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前车之鉴：共产党放弃民主集中制的后果

第三节 前车之鉴：共产党放弃民主集中制的后果

共产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如果放弃民主集中制，共产党就会改变性质，也会失去执政地位，其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容易四分五裂，陷入动荡之中。

一、西欧共产党放弃民主集中制的历史教训

西欧共产党在成立初期还是普遍比较重视民主集中制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在党的生活的所有时刻必须是一个集中的组织，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由中央委员会领导。在党的队伍中必须有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这不是说党必须由上面用独断专行的方法来统治。中央委员会和隶属的领导机构都是在选举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通过工作的考验和通过运动的经验选拔有才干分子的基础上形成的。”他指出，“党的中央集权和内聚力要求党内部不得存在具有宗派性质有组织的集团。”“宗派的存在和宗派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同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质不相容的，因为它们破坏了党的团结，并为其他阶级的影响开辟了道路。”葛兰西认为，“衡量任何一个党的最好的标准是它活动的性质：如果党是进步的，它就会‘民主地’（在民主集中制的意义上）执行这个职能；如果党是退步的，它就会‘官僚主义地’（在官僚主义的集中制的意义上）执行这个职能。”。葛兰西强调，要“把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成为群众性的党；就要反对个人集权和官僚主义，发扬党内民主”。葛兰西还指出，“一个共产党的内部生活不能设想成议会性质的斗争，……党只代表一个阶级，而党内一次次地变成思潮和派别的不同立场，是由对发生事件的截然不同的看法所决定的，因此不能固化为持续性结构。党的中央委员会在确定的事件和环境的条件下可以有确定的方针，但如果时间和环境不似从前，党中央委员会也可以改变这种方针。”但是，在实践中，民主集中制的执行情况却不断弱化。

意大利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组织的所有政治活动，均由中央牢牢掌控，党内民主实践不足，导致了波兰学者亚当·沙夫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中提出的那些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那种畸形的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等级森严的情况下实行集中制的服从原则，意味着宣判民主因素的死刑。在这里，任何民主的主动性和党的‘基层’监督上级机关的可能性事实上已荡然无存”。到了苏共二十大以后，意大利共产党在扩大地方组织权力的同时，中央权力却削弱了。中央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转到地方，组织上甚至出现了潜在的地方派别现象。1969年6月，由几个年轻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罗桑娜·罗桑达、卢乔·马格里、卢西亚娜·卡斯特利娜创办的《宣言》在意大利公开出版，这本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同名的刊物，主要对当时意大利共产党执行的改良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作为意共党内的反对派，“宣言派”于1969年底被开除出党，有学者认为，“宣言派”的出现说明，意大利共产党“在党外实行多元化，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因而这是一种危险的矛盾”。1979年4月，意共“十五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意大利共产党反对派别活动，按照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调节党内生活。意大利共产党人在长期考验中遵循并检验了这种方法，根据政治斗争条件逐渐产生的变化而改革了它，这个方法使意大利共产党在指导广大群众，组织并指导他们的斗争中，能够承担起自己对国家的责任，建立起领导机构和党员间的持久联系，保障每个党员的权利，责成党员对指定和执行党的任务承担共同的责任。”意共“十六大”政治文件中，对民主集中制的规定已经有了明显的民主化倾向。文件中写道，“发展党内民主是高于一切的要求。”“为了扩大组织力量，为了认识现实和确定政治性的和纲领性的建设，为了使行动和斗争有效，为了党的政治团结，我们还需要更多、更开放的民主”。1989年3月，意共“十八大”在罗马召开。意共“十八大”是意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这次会议对于党的性质和组织原则，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都作了重大修正。时任意共总书记的奥凯托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党应该适应社会的新进程，重视其群众性特点，最大限度地扩充党的社会代表对象。也就是说，党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是面向各劳动阶层的群众组织。新党章取消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代之以“内部民主”。大会强调，促进社会的全面民主化是意共的基本政治目标。意共“十九大”对于这一原则作了进一步解释，新的政治组织的组织原则“在保证党内民主、党的管理能力和党的行动有效能的范围内，应当保障不同立场的自由表达。因此，我们既不要集中主义，也不要无政府主义”。另外，意大利共产党逐步放弃了基层党支部，在分区基础上重建党组织。结果，意共解散了约57000个网状支部，重建了11875个基层（区级）组织，结果意共就成了一种地方政治俱乐部。正如英国学者尼尔·麦金森所指出的：“没有这样的基层支部组织，就不会有共产党。如果这些基层组织失去其独特性，成为同其他西方政党相似的政党，那么基层支部组织的衰落将标志着这种演变的开始”。

1994年，法共二十八大宣布放弃民主集中制，代之以“民主”的运转原则。“由于党章放弃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内生活的组织原则，党的领导机构名称也作了相应的改动：中央委员会改为全国委员会，政治局改为全国局，总书记改为全国书记。”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后，法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一直在朝着强调党内民主和多样性的方向发展。玛丽—乔治·比费上台后，鉴于党内严重的组织混乱状况，逐渐采取了一些加强集中的举措，如废除了1997年确立的主席——全国书记二元领导结构，重新建立了全国书记的单一领导地位，推动法共的中央领导权力从分散回到相对集中的轨道上来等。这些做法引起了党内各派的严重不满。为缓和党内矛盾，比费开始推行一些加强集体领导、完善党内民主的措施。2007年1月，提出组建“五人核心领导小组”的倡议，并在年底组织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同时，在党内民主建设中尤其突出党员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党员第一”的口号，强调党的组织不再以组织机构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党员的期望、动机和行动自由之上。2008年的三十四大，法共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民主的法共”，强调党员是“党的最高主宰”，呼吁尊重争论的多样性和意见表达自由，并要求在如下方面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包括赋予每一党员对争论的实际控制权，以促进思想流动、透明参与和经验交换；保证在必要时通过协商等方式解决争端；在两次代表大会期间举行一次或多次全国代表会议，把代表会议变成讨论当前经历的论坛，以及探讨党在未来一年发展动向的机会。西欧其他共产党也类似。例如，西班牙共产党在1981年7月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章程规定：“西班牙共产党是一个世俗的、群众性的政党。每一个党员根据自愿的原则对党作出自己的贡献。”1991年12月，西班牙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强调党内充分实行民主自由，并决定取消民主集中制，将西共变成联邦党。

西欧的一些共产党放弃民主集中制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但是，放弃民主集中制以后，这些党普遍面临着党的组织凝聚力下降，党组织活动规范性减弱，党的整体战斗力和社会影响力进一步降低。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是这些政党走出困境的关键。

二、从民主集中制看东欧共产党的垮台

（一）东欧共产党不能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事务

共产党坚持民主集中制，首先应该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道路，防止外部势力的干预和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选择了“人民民主制度”。“人民民主制度”实质上是东欧各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提出的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政权形式。当时，苏联赞成东欧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但是，随着冷战局势的不断紧张，苏联出于多种考虑，强化了对东欧国家党和国家的控制。1947年9月，苏、波、捷、匈、罗、保、南、法、意九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西南的疗养胜地、弗罗茨瓦夫省的波伦巴小温泉举行会议。在会上，苏联突然提出要成立共产党情报局，要求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各国立即按照苏联模式实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再允许各国实行通向社会主义的“多种道路”，必须服从“苏联中心”的指挥和苏联的外交策略。这个提议虽然遭到众多代表的反对，但是最终还是通过了。1956年6月，波兰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群众公开反对苏联对波兰社会各个方面的控制。波兹南有20万人走上街头，高喊“打倒俄国人”、“俄国佬滚出去”、“结束苏联的占领”和“我们要自由的波兰”等口号。后来在匈牙利、捷克等国家也发生过很多类似事件，虽然这些事件被镇压下去，但是造成了党和群众之间的信任危机。“布拉格之春”爆发后，1969年4月17日，捷共中央举行全会，选举胡萨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胡萨克上台后，捷共中央全面中止了“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措施，在捷克斯洛伐克又逐步恢复了高度集权的执政模式。胡萨克在苏联的指使下，大肆迫害拥护和积极支持改革的各级党政干部。至1970年，先后将4名捷共中央书记、9名州委第一书记、59名县委第一书记开除出党；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州委或县委委员被撤职或开除出党；五分之一以上的党员被除名或开除出党。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民主集中制被异化，只有集中、大权掌握在一个人手中或少数几个人手中，召开中央全会也是走形式、走过场。

在东欧各国共产党内部，那些一直在本国坚持反法西斯斗争游击战人属于“本土派”，而那些曾经前往苏联深受苏共影响的属于“莫斯科派”，这两者的分歧很深。“本土派”的代表人物，如波兰的哥穆尔卡、捷克的斯兰斯基、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匈牙利的拉伊科等，威望高，希望能够摆脱苏联的影响，探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在苏联的支持下，“莫斯科派”最终占了上风，“本土派”遭到沉重打击。例如，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被撤职，开除出党并遭逮捕；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内务、外交部长拉伊克被捕并被处死；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人科斯托夫被处死。1948年2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书记和政府副总理兼内务部长科奇·佐治在八中全会上提出，党执行了错误路线，存在着宗派活动，批评霍查是错误道路的主要祸首。11月，佐治被开除出党，1949年被判处死刑。佐治死后，霍查又开始全面对中央和地方进行所谓的“清洗”。阿劳动党的派别斗争一直持续到1991年党垮台。1968年捷“布拉格之春”事件后，胡萨克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对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改组，凡拥护改革、反对苏联入侵的领导人都被赶下台。波统一工人党在1965年后围绕由谁接替哥穆尔卡职位在“游击队派”和“技术官僚派”之间展开斗争。20世纪80年代后，东欧各国党内宗派活动日益活跃，派别林立，甚至形成党内反对派，从共产党内部打开了缺口。匈牙利社工党最为典型。1989年5月，自称主张彻底改革的党内激进派力量成立了“改革俱乐部”，成员多达十几万，成为社工党内部一个强大的反对派。东欧共产党曾经多次在党内进行大规模清洗，伤害了许多无辜的党员，同时也伤害了党组织本身。1948—1950年，罗马尼亚共产党清洗了20多万人出党；1948—1956

年间，匈牙利有35万多党员被开除出党。他们长期受到歧视和压制，许多人在20世纪80年代加入了反对派组织，成为反对共产党的重要力量。苏联共产党对东欧共产党的严格控制，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党际关系，助长了东欧共产党内部的派别斗争，导致不断出现清洗行动，这破坏了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声誉和执政水平，最终丧失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二）民主集中制得不到严格执行，破坏了党内民主

东欧共产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执政党。民主集中制一般也都是写入其党章的。例如，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也称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通过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章程》规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实现工人阶级对整个国家生活——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生活的不与别人分掌的领导。它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领导力量，在全国和国际范围内捍卫着他们的和社会主义的切身利益。1948年《关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章程草案》的报告中指出：民主集中制，就是说，党的所有机构，从基层组织的委员会直到党的代表大会，都是由党员群众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选举产生的机构都必须定期向选举它的党员群众报告工作；党内存在着来自内部民主的铁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在经过自由讨论后作出决定。但一致或以多数作出决定以后，党员必须执行决定；下级机构必须执行上级机构的决定。这样，党的建制是民主的和集中的。集中，就是说，下级机构服从上级机构，所有党组织服从唯一的中央。集中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行动的一致性；民主，就是说，党的机构不是任命的，而是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民主，就是说，即使是最高机构也必须向选举它的组织报告自己的工作。例如，中央委员会必须向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工作。这样，集中、党内民主、纪律性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组成了党内生活的重要的组织基础。波兰统一工人党明确地把民主集中制思想写入党纲，强调遵循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原则。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1955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贝鲁特的主持下举行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充分尊重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克服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错误的决议》。全会揭露和批评了破坏社会主义法纪的现象。哥穆尔卡十分重视党的领导作用和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使党能够有效地完成它的任务并且领导民主化的工作，党首先必须团结一致，必须在它的党员中和在党的生活中充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党目前所面临的许多任务，只有向同一方向前进的150万党员的共同努力才能胜利完成。”但是，民主集中制并没有得到认真地贯彻执行。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哥穆尔卡不断破坏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形成了僵化、过分集中的国家管理体制。波兰统一工人党很少召开政治局会议，即使召开会议，讨论和不同意见受到限制，形成一言堂。中央书记处几乎不开会。政治局的决定往往由哥穆尔卡和克利什科（主管干部、思想工作和议会工作）、雅什楚克（主管经济）等少数人作出，交政府执行，议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会议成为可有可无的机构。1956年10月以后建立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同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平等协商原则和伙伴关系也遭到破坏。到20世纪70年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部的权力也越来越集中，党内民主同样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

民主集中制不能落实，就影响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团结统一。在东欧国家共产党内部，往往由少数几个人甚至是最高领导人一个人说了算，党内只有用一种声音说话。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日夫科夫、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霍查等均在党内形成了绝对的权力，独断专行。东欧国家共产党普遍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高级领导人任职长达几十年的比比皆是，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诺沃提尼长达15年，胡萨克长达20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长达24年，匈牙利的卡达尔长达32年，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更是长达35年。前匈牙利党领导人卡达尔曾经这样描述过匈党内的一言堂现象：党的生活有一段时间得了一种绝症，参加党的活动就像教徒在办得不好的天主教堂里做礼拜那样。大家集合在一起，然后一个主教式的人站起来，说一通他需要的话，其他人虔诚地倾听，听完就回家。前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曾批评哥穆尔卡的一言堂作风：大家不可能在政治局会议上谈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会刺激哥穆尔卡同志妄自夸大的**性，破坏他的权威感，会引起威信扫地……实际上，谈话只能顺着他的意思。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总结1970年12月工潮事件时也指出，矛盾之所以未得到妥善处理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哥穆尔卡的个人专断作风。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后，党就会失去活力，最终丧失执政地位。

（三）民主集中制弱化导致党内思想的分离

由于民主集中制执行不严格，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没能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员中深深扎根，甚至党的领导集团也对共产主义失去坚定的信念。哥穆尔卡等波兰领导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不注重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的建设，在1960—1970年间举行的32次中央全会中，只有一次会议（1963年）的主要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到了1980年代，东欧国家包括党内普遍出现了意识形态信仰危机，党员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党内出现了严重的思想问题。对此，东德的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曾回忆说：在20世纪“50年代，当人们谈论政治时，总会有一位共产党同志站出来维护党的立场。可是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在对政治问题进行争论时，共产党员们不是离开会场就是建议换一个话题”。到1982年9月，有50万人退出波统一工人党，占总数260万党员的近1/5。自20世纪70年代起，波兰统一工人党为扩大党组织，放宽了对天主教会活动的限制，并且在文件中明确规定教徒可以入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党章党纲都没有为宗教信徒规定限制，没有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甚至有人公开主张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的社会思想要互相补充。波党中约有2/3的党员是天主教徒，政府官员、军人以及高级干部中也有众多天主教徒，波兰军队中还设有13名天主教神甫。由于宗教的影响，波党内的思想意识很难统一到马克思主义上来，许多党员实际上是跟着教会走”。在民主德国，教会每年经费的40%来自联邦德国。而民主德国也希望通过对本国教会的援助以获取经济利益，因此在政治思想上作出让步。但是，新教教会在民主德国的演变中起了重要作用。据有关统计，1982年，保加利亚再版《圣经》的发行量达近3万册：至1989年，波兰境内的天主教堂数量达15000座，拥有神甫20000余人在苏联。除东正教外，其他宗教势力都纷纷复活。共产党人如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转而信仰宗教，那么就丧失了起码的党员的资格，共产党的组织也就不能巩固。

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注意清除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在东欧，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有着很深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苏联的干预下，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开始合并。在较短的时间里，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波兰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相继宣布合并。东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形式上是和共产党合并，两党建立一个新党。但是，共产党与社会党合并后，没有从思想上肃清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这就为后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埋下了隐患。同时，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新思维”后，对东欧影响巨大。1989年初，波兰统一工人党十届十中全会召开。这次全会通过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立场》的文件，标志着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政策转折。该文件说，“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作为波兰人民共和国制度主张的一个因素，已经变成波兰社会——政治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委员会认为，把建设性的反对派结合到政治体制思想中心应当是符合目前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条件的活动形式”。在1989年6月的大选中波兰统一工人党失败，团结工会组成了新政府。1989年10月6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率先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匈牙利社会党”。同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举行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争取捷克斯洛伐克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行动纲领。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纷纷搞所谓公开性、多元化、多党议会民主制，纵容或人为地扶植反对派，直至蜕变、垮台。波兰统一工人党于1990年1月27日召开第11次代表大会，代表们意识到了大势已去，决定停止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活动，组成新党为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28日通过的《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宣言》和党章，把“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摈弃了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理想，主张“推行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使波兰成为自由、平等的、团结的人们的祖国，成为一个社会公正的国家。”1990年2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特别代表大会，决定从1990年4月起改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罗马尼亚在处决齐奥塞斯库夫妇以后，共产党解散，1989年12月成立了救国阵线；前共产党员于1990年12月成立了社会主义劳动党；1991年6月从救国阵线中分裂出来一部分人，成立了社会民主团结党；1992年12月又一部分救国阵线的成员分离出来，成立民主救国阵线，1993年改称社会民主主义党。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些党派都放弃了共产主义的目标，转而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其奋斗目标。这样，民主集中制在自由民主化浪潮的袭击下被完全放弃。

三、民主集中制、苏共与苏联解体：沉痛的教训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苏联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初，在基本的政治路线上强调与前任的继承性和连续性，也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强调苏共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与领导作用；强调集体领导，组成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为核心的“三驾马车”式集体领导体制等。当然，形式上强调了“集体领导”，但不过是由“一个人说了算”，改为“少数几个人说了算”，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党内监督更无从谈起。由于勃列日涅夫一直对旧的体制和方式情有独钟，安于现状，使党的各级官员有了更多的安全感和稳定感，于是腐败现象开始大规模、多层次地泛滥起来，党内监察机构和制度流于形式，没有实际效果。

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举起了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民主社会主义派别抓住时机改名易帜，努力实现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1988年1月8日，戈尔巴乔夫会见舆论工具、意识形态机关和创作协会领导人时说，“民主化与公开性不仅仅是改革的手段，而且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我们主张毫无保留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1990年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说，应该解决下列基本任务：第一，尽一切可能使千百万劳动者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参加国家的管理。第二，为社会的自我调节和自治过程开辟最广阔的天地，为充分发挥公民、权力代表机关、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劳动集体的主动性创造条件。第三，自由形成和表现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意志，由他们商定和实现苏维埃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第四，为各大小民族的进一步自由发展、在族际主义原则上加强他们的友好平等合作保障条件。第五，根本加强社会主义法律和法则以排

除篡夺政权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有效地抵制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可靠地保障公民行使宪法权利和自由，以及他们履行对社会对国家的义务。第六，根据列宁的共产党是社会的政治先锋队和苏维埃国家是人民的政权工具的观念，党机关和国家机关的职能应严格分开。第七，建立能保障政治体制及时自我更新的有效机制，并考虑国内和国际条件的变化，这种政治体制要能在一切生活领域中越来越积极地发展和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和自治原则。……他还特别说，进步之路只有一条——这就是改革之路，革新之路。党将尽一切可能在发扬“民主”和“公开性”的基础上培植社会意识，并使之以建设性工作为目标。

（一）民主集中制的破坏直接影响了党的上层领导人的团结和统一

从政治上看，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放弃了社会主义，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根本不符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1990年戈尔巴乔夫在一篇文章中强调：“我们摒弃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所有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社会主义不应当从意识形态结构，而应当从生活本身、从人民的利益中推论出来……社会主义选择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把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推到首位。”“1988年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根本改革。由此进入了内容丰富的第二阶段的改革，这应立足于另一些意识形态观点，其基础就是社会民主思想。”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心腹亚·雅科夫列夫说：“我个人并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命力’，我尤其批判反人类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理性的美好的制度，并极力攻击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当马克思主义变成暴力夺取政权的意识形态时，当马克思主义开始灌输自己的教条、神话和仪式时，健全思想就会像此前对待侵犯生命的自我肯定力量的其他东西一样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戈尔巴乔夫本人逐渐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忠实执行者。

1987年11月1日，应美国出版商之约戈尔巴乔夫撰写的《改革以及关于我国和全世界的新思维》（中译本为《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在书中他写道：“苏联人相信，由于实行改革，实行民主化，国家将更富强，生活将更美好。”在错误的指导思想和改革路线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处处迎合西方的口味，以换取西方的支持与援助，从而一步步走向覆亡之路。西方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引导人们向往资本主义，向往西方。“这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和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教派的大规模扩张活动进行的，简直就是又一场货真价实的十字军东征。从本质来讲，这是一种改变我国整个社会面貌的企图。经过这场可怕的战役之后，结果就是要在过去俄国的原址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国名可能还是这个国名，但人民的心理已完全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在百姓心目中将不再占有地位。”1990年，由于戈尔巴乔夫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减少对东欧国家内政的干涉，导致东欧剧变而获诺贝尔和平奖。他在获奖答辞中说：“我愿意向你们保证，苏联的领导层正在做、也将继续做它权力范围内的每一件事情，来保证欧洲和世界作为一个建立在公开性、相互信任、国际法和普遍价值基础之上的未来的发展。”《苏联解体亲历记》的作者、美国前驻苏大使小杰克·马特洛克说：当戈尔巴乔夫“终于在1991年6月11日来到奥斯陆发表演说时，实际上，已经抛弃了马列主义最后的精髓，而在当时，马列主义仍然是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基础。”

（二）民主集中制的破坏瓦解了苏联共产党的凝聚力

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认为，“组织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即共产党的特点首先就在于：它是一个团结的党，其成员在一切基本问题上，在一切最重要的和本质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它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鼓舞，知道社会向何处发展并通过什么道路发展。我们布尔什维克党的特点是，它是一个严守纪律的党，是一个由于有自觉的内部纪律和经过革命锻炼而得以巩固的党。……如果党对自己的一个党员说：他应当，比方说，到哈萨克斯坦去，那他就一定去，尽管这里有他的家，有他心爱的工作。党怎样决定，他就怎样做。当然，党也总是考虑到一个人的力量，考虑到他的条件和他的工作情况，但是，党的纪律要求每个党员随时准备在事业需要的时候贡献出一切。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的地方。……要知道我们的党不是一些单个的人，而是一个巨大的紧密团结的集体，它的力量在于它有高度的觉悟和坚强的意志。这个集体越往前发展就变得越巩固。”由于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使得普通苏共党员无所适从。特别是造成了苏共领导层内部的不同认识，直至产生直接对抗。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对抗就很典型。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的错误，导致了各种非法组织出现，引发了社会动乱。1988年苏联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各加盟共和国都建立了“人民阵线”，到1990年初，非正式组织发展到了几万个。戈尔巴乔夫认为，苏共对国家权力形成了垄断，不利于民主，意图通过民主化来推动经济改革。于是实行党政分开，把权力重心从各级党组织转移到各级苏维埃，实现“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同时，苏联爆发了大规模的矿工罢工，工人运动逐渐脱离了苏共的领导，成为激进派向党施加压力的工具。加上经济情况恶化，苏共的威信直线下降。1990年3月12日，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宪法，取消了宪法第六条，意味着苏共在法律上变成了一个与其他政党一样的社会组织。苏共实际上失去了对国家的领导和控制。苏联检察院国家安全法执行监督局局长维·伊柳辛在《控告总统——戈尔巴乔夫》一书中认为，戈尔巴乔夫至少有三副面孔：改革之初的戈尔巴乔夫，处于改革顶峰时期的戈尔巴乔夫，苏联真正解体时的戈尔巴乔夫。第一个戈尔巴乔夫宣布实行改革方针，从而震动全国和全世界，这一方针几乎受到所有人的肯定。第二个戈尔巴乔夫在广大群众被调动起来后突然发现自己并不知道要把他们引向何处，要不然就是他不想或不会引导他们。实实在在的行动被毫无内容的空谈、摇摆不定、停滞不前、经济及国家机构的崩溃所代替。第三个戈尔巴乔夫，失意沮丧，得不到群众的任何支持，最后彻底放弃了对国家的领导。

（三）民主集中制的破坏动摇了苏共的执政地位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可以概括为：“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多元论就是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多元论引入政治领域最严重的结果就是多党制。政治多元化给苏共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个人和组织开始向苏共发出挑战，要求取消苏共的执政党地位。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副校长米·伊·科京认为，苏联共产党“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威信就下降了，况且他们都已年迈，身体不好，行动不便。党的由‘上级任命的干部’阶层，退化也越来越严重。党丧失了自己以前的工作能力，精力没有过去那么充沛，却到处抓特权。如此一来，党的领导层越来越多地脱离了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党失去了清醒评价社会所发生的进程的能力，失去了做出不带成见的结论的能力。苏共的成分也变得越来越庞杂。当然，入党的人基本上都是那些相信社会主义原则正确性的人，他们为了社会主义的事业准备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但与此同时，党内也混进了不少想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钻营之徒或者简直就是恶棍，他们想在党票的掩护下实现自己个人的肮脏勾当。最终，这从总体上挖了共产党的墙脚，使很多正直的共产党员，更不要说普通居民，丧失了对具有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的苏共的信任。人们对什么都不相信，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的情绪不断蔓延，劳动纪律涣散，道德水平下降。一句话，人们对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的责任心降低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加强党的团结，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因素。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相反，对党内的所谓“民主纲领派”等势力采取了退让和迁就的态度，党的纪律涣散，理想信念动摇，这是导致苏共失去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

（四）民主集中制的破坏导致苏共领导能力丧失而垮台

在1990年召开的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的软弱无力暴露无遗。大会通过的关于在苏共党内可以建立各种政治党派的决议破坏了党内思想的统一，党内出现各种派别和同盟。思想上的分歧，使苏共由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机构一下子变成一个争论不休的俱乐部。鉴于国内日趋紧张的形势，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自即日起由他本人代行总统职务。同时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全部权力。该委员会发布《告苏联人民书》，称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国家处于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委员会连续发布两道命令，要求各级政权和管理机关无条件地实施紧急状态。同日，苏联内阁举行会议，表示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拒不服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号召举行政治罢工，抗议亚纳耶夫等人发起的行动。20日，莫斯科实行宵禁。21日，戈尔巴乔夫宣布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并恢复了一度中断的与全国的联系，苏联国防部决定撤回部署在实施紧急状态地区的部队。苏联内阁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执行总统的指示。8月24日，他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后来，戈尔巴乔夫把“8·19事件”的失败归结为“大多数的社会公众不愿意恢复旧的秩序，改革后建立起的民主机制，尽管还很脆弱，但是经受住了考验，站稳了脚跟。”“8·19事件”后，叶利钦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上升，而且敢于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对抗。

此时，苏共迅速瓦解，联盟加快走向解体。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随后，各共和国共产党或被禁止活动，或宣布脱离苏共而独立。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乘机向苏联共产党发起进攻，苏共不仅被迅速排挤出国家政权体系，而且在政治上失去了生存权，组织上也被彻底瓦解。与此同时，联盟迅速走向解体。8月24日，苏联第二大共和国乌克兰宣布独立，这对戈尔巴乔夫组建新联盟的努力是致命的一击。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共和国领导人，撇开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明斯克签署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12月21日，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11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创始国的身份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举行会谈，会议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和《关于武装力量的议定书》等文件，正式宣告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通知戈尔巴乔夫“苏联已不复存在，苏联总统职位的设置同时取消”。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不复存在了。

历史告诉我们，共产党如果不能真正坚持民主集中制，弱化甚至放弃民主集中制，那么这样的党最终会分裂、蜕变和垮台，这个党执政的国家也会陷入混乱，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无尽的苦痛。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认识到，民主集中制是确保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定海神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