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他给部下黄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来理财之法，未有无中生有者，虚空腾挪，岂能恃为不竭之府？浮光掠影，百弊丛生。兹欲截断众流，莫如脚踏实地，洁己奉公，乃正本清源之道……渐次整顿，不在过求速效。可见，“不求速效”是曾国藩理财的一个重要原则。同时，“缓”字诀在曾国藩居官处世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曾国藩还将“缓”字诀传授给他人。1860年正月，胡林翼要给朝廷上奏折，寄前将稿本送与曾国藩，曾国藩回信说：折片各稿读过，此次于鲍（超）之坚忍处，平平叙去，不过烘托，亦好。盖近日各统领专看折奏中出语之轻重，以权其效力之多寡。往往正在酣战之际，忽见一折叙事甚不如意，遂废然不肯向前者有之。此折若不保人，或再缓数日始发，亦好。如此雨雪，似正月尚不能开大仗者。粤捻之交，不能久固，缓战亦我之利也。
由于担心奏折寄发后影响将领情绪，因此曾国藩主张缓一缓再寄。等时机更好再发，情况有变，还可随机改动，而一旦发出，则覆水难收了。
这年闰三月，郭嵩焘在京为官不顺，奏请辞职归乡养病。其实他并不愿如此，但胡林翼写信劝他速归，这才决定上疏辞归。对此，曾国藩很不满意，他认为这太过于心急了，恐怕会有消极影响。他在给郭嵩焘之弟郭昆焘的信中说：鄙意却嫌其太速，既已入直，即宜回翔一半年，再行引退，庶山左之风波大定，而一身之进退有余。今如此毅然，恐又非了局。
因为郭嵩焘性格过于急切，仕途上一直不顺。湘军集团中，初期郭嵩焘出力甚多，却未得大任。后来郭嵩焘任驻外公使，又因急切倡导西方新政，而举朝骂之为卖国贼，有人竟主张杀之以谢天下，郭嵩焘最后因此郁郁而终。可以说，是未得“缓”字的妙处。
我们说急于求成的结果就是欲速则不达。大凡急功近利者，都不可能成就大事业，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什么长远追求，没有成就什么事业的大志向，他的全部精力、全部时间和全部生命都无形地消耗在短期行为之中，消耗在他虚浮浅薄的劳作之中了。相反，大凡成大事者，都不会太在意眼前的利益，或者暂时的损失，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最后收获的是最大的利益。
一日一心得
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地走出每一步都是向目标靠近的一步，每一步后你都离目标更近了。相反，如果只是为了短期利益，就急于求成，那反而会离目标越来越远。由此可见，做事情切不可急功好利，要从日常生活中培养耐心、信心，凡事都要用心、专心才容易成才。
做事要从大局考虑
曾国藩语录：论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茫。
“大局”本来是围棋术语。围棋有很多所谓“定式”，是说如果就局部来看，双方都按照一定的方法应对，就可以得到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这里，前提是“就局部来看”，如果在选用定式的时候，没有大局观，后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的。一局好棋的产生固然可以看成是许多局部成功的积累，但这些“成功”的局部都要根据全局的需要行事，有时甚至牺牲局部利益(弃子)。大局观不强或者没有大局观的棋手是不可能成为好棋手的。
其实，这不仅仅是围棋技巧，而是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古人说“不谋万世者无以谋一时；不谋万里者无以谋一隅”，这里所说的“万世”、“万事”就是“大局”，而“一时”、“一隅”则是局部，要谋好“一时”、“一隅”就非谋“万世”、“万里”不可，这就是“大局观”。
曾国藩说：“论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茫。”意思就是说，研讨事情，要从大处分清界限，而不适宜从小处剖析细微。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做事情、看问题要有大局观。史书称赞曾国藩“持大体，规全局”。曾国藩的大局观首先体现在他对问题深远的考虑上，这是大局观产生的前提。
曾国藩是一个考虑问题很周密深远的人，他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甚密，与曾国藩家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担心朱知县会因此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乡绅自身利益，激奋之时就口出豪言，想倡议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以便留住这位忠正的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因此向曾国藩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这种行为。
曾国藩认为，发出这样的倡议之激辞，不过是官绅的小把戏。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诸行动的时候，出钱财的事必定分摊到百姓头上。官绅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却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更可怕的后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实施，那么以后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推用，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入深渊之中了？
曾国藩认为，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一为之，因此，亏空补上也无助于官吏去留。这显然表明事情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名利而已。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事变。
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遇事无不如此深谋远虑，巧妙周旋。正因为这样，他才能静观大局，使自己的每一步都按照自己事先的规划发展，那要实现最终的目标就是完全可以预期的了。
1860年4月，江南大营的溃败给曾国藩带来了绝好的机会。拥有重兵七万余人的江南大营，集中了清廷正规军中最精锐的部分。但是，就是这样一支精锐部队，在和太平军经过了九昼夜的激战后将死卒亡。江南大营的溃败为湘军的发展带来了转机。不久，清政府即下旨令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从此名副其实地走上了一线战场。
但是在走出这一步之前，确切地说是得到这个机会之前的日子里，他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大局，关注清王朝的命运以及朝廷内的变故。因为这些都会给他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影响，一步走错就可能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1861年湘军攻下安庆立下大功之后，曾国藩在面临新的进退抉择关头时，便对清朝的情况倍加关注。其实曾国藩他们虽然平时身在疆场，但从来没有忽略对大形势的关注和采取相应的对策。朝廷上的任何变化都可能会影响到他们个人以及湘军这个集团的利益与未来。
曾国藩是在1861年的8月初才得知咸丰皇帝驾崩消息的，并且这消息并不是来源于朝廷，而是友人之间的私人通信。异常的情况引起了大家的忧虑，而肃顺等人久久隐丧不报，让身处军营的曾国藩愈发忧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惊起，仰望上苍，哀声长叹：“京师必有大事发生，不知是祸是福。”
由于事情早有预谋，再加上当时通信和交通条件的落后，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对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的政变一无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国藩知道了这个消息。这一天，他从朝廷转来的奏折中发现了咸丰皇帝所立的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面，这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只见奏折中写道：“载垣、肃顺、端华明正刑典，人心欣悦。”但奏折并未说明赞襄政务大臣们是哪一天被逮被杀的，也未说明他们犯了何罪。曾国藩看后，真是吓了一大跳。更让他吃惊的是，谕旨一字未提赞襄政务八大臣的事，而是公布了对他的新任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兼管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都归他节制。
曾国藩并未因此而感到高兴，而是冷静地分析了朝廷内的大局势，得出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鞭策自己，认为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隆，因此必须辞谢大权的结论。这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他也由此摸清了清政府的意图，为下一步决策提供了参考，而且也使清政府心甘情愿地、更为放心地将大权交给他。
清政府让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的决定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曾长期受清政府的猜忌与压抑，自从1860年摆脱这种状况以来，其权势日渐增大，在清朝政治军事权力格局中的地位稳步上升。现在，清政府不但对他已完全表示信任，而且还为了能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制旧规。清政府自然知道地方督抚权力过大的危害，但是当时的大环境逼得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了。
曾国藩在认清这些形势后，根据自己的推断，找出了思考的重点以及行动的方向。他认为，以现在的形势推断，最应担忧的，不是朝廷内部的矛盾问题，因为对于清政府中央来说，他们现在最大的敌人仍然还是太平天国，为了打败这个威胁自己统治的对手，是可以暂时将权力下放给湘军将领的，即使作出一些超越体制和常规的做法，也是能够接受的。慈禧太后和奕将政变的消息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告诉曾国藩等人，虽然有敲打湘军将领的意思，但并不希望他们就此裹足不前，更主要地还是要鼓励他们更好地为朝廷办事，赶紧将太平天国彻底打垮。
比这个更亟待解决的是随着湘军实力的扩展、地位的提高，湘军集团内部的维系问题。曾国藩在把握了这样的“天下大势”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行动，如为湘军集团的长远利益及维护他的个人权威，将有深厚交情被他称为“三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参劾革职；为出一口积之已久的恶气，拖延救援危在旦夕的政敌王有龄的时间，终于使王有龄没有得到及时救援陷城而死；以及让李鸿章办淮军援攻上海等等理性或有远见的安排。为后来湘军攻下天京做了有力的准备。
这些，都是曾国藩认识大局势，把握天下大形势的情况下才具有的远见和胆识。而湘军与太平军的战斗过程与战争结局，几乎都按照他的规划在进行。难怪当时人说他“规划精严”，**则说他“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做大事的人，必须有着长远的眼光和深远的思虑，还要能及时认清形势、把握大局，这样才能及时抓住机会，及时规避风险，在别人没有发现机会的地方发现有利于自己成功的机会，在别人没有发现风险的地方及时做好准备。这样对现实做到深刻洞察，才能对未来做到准确的预期，才能做出更准确、更切合的战略规划。
一日一心得
任何事业，某种意义上都是局部的事业，都在一定的大局之内，要想把事业做好，必须先察大局，认清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特别是大局的发展趋势，然后借势生风。不然的话，纵有千条妙策，亦难有所作为，纵使有所作为，因为局部毕竟决定不了全局，也难成大气。
难关要靠自己挺过去
曾国藩语录：自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而作出。
有的人身处危险关头的时候，总希望能够有人伸出援助之手，帮自己一把。有这样的想法是正常的，但是千万不能坐等别人来救自己，这样就等于把自己置于被动的境地。而应该积极靠自己展开自救，这样即使没有援手，自己也不会因为坐等而浪费时机，也就争取了主动。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至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曾国藩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源于他自己一次惨痛的教训。
1862年5月，曾国荃率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后，就和自己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泗、刘连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地形。查看的结果让他很是有点灰心丧气，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城围辽远，以他的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真有点儿异想天开了。他虽然率军攻至城下，却不敢轻举妄动，更怕城内的太平军和外省的李秀成联合起来，对自己形成合围，将自己歼灭掉。所以，他一面督促军士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做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送信，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
然而，曾国荃等了很多天，也不见其他各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然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于是急忙回家奔丧，他的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挡在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遭遇太平军的杨辅清等部，双方展开了血战，也很难到达天京。这种情况下，能够指望的援军只有多隆阿一路了。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书后，急速命令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做出发前的准备：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了，并且拒绝奔赴天京。曾国藩见事情紧急，就再三恳请多隆阿前去支援，但是多隆阿却丝毫不为所动。恰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进入陕西，多隆阿的部将雷正绾已经开进陕西去阻击。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密约，上奏朝廷请令自己率军入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正好借此机会不赴天京之去支援曾国荃，心里暗自高兴，而官向来和曾氏兄弟不和，也乐得看湘军的笑话。
曾国藩得到多隆阿率军西进陕西的消息后，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他在信中说：“闻入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以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明知天京城急需多隆阿前去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
通过这件事，曾国藩深深印证了自己早就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
他在另外一些信中还说：总之，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着。
咸丰五年(1855年)，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那就是加强自身建设，苦练硬功。在内湖水师缺乏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平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在1855年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第二，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第三，禀报翔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
第四，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是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工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使奄奄一息的曾国藩又抓住了几根救命草。
心力交瘁的曾国藩看见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收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发来了消息，将天京内讧的情况告诉了他。
求救，自救、天机终于使曾国藩度过了灾难。
这件事情也给了我们启示：在面临危险的关头，首先不要慌乱，不要失去信心，要冷静下来，积极寻找脱身的办法；其次，当然该求援也得求援，有人帮助更容易脱离危险。第三，吃一堑长一智，要在平时加强自身的学习提高，增强自己应对危险的能力。这样就不至于在危急时刻，去依靠别人，看别人的脸色，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人的手中。所以，一定要记住：别人往往都是靠不住的，只有自己靠得住，自己的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一日一心得
遭遇危险时冷静是很重要的，只有冷静下来才能集中精神想办法。另外，要明确哪些自救的措施是自己能做到的，哪些是自己应付不了的，在明确这个前提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千万不要逞强，否则会加深危险的程度和难度。
没有失败，只有暂时还没成功
曾国藩语录：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
我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是因为失败可以为下一次的成功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增加下一次成功的概率。然而，很多人没有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缺乏意志力，无法在遭遇困难或者暂时失败的时候，及时调整心态，重拾信心从头再来，而是产生了畏难情绪而退缩了。
我们今天在为曾国藩的成就感叹的时候，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所有的成功都来之不易，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都需要恒心和毅力能够在遭遇困难和失败的时候告诉自己坚持下来，也都需要一颗坚强的心来承担种种不公、失意、指责等等。
曾国藩考了7次才考中了进士；当官后差点被砍了脑袋；镇压太平天国每次亲自率军都打败仗，他甚至为此痛苦不已选择了投江自杀。但最后他都挺了过去。那么，是什么让曾国藩在面对如此多的挫折和失败的时候没有被打倒，反而选择了继续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呢？追根溯源，曾国藩愈挫愈勇的品格是他能够勇敢顽强地面对挫折和失败的主要原因。
我们注意到，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连续考了17次科举，才考上了秀才，这样的经历对曾国藩后来的屡败屡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湘军的起兵初期，曾国藩屡遭挫败，作战老是吃败仗。咸丰四年（1854）初，湘军练成水陆师1.7万人，会师湘潭；他撰檄声讨太平天国，誓师出战，向西征的太平军进攻。四月初二凌晨，曾国藩指挥湘军水陆，沿湘江北上，浩浩荡荡向靖港进发。然而，首战即遭遇太平军的埋伏，水军险遭歼灭。
曾国藩大败之后，再埋头募兵练兵，原来的老湘军只剩了4000人，他陆续增至水陆两师2万多人，修造舟船，配备炮械。咸丰四年6月中旬，曾国藩再次指挥水陆二师北上，发动湘军的第二次攻势。7月1日，湘军水师克复岳州的胜利让曾国藩喜不自胜。但是不久又陷入了包围之中，结果损失了上百条战船，官兵阵亡好几百人。又一次的损兵折将，失败空前惨重，曾国藩不仅使手下大将褚汝航送了命，还把他攻克岳州，三次大挫太平军的汗马功劳一笔勾销。
其后，曾国藩率军攻打九江城，面对石达开的铜墙铁壁，曾国藩心生一计，命水师精兵2万余人，清除了鄱阳湖口障碍，冲入湖中。没想到这正是石达开的诱敌之计，他一声令下，只听一阵锣响，湖口两侧太平军工兵齐出，飞速设卡筑垒，断了大队水师的归路，使实力雄厚、所向披靡的湘军水师在湖里湖外，被斩为两段。曾国藩辛苦经营多年，视为百战百胜无上法宝的水师，被石达开略施小计，一次袭击，就损失了一半有余。
这还不算，12月25日，石达开只用了100多只小船突击湘军水师，火弹喷筒齐发，满江密布火网，曾国藩麾下的战船，纷纷起火燃烧，一队舢板，直扑曾国藩所在的船，曾国藩被护卫救上小舟，仓皇逃到陆上，投奔罗泽南的大营。他坐船上的管驾官，监印典吏，两名把总，无数卫士全部被杀，水师全溃，将士四散奔逃，湘军的卷册牍，粮台银两，都落入了太平军之手，这一战湘军水师100多号战船被烧得精光。曾国藩在罗泽南的营里，目睹水师覆灭，船沉勇溃，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愤不欲生，又一次赴水求死，幸为罗泽南、刘蓉竭力拉住。曾国藩自杀未遂，这一次惨败，是他的平生四大惭愧之一。
1856年夏天，曾国藩还坐困南昌。
其间，曾国藩上书朝廷报告军情时称湘军屡战屡败，请求严议。其左右建议曾国藩把“屡战屡败”换成“屡败屡战”，曾国藩接受了这个建议。汉字非常有意思，同样的四个字，只是稍微颠倒一下词序，意思则就会有非常大的变化，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变化。比如“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屡战屡败”体现出的是心灰意冷，意志消沉的悲观情绪，而“屡败屡战”则反映出的是一种毫不气馁、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
当朝廷看到他所写的奏章后，认为曾国藩虽然攻打几次都连遭失败，但是仍然顽强地战斗，其忠心可嘉，不但没有严议他，反而更加重用他。曾国藩也从中得到鼓舞，大振精神，重新整顿军务，与太平军血战到最后。最终，也攻破了天京城池，成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一位有功之臣，也得到朝廷的重赏。
另外，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曾国藩的几次自杀举动并不是他软弱的表现，也不是悲观失望、灰心丧气，而是因为一次次的失败完全出自他的指挥失误，他感到羞愧难当，想以死谢罪。这也是儒家为国捐躯、尽忠报国、舍生取义等思想在他身上的体现。“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这是曾国藩的宏愿，他早已写下了“死在沙场是善终”这样的诗句。
当然，曾国藩虽然后来被人们称为“完人”、“圣人”，但终归他还是个人，是人就有缺点、弱点，就有感情冲动的时候，他之所以最后成为令人们景仰的人，就是因为他战胜了这些缺点、弱点，战胜了自我。
曾国藩从屡战屡败到屡败屡战，看似简单的改动，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心灵上的飞跃，从原来的失败、失望、痛苦，到后来的战胜失败，抛弃失望和痛苦。屡败屡战，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就是：要战就必会有败，但败了还可以起来再战，百折不挠，勇往直前，无所畏惧。虽然失败了但不能气馁，可以总结一下经验再战，成功关键是气不可失，有一种士气就可以可夺三军，坚持到底就能胜利。
一日一心得
一个成功者必然曾经历过失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挫折和失败更容易磨练人的意志、品质，更容易让人学会什么是坚强，什么是成功所需要的。因此，有许多追求大成功之人甚至不是先企求成功，而是先企求苦难。其中最主要的奥妙就在于失败和逆境的土壤会创造出更多的成功品质。而具备了成功的品质，才能成功，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