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决策与执行

第二节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决策与执行

资本主义制度在其诞生之初，资产阶级高举理性和人权的旗帜，批判封建专制和宗教神权，追求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些主张也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选择。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制度弊端也不断暴露出来了。

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包含的危机

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到垄断阶段，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等价交换、代议制民主、政党政治和公民自由等，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体系，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模式。它们对于保护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也逐渐暴露了出来。这时候，它的存在不再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选择，而是阻滞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制度障碍。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世界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不仅如此，即使在和平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也同样给人们带来了失业的痛苦和生活的窘迫。在经济危机中，人们失去了尊严，失去了希望。而这一切，完全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造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标榜自己是维护全体公民利益的，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平等人权”就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人们看到的却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维持和包容了那些扮演各自角色的经济当事人，使其中少数剥削者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大多数人则成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者”。这种社会角色的颠倒，直接表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错乱，也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缺陷。

资本主义制度一直认为自己才是最合天理、最合人性的制度，是永恒的制度，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傲慢与偏见”。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的制度是不断扩张的殖民主义性质的制度，扩张性、侵略性、殖民性、逐利性，是它的特征。资本主义的扩张性与逐利性，在其产生之日就体现的淋漓尽致。殖民主义的扩张伴随的是资本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在世界上传播文明，消除野蛮。让我们看看作为资本主义典型的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到18世纪30年代，四千英国公务人员由六万士兵和九万普通工作人员（多数是商人和牧师）协助，居住在一个有三亿人口的国家。维持这样一种情况所需要的意志、自信甚至傲慢的心态只能由我们来猜想了。”资本主义制度一直相信，它带给世界的是文明和福利。它认为自己的付出，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它给落后国家带来了“文明”的制度，就应该相应地带走当地的资源——从金银到奴隶——在这样的交换中，它是那样的坦然自若，自然而然。“等价交换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几乎变成了绝对的。在资本家彼此的相互关系中，以及在他们自己所统治的人们施行的教育中，他们完全采用等价交换的原则，既做为行动的指针，又做为道德的标准”。这种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决策—执行”领域，导致一些社会决策往往按照私利最大化的原则来考虑，而没有充分考虑社会民众的利益。

资本主义的逐利性造成了等价交换的泛化，资本家们在娘胎里就知道“等价交换”是天经地义。他们自己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疯狂逐利而感到一丝一毫的愧疚。当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能光靠道义上的指责。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同时，产生了葬送自己的因素。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不过就在于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独有的、适应当时物质生产水平的暂时的社会关系，变为永恒的、普遍的、不可动摇的规律，……他们的眼光超不出当前时代的经济界限，因而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它们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同样它们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灭”。在这种虚幻的自我陶醉的氛围中，美国的资本家们把仅有二三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看成了历史的“永恒”了。他们认为，人类的希望和未来都寄托在美国，上帝也在呼唤他们担当人类的“摩西”。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J．斯蒂格利茨也承认：国际经济组织及一些跨国集团，它们的行事常是着眼于较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还有这些国家的特殊利益集团——而不是发展中国家。除此之外，它们经常执着于特定经济社会下所形成的观点，以狭隘的心态来考虑和处理全球的问题。在美国资本家的眼里，这种历史“使命”带来的优越感足以抵消一切——理智、亲情、责任和未来。

资本家从来是寄生性的，是社会财富的蠹虫。“垄断资本主义尽管造成了它所有的全部生产力和财富，却没有能够为这样一种社会提供基础；这种社会能够促使它的成员得到健康和幸福的发展。”金钱成为虚拟，商品化为虚空。人们对物质的贪婪，彻底符号化了——对股票和债券的追求。危机可以让人覆灭，也可以教人警醒。“一般说来，危机越深刻规模越大，经济震动作用的力量也就越大。国际形势可能影响（并且往往影响）政治意识形成的性 质。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国家内，由于它来回摆动，时而出现向左前进，时而向右倒退。”这给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二、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的决策与效率

中国著名学者胡联合和胡鞍钢在2009年2月24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西方国家有多少搞“三权分立”的？》的文章，对三权分立的问题做了实证分析，文章认为：“总的来看，除美国之外，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体制形式不完全相同，但从根本上说都属于议会制，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比利时、丹麦、荷兰、芬兰、爱尔兰、奥地利、冰岛、卢森堡、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瑞典、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主要国家都是实行议会制；法国情况有点特殊，属于半议会制半总统制。”这就是说，在西方主要国家中，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都未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立法权与行政权是不分立的，实质是合一的、共生共灭的，个别的甚至司法权与立法权也是不分立的。即使是只考察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极大的西方七国集团，也可发现，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的也只占极少数，只有美国一家；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等国均未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总之，实际上‘三权分立’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很少被采用，政党政治在西方国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绝不能搞在西方国家也很少采用的‘三权分立’模式。”很显然，三权分立制度只有极少数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采用的一种政治制度，它是为垄断集团服务的，是广大民众所反对的一种资本主义国家制度。

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存在着很多矛盾和冲突，“国家作为社会的理智必须决定，要么消灭社会，要么对它进行改造更新。”首先，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决策—执行”，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专政统治。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是“市民社会”，是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即“国家”。“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在经济的市民社会之上衍化出文化的市民社会或意识形态的市民社会，它们共同保卫着资本主义社会。霍克海默指出：“国家资本主义乃是当代的独裁主义国家。”“整体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或国家社会主义乃是独裁主义国家最一般的表现形式，独裁主义国家已使自身摆脱对私人资本的依赖。”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决策—执行”逐步走向集中化。“以高度分权化的市民社会实行自我管理为特征的美国社会及其政治体制，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出现了联邦政府功能扩大，政治执行机构即总统地位优越，联邦、州和大城市的政府中形成官僚制等一些情况，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上，都呈现出集权化的趋势。”总统权力的增长，决策权的集中，在根本上是为了实现垄断资产阶级的意志，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三权分立”制度，也不会让总统权力过分膨胀。但是，这种权力制衡的设计，却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决策—执行”带来了效率低下、扯皮不断等困扰。

其次，西方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同时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方面，它必须从利润和个人收入中来征集必要的税收，并合理地使用可供支配的税收，以此来避免经济成长过程中的危机。另一方面，有选择的征税，税收使用的明显次序以及行政动作本身，都应该满足随时会出现的合法性需求。如果国家不能完成前一项任务，那么，就会出现行政理性的欠缺，如果不能完成后一项任务，就会出现合法性的欠缺。”这种合法性欠缺，导致西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治理问题层出不穷。西方社会的治理难题，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如何解决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加剧；如何重建对自由市场的信心；如何解决西式民主体制的失灵；如何解决不同社会群体的多元共处；如何解决“法治”异化为“律师之治”；如何进行全面体制创新。例如，2012年3月的美国报纸《纽约时报》刊登了经济评论家埃杜多·波特的文章，标题是“收入不平等挖民主的墙角”，主要是说收入差距的严重扩大，将产生政治的两极分化，有钱人与没有钱人之间的政治体系产生分裂，民主的政治制度就将遭到破坏。在这种治理困境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决策—执行”机制很难有效运作。

最后，新技术的发展给西方国家“决策—执行”带来了新的挑战。新技术发展给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美国哲学家拉兹洛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创造新的高能技术，建立更多更大的国家的和跨国的机构和企业，造成更多的信息流和传播渠道，并使我们的系统内的系统的正在增长的结构屈从于国际和全球机构的统治做到这一点。”“革新的机会将给我们提供一个创立新型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单位的机会。”“社会根本就不是象时钟那样，沿着一条预定的轨道往前移动，而是见机行事地走它自己的道路。”新技术可能不是国家与社会的粘合剂，而是两者关系的分离机，给国家的“决策—执行”制度带来的风险是未知的、潜在的和巨大的。

另外，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来看，其力量出现分散化的趋势。特别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执政能力在不断下降。“政党体系是组织选民，简化选择，选拔领导，集中利益，制定政策和应优先考虑事项的一种方法。政党在19世纪的发展是与选举权的扩大及政府对其公民责任的增多同步发展的。政党使民主政府的存在成为可能。在整个20世纪，民主的力量随政党力量的变化

而变化。政党体系在工业化世界里的衰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没有政党或是政党极为衰弱的民主政府会有多少活力。”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公信力下降，它对社会公众的感召力和掌控力也在下降，就很难有效地行使其政治权力，这最终会损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效运转。

三、分散决策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一种神话的破灭

一般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散决策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就是交易的通义。”例如，“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斯密强调“，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市场主体在追逐自己利润的同时也会造福社会。但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本质决定了市场主体不可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美国经济学家盖伯瑞斯认为：“资本主义完全不限制生产，尽是生产一些制造都市问题的汽车、药物和酒等产品，却无法供给市民最迫切需要的东西。资本主义者从来不会想到让民众以低廉的价钱买到舒适的房子；而毫无疑问的，住房问题是都市生活最重要的一环。资本主义者也不会想到供给良好的医疗设施，而都市人口稠密、易于传染和感染疾病，亟须健全医疗设施。此外，完善而方便的交通工具，也是大都会生活必备的要素，这些却不是资本家所乐于施予的。”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旦当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等现实的条件不能满足资本利益最大化的需要，资本控制的市场主体就会用各种方式抢夺他人利益和公众利益，从而损害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市场主体都是“经济人”，自私自利是其本性，它的“决策—执行”其实是围绕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用马克思的话说：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从宏观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不能满足于平均利润，何况这种平均利润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高而有下降的趋势。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不是平均利润，而是比较正常地实现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最大限度的利润。……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行为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资本主义生产旨在获取利润。获得最大利润是每个资本家的动机，也是他们在资本主义竞争条件下必然产生出来的经济行为的指导原则。”实际上，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旗帜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空前的繁荣，也出现了周期性的危机，为资本主义制度埋下了覆灭的种子。马克思曾经引用19世纪中叶英国的一位评论家的著名评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认为，“地球上也没有其他地方像在美国这里，对于钱财的贪婪如此明显可见，将赢利的欲望、为赚钱而赚钱作为每一次经济活动的全部和最终的目的。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都在为此奋斗，直至死亡才会停止对利润的永不餍足的欲望。……即使以尸体铺路，资本主义也绝不停下前进的脚步。”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不过就在于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独有的、适应当时物质生产水平的暂时的社会关系，变为永恒的、普遍的、不可动摇的规律，……他们的眼光超不出当前时代的经济界限，因而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它们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同样它们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灭”。因此，在经济领域，资本主义市场主体的“决策—执行”行为，始终是为了追求和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短视且具有毁灭性的，根本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