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年代

183影响所及(中)

沪军都督府会场出现了十分鲜明的两派,争论之间,激烈的几乎动全武行。

以三千北伐粤军将领姚雨平、出征临淮总司令林述庆、准备在去关外举义被预备推举为关外都督的蓝天蔚、镇军第一师师长柏文慰等为首的主战派认为:事态不容乐观,除诉诸武力外别无对策。只有增强革命军在湖北的兵力,根据情况,不失时机给予一击才能收拾局面,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江苏议会议长清末状元实业家张骞、江苏省议会副议长江南名下士蒋炳章、还有庄蕴宽、陆荣廷、孙道仁那些清朝的大官僚地方大绅士等人组成的求和派则认为:当前只有一心完成“临时政府”建设,及对袁世凯和议,方能谋求共和。而此时向北洋伸手,造成支离破碎、两败俱伤之势实在不妥。基于此,他们的意思是以不扩大为方针,以和议为根本。

张謇、汤寿潜、程德全原来都是立宪派或比较“开明”的满清旧官僚,现在又看到要求实行民主共和的浪潮,已不可遏制,所以转到了独立省一边。如果清室能够退位,实行民主共和的政体,又有素来受到他们信任的袁世凯掌握最高权力,这正是他们求之已久的。

他们在江南负有声望,尤其是张謇以清廷状元实业界领袖为社会各界所推重。张骞是清末的状元,全国著名的提倡实业救国的新人物,可说是当之无愧的立宪会领袖人物。

其实在武昌举义之后六天,即辛亥年八月二十五,江苏巡抚程德全等电奏,请现任亲贵内阁解职,酿乱祸首处分,要求袁世凯出山组阁,提前宣布宪法,清廷最后留中不发。

程德全等奏云:“窃自川乱未平,鄂难继作,将士携贰,官吏逃亡,鹤唳风声,警闻四播,沿江各省,处处戒严。朝廷分饬荫昌、萨镇冰,统率军队,水陆并进,并召用袁世凯、岑春煊总督川鄂,剿抚兼施,其烦圣明南顾之忧者亦至矣。而民之讹言,日甚一日,或谓某处兵变,或谓某处匪作,其故由于沿江枭盗本多,加之本年水灾,横连数省,失所之民,穷而思乱,止无可止,防不胜防,沸羹之势将成,曲突之谋已晚。论者佥谓缓急之图,必须标本兼治。治标之法,曰剿曰抚;治本之法,不外同民好恶,实行宪政。臣亦曾以是概要,上陈明听。顾臣等今日广征舆论,体察情形,标本之治,无事分途,但得治本有方,即治标可以一贯。臣等受国厚恩,忝膺疆寄,国危至此,无可讳饰,谨更披沥为我皇上陈之:自内政不修,外交失策,民生日蹙,国耻日深,于是海内人士,愁愤之气,雷动雾结,而政治革命之论出。一闻先皇帝颁布立宪之诏,和平者固企踵而望治理,激烈者亦降心而待化成。虽有时因外侮之侵陵,不无忧危之陈请,然其原本忠爱,别无贰心,已为朝廷所矜谅。惟是筹备宪政以来,立法施令,名实既不尽符,而内阁成立以后,行政用人,举措尤多失当,在当局或亦有操纵为用之思,在人民但见有权利不平之迹。志士由此灰心,奸邻从而煽动,于是政治革命之说,一变而为种族革命之狂,而蓄祸乃烈矣。积此恶感,腾为谬说,愚民易惑,和者日多。今若行治标之法,必先用剿,然安徽、广东之事,既再见三见,前仆后起,愍不畏死。此次武昌之变,督臣瑞澂夙抱公忠,其事前防范,何尝不密,临时之戒备,何尝不严,而皆变生仓卒,溃若决川,恃将而将有异心,恃兵而兵不用命,即使大兵云集,聚党而歼,而已见之患易除,方来之患仍伏,有形之法可按,无形之法难施,以朝廷而屡用威于人民,则威亵,用威而万一有损,则威尤亵,是剿有时而穷。继剿而抚,惟有宽典好言,宽典则启其玩,好言则近于虚,纵可安反侧于一时,终难导人心于大顺。况自息借商款昭信股票等事,失信于人民者,已非一端,今欲对积疑怀贰之徒,而矢以皎日丹青之信,则信已亵,不信而有违言,则信尤亵,是抚亦有时而穷。故臣等之愚,必先加意于治本。盖治病必察其脉,导水必溯其源。种族革命之谬说,既由政治革命而变成,必能餍其希望政治之心,乃能泯其歧视种族之见,然苟无事实之施行,仍不足昭涣号之大信。今舆论所集,如亲贵不宜组织内阁,如阁臣应负完全责任,既已万口一声。即此次酿乱之人,亦为天下人民所共指目,拟请宸衷独断,上绍祖宗之成法,旁师列国之良规,先将现任亲贵内阁解职,特简贤能,另行组织,代君上确负责任,庶永保皇族之尊严,不至当政锋之冲突,其酿乱首祸之人,并请明降谕旨,予以处分,以谢天下。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庶簧鼓如流之说,借口无资,潢池盗弄之兵,回心而释,用剿易散,用抚易安。否则伏莽消息其机牙,强敌徘徊于堂奥,民气嚣而不能遽靖,人心涣而不能遽收,眉睫之祸,势已燎原,膏肓之疾,医将束手,虽以袁世凯、岑春煊之威望夙著,恐亦穷于措施,微论臣等。臣等亦知急迫之言,非朝廷所乐闻,然区区血忱,实念国步艰难之甚,民情趋向所归,既无名誉可沽,惟有颠阝齐是惧,是以甘冒斧钺,不遑顾忌,如尚不蒙圣明垂察,则罪戾滋重,惟有恳恩立予罢斥,敬避贤路,免误国家,臣等不胜激切屏营待罪之至。”

此次程德全等电奏,留中不发,原奏当时未见,后吴县杨廷栋于民国四年将底稿装成卷轴,知是南通州张謇手笔。可见当时,张骞的影响力,还有全国立宪会人物一开始就期盼袁世凯掌权!

吴县杨廷栋卷轴题跋云:“辛卯八月十九日,武昌举义,汉口、汉阳同时归附。云阳程公德全方抚苏,睹时局至此,思为清廷尽最后之忠告,嘱廷栋偕华亭雷君奋,邀通州张公謇莅苏熟议。张公适乘沪宁车由宁赴沪,乃与雷君迎至锡站,谒张公于车中,具白所以,即同往苏抚署聚谈。晚复同寓苏站西偏数十步之惟盈旅馆。乃篝灯属电奏稿,初,张公自起草。继,张公口授,而雷君与廷栋更番笔述之,稿成已三鼓。翌晨,清稿送署,张公即去沪。程公得稿,先通电各省将军督抚,征求同意联衔入告。廷栋复私电金君还,转请赵公尔巽领衔,时八月二十二日也。越两日,熟河都统溥廷页、山东巡抚孙宝琦复电赞成列名,铁路大臣端方、两广总督张鸣歧复电云:‘时机尚未至’,四川总督岑春煊表示赞成之意,而不允列名,其余皆置不答。时赣已宣告独立,皖又岌岌不保。程公以事益迫,再缓即入告无益,因于二十五日,以溥公为领衔,并孙公三人,具名电京,而溥公又来电云:‘赵公尔巽不以此举为然,特请取消前允具名之事’,并径电内阁声明,时赵公方总督东三省也。张公鸣歧又来电云:‘此奏不可不发,愿附名’,其实电已前发,取消赞成,均无及矣”云云。

在八月二十七日,满清内阁阁丞华世奎告余:“江苏程雪帅(德全)电奏,时局危迫,揭破政治革命,种族革命,向来疆吏不敢据以上闻者,可谓有胆。其电奏大要:‘请罢免现任亲贵内阁,另简贤能,并惩办酿乱首祸之人,提前宣布宪法。’

这“另简贤能”的“贤能”是谁,天下人皆知是指袁世凯!

但是随着南方革命风潮越来越汹涌,感到大时代变化的张骞等人于十月初五日,拍电载沣共赞共和,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于十月日,由美国使馆转上海张骞等电:“摄政王殿下,川鄂事起,罪已之诏甫颁,杀人之祸愈烈,以致旬日之内,望风离异者十有余省。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国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识者,持论亦无异致,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傥能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不特以安全满旗而已。否则战祸蔓延,积毒弥甚,北军既惨无人理,大位又岂能独存。廷芳等不忍坐观,敢为最后之忠告,声嘶泪竭,他无可言。张謇、伍廷芳、唐文治、温宗尧叩。”

这个转变,使张骞等人摇身一变,成为革命事业立了大功。革命事业,他们是赞成而且倾尽全力的。但他们的革命,完全是革命风潮压迫过急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他们骨子里还是反感革命党人,最希望的还是袁世凯执政,自然欢迎南北和议。

所以,在接到湖北京汉铁路事变第一份战报后,张骞深深感到在湖北挑起事端的可怕后果,他从掌握作战全局的立场出发,对各方面表示了见解,竭力打消激进革命党人冒险的冲动。

他说道:“现在可以动员的民军,其中只有一半可以部署在北洋方面,所以,不可能进行全面战争。但是,如果事态继续发展,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大,这样,其结果很可能和太平天国在北伐的作战一样,陷入无底的深渊之中。为此,我认为目前应该断然命令湖北部队一举撤退至安陆的革命根据地,停止无谓的挑衅,然后由黄君克强派亲信抵北京,与袁世凯促膝畅谈解决当前存在的根本问题,即使以民国大总统一职交换也不惜。”

张骞的确是清末的一代奇才,在革命问题上更是显出了他目光的毒辣,一眼看穿革命党人的弱点,口才也段地是了得,几乎每一句话都敲在黄兴的心头。

张骞眉一横,眼神如电的注视着黄兴:“战端一开,金融骤滞,外债期限,迫于燃眉,且南北多一次战争,人民多一番涂炭,即经济界多一层损失,农工商贩,常陷于不确实之地位,精华既耗,元气大亏,此战事之影响于经济者一也。”

多年来,战乱频繁的中国国力衰微,以黄兴忧国忧民的性子被张骞逼问的哑口无言。

张骞紧追不放:“各省盗贼蜂起,假革命之名义,扰乱治安,农事失时,哀鸿遍野,闾阎涂炭,民不聊生,民军本欲弭乱,而适所以召乱,此战事之影响于生计者二也。”

民生经济在战乱的影响,就这样被他一一道来,军中将领几乎都听傻了。

“各国阳号中立,阴主干涉,如接济军火,灌输外债,助拿租界革党,占据海关税权,且各处陆续进兵,以图有所劫制,是以蒙藏之噩耗方来,滇辽之警电踵至;而日皇对于议院之愤言,其心尤为叵测,瓜分之祸,逞于目前,此战事之影响于外交者三也。”

中国面临的强敌,是千年未有。满清少数民族政府对东西列强又一直采取妥协退让、卖国求荣之策,因而爆发了这一场救国救民的民族主义大革命。

革命军中的年轻军官激进的不要命,几乎都没把北洋军队放在眼里,又有李想在<人民日报>发布的振奋人心的胜利,因而“主战派”自始至终未曾屈服。但是谈到洋人,没有谁不变色的。无他,半个世纪以来被洋人打怕了。

张骞凭自己的学识和经验,认定中国自身巨大的潜在敌人,警告革命军中的乐观派万万不可轻视。他洋洋得意的竖起三跟手指,看着哑口无言的民军激烈战将。

“各省分崩离析,已呈无政府之状态。试以现象观之,或一省各举都督,政出多门;或内部互争主权,自相残杀;或朝推而夕贬,如孙都督之取消;或既戴而复仇,如焦都督之被杀。扰扰攘攘,秩序已紊;虽欲恢复,无从著手,徒授北军以口实,此战事之影响于内政者四也。”张骞洋洋洒洒的举列四条,条条耸人听闻,他尤不甘心的恐吓道,“四者有一,已足以亡其国,况俱备乎。无怪君主党人之谰言,以共和为不足恃,同胞无此程度,而耸人听闻也。总之君主民主之问题,不能解决,则屠戮惨杀之祸日深,官军两军之仇,益固结而不可解。在政府欲以一旅之众,扑灭南方勇敢之师,固属万难奏效。在民军值此天寒地冻之际,遽欲兴兵北伐,亦恐未易成功。然则南北相持,伊于胡底?”

张骞的言外之意,就是李疯子惹恼了袁世凯,袁世凯一旦恼怒反击,则革命军有可能陷入战阵泥潭无法自拔。

自袁世凯抛来和议的媚眼,他便一直在努力劝说国民议会和民军将领,尽可能以何谈的方法,用大总统之位,取得袁世凯的信任,满足袁世凯的贪欲,要求袁世凯反正,反清。

最后张骞总结似的摊牌道:“愚意北军既据汉阳重镇,南军已夺北固雄关,势均力敌,就此结局,最为善策。闻英人有意解纷,劝令双方停战议和,自是正当办法。”

“放屁!”姚雨平看到张骞露出狐狸尾巴,大骂道,“革命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

日益激烈的军部岂能听他支配?主张行使武力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少壮军官们仍在蠢蠢欲动着,张口骂街的都有。

张骞费劲口水的劝说非但没有奏效,反而在革命军中树敌不少。革命军界上上下下无视张骞的恐吓,显示了他们对革命的忠贞,他们为达革命目的也不惜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林述庆冲着张骞咆哮道:“孝昌一役,李帅英勇杀敌,战况剧烈空前,我方斩获极众,获得极大胜利,消息传来,全国振奋。李大帅更于孝昌战斗中,亲率突击队特务营,英勇出入敌阵地,冒烈火毒焰,击溃顽敌,不幸负伤多处…………革命人正为流血奋战,你却在这里出言和议!你居心叵测!”

张骞气得脸红耳赤,看到林述庆钵大的拳头扬到了他的鼻子尖,想和他翻脸,又打不过这些大头兵,只能吹胡子瞪眼睛。

张骞对全面发动革命战争竭力反对,在沪上准备组织临时政府的黄兴也有难言之隐,他感到自己是在矛盾的漩涡中挣扎。

他是这个时代少有大公无私的伟大革命家,但他也难免伟大革命家所常有的多愁善感,伟大无私的更是过分了。他非常善于接受他人的见解,不论来访者与其关系如何,只要意见正确无不表示赞成。作为一个风云激荡大变革时代的政治家,这是明显的缺陷(笔者按:纵观中西历史,能扭转一个民族命运的人物多是独裁者),但是却给予一般人以好感。张骞,程德全,汤寿潜可能就是看中他这一点,才会要求他组建临时政府。

“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黄兴看着他们争论没有结果,幽幽一声叹息说道。“利用袁世凯推翻清政府于革命也是有利国民。”

他是不希望战争扩大,通过和平手段得到共和,不但如此,就连革命军方也有许多人抱有与黄兴同样殷切期望的。

黄兴本人并没有太多的要求,只是怀着或许民国可以通过律法驾驭袁世凯的幻想才有这样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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