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概论

第七章 慎终如始:恢复阶段的战略管理_第一节 恢复阶段的战略管理内容

第一节 恢复阶段的战略管理内容

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都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尽快恢复正常秩序,领导干部和政府必须努力做好恢复阶段的战略管理。通常包括常态化的应急机制、科学的安抚工作和系统地总结经验教训,为预防公共危机的再次发生、积极实现社会秩序重建和为以后的应急管理工作的改进提供保障和奠定基础。

恢复阶段的战略管理内容并不尽相同,一般可以包括组织恢复战略管理、社会恢复战略管理、经济恢复战略管理、精神恢复战略管理、经验教训战略管理等内容。

一、组织恢复战略管理

应急管理的事中阶段处于波峰顶端,各种矛盾交织,因此,其应急机制往往体现出应急非常态的特点,其具体运行也体现出非常态的特点。一旦进入恢复阶段,非常态下的运行机制不再继续适用,领导干部应有序、有步骤地迅速、全面地开展工作,适时地启动恢复阶段的常态应急管理机制,尽最大努力做好善后恢复阶段的战略管理工作。

通常情况下,组织恢复战略管理应包括以下步骤和内容:

(一)组织恢复指挥系统

成立组织恢复指挥系统,主要担负恢复工作的指挥职责,统率相关系统开展恢复工作。恢复组织指挥系统尽管也是一个临时性机构,但其有着常态化运行的要求和功能。

首先,恢复组织指挥系统运作时间跨度可以很长,其架构目的更加清晰,其职能更加侧重于恢复而非应急,其目的是要使组织得以生存,并重构全面发展。

其次,恢复组织指挥系统主要由领导干部和其他政府成员构成,从体制、机制上更加能体现政府和组织意志。

(二)组织恢复执行系统

组织恢复执行系统负责恢复工作的具体落实与执行。组织恢复指挥系统是一个运行中枢,负责恢复工作的战略管理,而具体的恢复工作通过多种力量来完成,既包括政府的行政力量,也可以包括多种社会力量,包括全球范围内的力量。例如,据央视网报道,四川汶川“5·12”大地震中,世界多国政府和人民伸出有力援手,以各种方式支持中国的抗震救灾工作。日本外务省、海上保安厅派出国际紧急救援队,一行31人于5月15日21时30分抵达成都。这是汶川大地震后第一支抵达灾区的外国专业救援队。俄罗斯国家紧急救援队于5月16日抵达中国。17日14时,救援队在都江堰报恩寺家属院成功救出一名幸存者。韩国派出由41人组成的救援队于5月16日抵达四川,并在什邡市蓥华镇展开搜救工作。新加坡救援队于5月17日晨抵达四川什邡红白镇灾区。该队伍隶属于“新加坡民防部队”,由55人组成。古巴救援队由35名医护人员组成,他们在5月23日晚抵达成都。在来到中国灾区的国际医疗队中,这是跋涉最远的医疗队。意大利医疗队在绵竹搭建了5个大型充气医疗帐篷。医疗队由25名医疗技术人员组成,可以一次接纳50名左右的病人就诊住院。德国医疗队带来一个能满足25万人日常需要的移动式综合医院,在都江堰市安营。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印尼也先后向四川灾区派出了医疗队。

(三)组织恢复监控系统

组织恢复监控系统,通过持续的信息追踪和系统分析,把握突发和危机事件给组织所造成的影响(包括积极和消极影响),尤其注意观察是否隐藏着新的组织危机。并应针对各种反馈,通过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追究有关组织和人员的相关责任;通过严格的选拔奖励机制,对优秀事件、优秀人物进行奖励和组织内部任用,全面积极地推进组织形象建设。

链接 汶川地震后的组织恢复建设

据《四川日报》2009年11月8日报道,自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一年多来,四川省坚持从推进“两个加快”需要选干部配班子,把完成重大任务、应对重大事件作为考察选用干部的主战场和主阵地,鲜明崇尚实干的用人导向,大胆提拔重用人品正、干实事、真爬坡、敢破难的干部,重灾区先后有1100多名优秀干部得到提拔重用。

一、震后4000多干部到重灾区

按照省委关于重灾县(市、区)、乡镇、村领导班子适当增加领导职数的政策,灾区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从省、市、县三级机关、非重灾区选派干部到极重灾区挂职帮助工作,通过组织招考公务员、事业人员和大学生村干部,加强灾区基层工作力量,有效缓解了灾区干部的工作压力。目前,全省共选派了4000多名干部到重灾区帮助工作。

二、5200多名干部接受培训

地震发生后,省委组织部先后集中举办8期专题培训班,培训6个重灾市州和139个受灾县的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部门负责人1600多名;启动拓展延伸培训项目25个,培训市县乡村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等各方面重建骨干46000余人;推动重灾市县与对口援建省市采取联合办班、实地学习考察、请进来授课等方式,实施灾后恢复重建培训项目76个,培训各级干部18590名;组织30名重灾区组工干部参加中组部举办的专题培训班;配合中组部选派101名领导干部到日本、土耳其、意大利等国接受灾后恢复重建培训。灾区各级组织部门通过各种形式,举办各类培训班40余期,5200多名干部被安排以训代休。

三、120名干部被破格提拔

四川省全面清理灾区各级领导班子缺额情况,及时足额配齐配强领导班子,大胆提拔使用经受住特大考验又在灾后重建中表现突出的干部。对担任乡、村党组织书记的干部,市、县组织部门在用足用够相应激励措施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解决干部实际问题的政策措施,坚持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一线考察、识别和使用干部,对表现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采取就地提拔、交流提拔、破格提拔等方式优先使用、及时重用。地震发生以来,重灾区先后提拔重用1100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其中破格提拔120人。

四、2523名干部异地轮岗

对直系亲属伤亡、心理压力较大、家庭负担较重的干部,根据本人意愿,在适当范围内进行岗位调整或工作调动;根据干部个体状况,将重灾区的部分干部轮换到非重灾区工作;对非重灾区愿意到重灾区工作的干部,根据个人条件,由组织统筹安排,交流到重灾区工作。截至9月底,灾区2523名直系亲属伤亡及其他心理压力较大、家庭负担较重的干部已被交流到条件较好的地区或单位工作,有效避免了灾区干部“难负其重”的情况。

(资料来源——《汶川地震一年多来 重灾区1100多名干部被提拔重用》,四川在线,2009-11-08, http://sichuan.scol.com.cn/dwzw/20091108/200911872036. htm)

二、社会恢复战略管理

社会是国家的基石,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政府和领导干部在完成组织恢复重建后,应着力推进社会恢复的战略管理。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61条第2款规定:“受突发事件影响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遭受损失的情况,制定救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善后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妥善解决因处置突发事件引发的矛盾和纠纷。”

(一)救助

救助,意指帮助需要被给与帮助的人,使其获得一定的物资上的支援或精神上的解脱。在社会恢复阶段,救助主要是指对在事件或危机中受损人群给予的医疗、物质、精神等方面的帮助。尤其是在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中,一些社会群众的生存、生活、生产等受到严重影响,有的还可能致伤致残,急需救助。因此,各级人民政府和领导干部应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有关规定,采取多种措施,动员多种力量,保证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和就医条件,并帮助其进行基本生产的恢复。

(二)补偿

补偿,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财产征用的补偿,另一种是对依法采取的财产处分行为的补偿。为了有效应对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被征用的财产在使用完毕或者公共危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应当及时返还;财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在实践中,如果没有明确规定的,通常应当按被征用财物等价或者是毁损实际价值补偿。对依法采取的财产处分行为的补偿,主要是指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在发生特定事件时,要对一些财物进行强制性处理,从而损害单位、个人的利益,需要给予补偿。

(三)抚慰

抚慰,是指对受到突发事件影响的民众进行心理引导,帮助他们尽快摆脱恐惧心理及紧张状态。突发事件带给人类的不仅是物质损害,还有心理影响。心理影响

又分为短期的影响(如恐惧、悲观、厌烦、埋怨、对抗等)和长期的影响(心理创伤)。传统上,人们只是关注物质方面的恢复重建,不太关注心理恢复。实践表明,做好恢复重建工作,必须充分重视受突发事件影响人群的心理康复。抚慰工作应当分普通人群和特殊人群进行。对普通人群,主要是要通过心理引导,帮助他们克服紧张、焦虑、消极的态度,恢复生产生活信心;对特殊人群,即严重伤残或者死亡人员的亲属等,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帮助他们排解悲伤的情感。

(四)抚恤

抚恤,是对公共危机中的因公受伤或致残的人员,或因公牺牲以及病故的人员的家属进行安慰并给予物质帮助。抚恤分为伤残抚恤和死亡抚恤两种。公共危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对有关人员进行抚恤。

(五)安置

安置,是指对突发事件中失去住房的人员提供居住条件。在恢复重建工作中,首先应当及时为受灾人员提供临时居住场所。然后,要积极开展住房重建工作。重建住房,应当坚持以下几个原则:(1)及时。居住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生活条件,是恢复重建工作的主要内容。(2)灾民自救与政府补助相结合。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受灾情况和经济实力等情况的不同,合理确定灾民建房补助标准。(3)科学规划。要按照安全、就近、节约等原则,做好住房重建规划工作。重建住房,要尽量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区、易受洪水冲击和强风口等不利地址。(4)调动灾民积极性。从规划、选址到建设,重建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充分发挥灾民的自主性。

三、经济恢复战略管理

经济始终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命脉,也是事关国计民生的核心问题。在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中,会不同程度地造成基础设施损毁、工业停产、商业中断、农业绝收等直接经济影响。此外,还可能引发物价上涨、就业率降低、居民收入下降等难以估算的间接经济损失。特别是重大自然灾害,往往对农业、渔业、畜牧业、养殖业、林业等带来灭顶之灾。因此,消除突发事件所造成的经济影响难度大、所需周期长。

对于经济恢复战略管理来说,除了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恢复、重建和升级以外,还应进行必要的政策扶持。比如,减免税收、提供低息贷款等扶植政策,帮助灾区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甚至实现产业升级。

链接 芦山地震恢复阶段的政府政策

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芦山发生强烈地震,造成重大损失。基于灾区自我恢复能力弱,群众负担重,与全国相比奔康致富存在较大差距,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扶持政策。

财政政策

根据本规划确定的目标和重建任务,恢复重建资金总需求经测算约为860亿元。中央财政统筹现有各类资金,实行总量包干,分年安排,支持灾区恢复重建。分配地方政府债券规模时,考虑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因素,适当增加对四川省的支持力度。四川省要通过调整支出结构集中财力用于灾后恢复重建。引导社会捐赠资金在规划框架下认建或承建恢复重建项目。通过企业和居民自筹资金、银行贷款等多渠道筹措灾后恢复重建资金。市、县政府统筹优化财政资金使用,通过贴息等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参与重建。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借用国外贷款,引导国际组织无偿援助项目向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倾斜。

税费政策

减轻灾区企业和农村信用社的税收负担。对灾区个人和抗震救灾的一线人员取得的与抗震救灾有关的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采取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灾区基础设施、房屋建筑物等恢复重建。鼓励社会各界支持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对捐赠灾区的企业、单位和个人免征相关税费。减免相关税收,支持灾区扩大就业。对灾区减免部分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对不超过原有用地规模的恢复重建项目,免收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对利用国有土地的恢复重建项目,免收土地出让收入。按照规定权限,提高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和灾区留存比例。

金融政策

支持金融机构尽快全面恢复金融服务功能。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灾区信贷投放。合理安排对灾区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对支农再贷款实行优惠的利率。对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执行倾斜的准备金政策。对灾前已经发放、因灾不能按期偿还的贷款,在2014年6月底前,不催收催缴、不罚息、不作为不良记录、不影响其继续获得灾区其他信贷支持。加强灾区信用环境建设。实施灾区住房重建优惠信贷服务政策。发挥资本、保险市场功能支持灾后恢复重建。支持灾区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或发行债券,支持灾区发行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和以“区域集优”方式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鼓励灾区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

土地政策

优先安排灾后恢复重建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指标不足的,可本着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预支安排。对规划异地重建的城镇和村庄,凡废弃村庄和城镇具备复垦条件的,可以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增减挂钩指标可在市域范围内安排使用。加快审批方式改革,建立建设用地审批快速通道。对新建工业或大型商业设施等项目用地,可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特殊地价政策。

产业政策

把旅游业作为灾后恢复重建的先导产业,支持旅游企业恢复重建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组织有关中央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支持重灾区发展优势产业。支持灾区实施留存电量政策,鼓励符合条件用户实行直购电试点。

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修复政策

支持灾区开展地质灾害排查与监测,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基础能力建设,科学确定地质灾害防治标准。加大生态修复、退耕还林政策支持力度。建立和完善生态公益林等补偿机制。实行公益林补偿。追加林木采伐限额。研究将芦山县调整纳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

(资料来源——《国务院关于印发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的通知》,国发〔2013〕26号)

四、精神恢复战略管理

精神恢复战略管理主要是对事件或危机经历者与受灾者提供精神和心理救助。在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中及事后,亲历者及共历者会遭受不同程度的精神和心理伤害,有的甚至非常严重。主要包括焦虑、恐惧、抑郁、强迫反应、脾气暴躁、过度警觉等心理行为反应,某些心理问题甚至会导致严重的极端行为,或者是伴随一生。恢复阶段进行积极的精神恢复战略管理,已经成为一种常规做法。精神恢复战略管理的主要目标是帮助亲历者及共历者从突发事件的阴影中走出来,重建其对生活的信心,对社会的信心。

据国际危机心理学者的研究表明,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的精神创伤,其存续期并不确定,既可能短时间爆发、短时间消失;也可能短时间爆发,长期存在;还有一段时间并未爆发,但经过一段无明显症状的间歇期后才爆发的情况,一旦出现,则可持续1个月至数年。因此,精神恢复战略管理是一项长期而专业的工作,应尽可能发挥专业社会团体和专业社会组织的力量。

链接 鲁甸地震灾区:灾后早期心理干预初显成效

据新华网2014年8月10日报道,来自一线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信息表明,灾后早期心理干预已经初显成效,就诊伤员的抑郁、恐惧等情绪反应有显著下降。

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员会在震后派出多支心理援助队伍参与灾后救援,为受灾群众度过灾后应急起到了积极作用。如在巧家县地震灾区伤员救治过程中,心理卫生中心的心理干预专家与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们并肩作战,使伤员得到了很好的救治、情绪稳定。仅至15日就已累计心理访视140人,诊断急性应激障碍40人。经过药物治疗和心理危机干预,98%的就诊伤员睡眠质量得到了不同程度改善,反复噩梦或常回忆地震经历的频率明显下降,其余抑郁、焦虑、恐惧等情绪反应有显著下降。

(资料来源——王研:《鲁甸地震灾区:灾后早期心理干预初显成效》,新华网, 2014-08-19,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4-08/19/c_1112141233.htm)

五、经验教训战略管理

人类的应急管理,是从众多的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中逐步建立起来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与技术体系。由于全球不同区域的具体环境差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人口、地理等环境差异,几乎没有完全一样的突发事件和危机,也自然没有完全可靠的知识和技

能体系可以照搬。不断地进行经验总结、不断地进行教训的吸取,是确保应急管理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可以肯定地说,任何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的应对,都不存在完美应对的情况,一定有值得人们总结和汲取的经验教训。

因此,在恢复阶段的战略管理中,领导干部应积极履行责任,对应急管理工作进行全面评估和总结,汲取经验教训,并从中得到有关的反馈信息,再进一步补充到公共危机的准备系统中去。这样,当下一次面临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发生时才能更加有效地采取相应的对策。

经验教训战略管理一般可分为三个步骤 :

(1)调查和分析危机原因。危机结束后,系统地调查危机发生的原因和相关预防和处理的全部措施。

(2)对政府和领导干部的应急管理工作进行全面的客观的评价。事后评价也是应急管理的重要一环,包括评价应急管理的预警系统的组织和工作内容、评价危机应变计划、危机决策和处理方法等各方面。当然,同时也应详尽地指出突发事件中反映出的应急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主要包括应急预案、决策指挥、应急沟通、公共关系、组织设置与协调、恢复重建等方面。

(3)对政府和组织内部管理进行整改。结合分析和评价的结果,综合归纳危机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并分别具体就某一个或者多个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具体责成到各责任部门逐项落实。

链接 从非典到甲型流感中国走了多远

2009年4月,一场肇始于墨西哥和美国的甲型H1N1流感,开始在全球流行。到5月13日格林尼治时间6︰00,33个国家正式报告了5728例甲型H1N1流感感染病例,其中中国内地确诊2例。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甲型H1N1流感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恐慌,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及时和全面的信息公开制度,以及中国政府充分、完善和快速的应急预警和处理机制。

从应对非典到应对甲型H1N1流感,6年来,中国积累了哪些经验?取得了哪些进步?

1.疫情应对进入最高决策层

中国最高领导和最高决策层,第一时间将甲型H1N1流感防治纳入最高议事日程。在中国还没有发现疫情时,4月28日,胡锦涛就对做好防范人感染猪流感疫情工作做出指示,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中国加强人感染猪流感预防控制工作。5月5日,温家宝再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前一阶段汇报工作,再次部署甲型H1N1流感防治工作。

5月10日,中国确诊首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患者。随后,5月11日,胡锦涛再次就甲型H1N1流感的防治工作做出指示,温家宝第三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防控措施。纳入最高领导和最高决策层的议事日程,是保证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取得良好效果的根本。

2.将中国纳入世界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体系

在防治甲型H1N1流感事件中,中国以开放的心态融入世界,将中国纳入世界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体系。加强同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加大对国外甲型H1N1流感的报道与监测,及时与其他国家开展各方面的合作。

比如,5月13日下午,陈竺部长应约与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通电话,双方围绕甲型H1N1流感防控策略、本次疫情的特点和发展、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的研制和储备等交换了看法。中国每一步都与WHO保持沟通。

3.政治动员,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参与

在危机状态之下,政治动员是各国政府普遍采取的做法,中国拥有政治动员的传统,适当的政治动员有利于及时制止公共卫生事件的扩大和蔓延。

胡锦涛的两次指示,温家宝的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都是实现政治动员的体现。

在政治动员过程中,新闻媒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动员信息的扩散者和信息传播渠道。自4月24日以来,甲型H1N1流感是各大媒体、网络和电视的主要焦点话题。

在此之后,中国为了应对甲型H1N1流感,采取医学观察措施,大部分公民都表示理解,可以看出政治对社会的动员起到了作用。而各级政府快速的反应和应对措施,表明政治动员对各级政府起到了作用。

4.准备充足的财政资源,注重发挥专家作用

据报道,为了应对甲型H1N1流感,中央财政已经安排50亿元专项资金,地方各级财政也要拨出专款。此外,各个市都确立了定点医院,并且安排充足的物质资源储备。例如5月6日北京地坛医院发言人表示,已储备2万个口罩和2万套防护服,还有达菲药物以及抗生素。

专家是甲型H1N1流感防治方案的提出者,是甲型H1N1流感发现者和监测者,以及甲型H1N1流感的治疗者。在整个公共卫生应急处理中,他们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5.改进了信息公开的数量、质量和类型

信息公开的过程,也是各个主体明确责任的过程,更是各个主体自觉地协调和约束自身行为的过程,通过信息公开客观上能够起到政治、权威和命令所不能够协调全社会的作用。

甲型H1N1流感信息的公开,个人会根据流感的信息来评估被感染的风险,从而采取理性的选择行为。当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健康负责时,整个社会的防治水平就会提高。在信息公开中,看似无秩序,实际上有秩序。

四川出现内地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后,为“避免恐慌猜忌情绪蔓延”, 5月11日凌晨,成都市政府着手准备新闻发布会,凌晨3点正式召开。这种速度在以往是没有过的。

6.提高了分散化处理危机的能力

应对危机,快速反应和快速行动十分重要。而快速反应和快速行动,需要以分散化处理危机为制度前提,面对公共卫生事件危机,并不需要集中处理,相反,需要属地化管理和分散化处理。

这次北京市在应对危机的分散化处理上可圈可点。据报道,5月10日22:30,四川发现疑似病例,北京市卫生局在30分钟内启动应急预案,调动了所有应急网络,并将147名乘客根据所属14个区县,分别由各区县负责寻找隔离旅客,最终在24小时内完成了隔离任务并进行风险评估。

可以说,应对危机最重要的是明确责任,将危机分散化、分部门去处理,而不是让一个统一组织来进行集体处理。

7.加强了跨地区和跨部门合作,形成协同治理的政府

分散化处理危机,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协调,相反它对协调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协调,跨地区协调,跨部门协调。这其中,信息网络机制是协调的重要途径。据报道,5月12日,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表示,北京能够很快获得与四川患者接触的信息,得益于遍布全国医疗机构的疫情报告网络,以及北京市卫生部门和民航部门出入境检疫局建立的防控信息实时通报制度。

当然,中央政府的协调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一次,卫生部通过通报四川确诊信息,实现四川与北京之间协调。不过,在山东案例中,由于卫生部门与铁道部门之间没有很好沟通和协调,错过了对重要密切接触人员的及时医学观察和隔离,其中的教训需要总结。

总体来看,在甲型H1N1流感防治中,政府公共治理水平明显提高,中央政府协调地方政府间的能力得到提高,地方政府各级部门之间协调也得到加强。

8.学会用法律来处理危机

在应对甲型H1N1流感时,政府需要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包括实施隔离和医学观察。并且随着危机的深入,强制性措施会加大。中国在迈向法治政府的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得危机处理符合法律的逻辑。

用法律来处理危机,使得危机处理法治化,这样既可以保证法律的尊严,也有利于危机的处理。与此同时,将危机处理法治化的过程,也是提前预防危机的过程。不过,与危机相比,法律往往滞后,因此,必须针对每一次危机,不断地完善法律,为下一次更好地处理危机提供法律基础。

经过2003年的非典之后,政府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和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且逐渐形成了与政治体制和传统相适应的一些做法和措施。在甲型H1N1流感的应对中,中国已经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并正在形成一些制度化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危机正在从一种非程序性决策走向程序性决策。

(资料来源——李文钊:《从非典到甲型流感中国走了多远》,中国网,2009-05-27, http://www.china.com.cn/book/zhuanti/H1N1/2009-05/27/content_17847024.htm)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