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争取民主和平而壮烈献身——李公朴
为争取民主和平而壮烈献身
——李公朴
没有主义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力量。
——李公朴
李公朴（1902~1946），原名李永祥，后改名公朴。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爱国民主人士、杰出的社会教育家。1926年初，在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1936年，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同年11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成为了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公朴获释。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七君子事件”
当国家领土遭到侵略，当人民生命受到威胁，必然有人站出来救国救民。然而，在动荡年代，那些有识之士和进步青年却因爱国而有罪。1936年11月23日，发生在上海的“七君子事件”轰动全国，包括救国会领导人李公朴、沈钧儒、王造时、沙千里、邹韬奋、章乃器和史良在内的七位爱国民主人士被捕。
事件的发端要从1935年12月27日说起。当天，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布成立，沈钧儒、李公朴、邹韬奋、马相伯等35人成为执行委员。次年1月28日，上海成立各界救国联合会，李公朴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为组织领导上海市内的抗日救亡运动积极运作，会后，救国会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年过六旬的沈钧儒和左臂受伤的李公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端，并带领队伍经北河南路、宝山路至大场路，沿途吸引了很多群众驻足观看，有的还参与到示威游行中，抗日救亡运动的呼声越发高涨。
5月31日，上海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李公朴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全救会”自成立以来，陆续发表《为绥东事件宣传》、《公开信》、《告同胞书》等文章，宣传救国救民的方针政策，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寇，同时不断披露国民党消极抗日，走亲日派路线的罪恶行径。
从“上救会”的示威游行到“全救会”的强烈呼声，这一系列的抗日救亡宣传，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同时也被国民党政府视为“眼中钉”。1936年11月23日凌晨两点，国民党下令抓捕了李公朴、沈钧儒、王造时、邹韬奋、沙千里、史良和章乃器。李公朴等七人被抓后，顿时引起一片哗然，上海各界纷纷谴责这种非法逮捕行为。在舆论的压力下，上海市市长奉命在11月26日的《申报》中发表声明，称“李公朴等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改组国防政府，种种谬说，均可复按。……竟复由言论而见诸行动，密谋鼓动上海总罢工，以遂其扰乱治安，颠覆政府之企图。”
当然，这样的声明仅仅只是无理无据的“空谈”。国内乃至国外的各界人士纷纷联名致电，提出尽快释放“七君子”。
12月4日，李公朴等人被移送至苏州看守所。途中，李公朴带领大家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在奋进的歌声中，彼此相互鼓励，发誓绝不动摇。随后，李公朴等人被苏州高等法院以“危害国民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提起公诉。“七君子”及辩护律师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与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进行了强烈反驳。
公诉未果，国民党却不肯罢休，将“七君子”关押在看守所长达8个月之久。“救国无罪”是李公朴矢志不渝的信念，“拼七人的自由，争取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自由”是李公朴在狱中与敌人斗争的强大动力。
1937年6月11日、25日，法庭先后开庭审理“七君子案件”。站在“被告”席上的李公朴，在法庭上正义辩驳、据理力争，充满革命热情，救国救民的坚定信念，全都显现在那一问一答之间。
“救国会的宣言、纲领和宗旨是什么？”
“抗日救国。”
“联合各党各派就是共荣，难道你不承认？”
“联合各党各派，是‘九一八’以后，国难会议以来，上下的共同主张。为的是化解成见，共同抗日。”
“共产党主张抗日，而救国会的宣言和纲领也主张抗日，你怎么解释？被共产党利用？”
“四万万人都要抗日，我相信审判长也要抗日的，难道也被共产党利用吗？”
法庭上，李公朴睿智且从容，有力地驳回了法庭对他的公诉。关押和审讯都没能使“七君子”屈服，国民党开始变换策略，使出“攻心法”，让杜月笙和钱新之前去“劝降”。杜月笙和钱新之都是上海有头有脸的人物，与李公朴等人有过交往，国民党想通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加之高官厚禄作为条件，令“七君子”在思想上有所改变，并写下悔过书。
“关于悔过书一点，在最早的时候，就有人暗示过，我们曾坚决地明白说，这是不可能的。……吾人是决不会签署任何有失立场、有丧人格之文件。”李公朴在日记中表露了心声，同时，“七君子”表示了态度：我们没有“过”，用不着“悔”。
“入狱入狱，是谁所欲！爱国有罪，入狱何辱。”李公朴在心底一遍遍地呐喊。面对遥遥无期的囚禁，他是多么想离开这里，继续争取抗日救亡，呼吁民主团结！与李公朴有着同样爱国热情的宋庆龄，组织何香凝、张定夫、胡愈之、张宗麟等16人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沈先生等七人并没有罪。所谓罪只是爱
国罪，如果爱国就是有罪，那么中华民国的国民，还有人敢去爱国吗！”“七位先生已为爱国而入狱了，我们也愿和他们一起入狱。”随后，宋美龄同胡愈之、彭文应等人赶赴苏州，要与“七君子”共患难。这件事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使国民党反动派备受舆论谴责，“七君子”定罪一事被迫搁置。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内形势突变，形成了全国抗日战线。此时，国民党已无力“制裁”李公朴等人。7月31日下午5时，“七君子”获释。出狱后，李公朴感慨地说：“被捕时手枪对着我们，我们认为最多不过是个‘死’。但我们不怕死，因为我们相信死后会有成千成万的人继续起来的。我们要以死的决心争取中华民国的抗日胜利。”为救国而入狱，李公朴将生死置之度外，因为他有一颗爱国、救国的心，他誓要为人民民主、争取人民解放而贡献一生。
为“抗战教育”而奔走
生于忧患的李公朴，从青年时期就怀有“呼唤民众”的雄心壮志，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不断探索，不断尝试，历经千万坎坷仍不屈不挠。曾经的求学经历，使他更加坚定了爱国之心，誓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斗争。他深信：虽不在战场杀敌，同样也可为国效力。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在国内全面爆发，战区及周边地区一派兵荒马乱，民众手足无措。对于抗战，李公朴鲜明地指出：“自抗战爆发直到今日为止，我们不能讳言，我们尚未进展到真正全民族的全面抗战，战争并未照全民的布置。战争的动员，还只限于军事的部分。政治、经济、文化、民众的动员，不是不够，而是还未开始，其他交通、技术，宜甚落后。战争的准备，战术的确定，都嫌尚待消极以为，不是积极的攻势。”此后，李公朴辗转东西两战场，及时推行“抗战教育”，使战地民众有组织、有纪律，为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当时，华北地区是全国抗战的主战场。李公朴于1937年8月29日出发，辗转太原、大同、徐州、连云港、济南、德州等地，对战区进行了大范围实地考察。其中，李公朴在山西停留了近一个月，并且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担任了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委员和宣传部长。从前线到后方，他积极了解组织生产情况，慰问军民。9月3日到达大同后，还拜访了傅作义将军。10月1日，回到上海的李公朴未做停留，又动身赶往东战场各线，即战地附近的嘉定、真茹直至昆山等地，用时将近一个月。
李公朴时刻提醒自己“要努力唤醒每个中国人有宁为抗战而死，不愿偷生而做亡国奴的决心，万众一心，必得最后的胜利”。他深知“团结的力量是无穷的”，持久的抗战已不可避免，怎样取得战争的胜利才是关键。在山东期间，战事连连，李公朴积极推行“抗战教育”，并向山东省主席提出具体措施：
（一）动员全省人民保卫山东，提出老百姓保卫山东的口号，改变过去单独军事抗争而非全民抗争的缺点。
（二）号召全省民众自动组织团体，由省政府设立民运指导机关领导之，但绝对不能干涉民众合法的爱国运动。
（三）迅速召集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团结起来，集中力量，肃清过去相互猜忌、观望怀疑、散漫等态度，在各党各派间，建立经常联系，精诚坦怀，共赴国难。
……
经历了两个月的战地考察，李公朴深有体会，陆续发表了《为全民动员告国人书》、《全民抗战的必然过程》、《怎样挽回华北危局》、《大同失守的前后》、《我所认识的牺盟》、《山东老百姓起来保卫山东》、《加紧上海战区的民众工作》、《上海战区的教育问题》和《战区民众教育计划大纲》等著名文章。他总结道：“今日尚没有动员全民族的力量作一系统的战争。这是当前这一阶段战争的特点，也是最大的弱点。”
在太原期间，李公朴经周恩来批准，创办了“全民通讯社”。身为社长的李公朴“决定以新闻作武器，以笔杆作大炮，为国家民族湔洗奇耻大辱，和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敌人搏斗”。全民通讯社自成立以来，及时报道华北抗战情况，并转载于上海、香港及英美地区的各大报刊。后因太原失守，全民通讯社迁至武汉。当时，武汉是全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全民通讯社来说倒是个不错的转机。在李公朴的带领下，通讯社办得如火如荼，宣传抗战的文章日益增多，从而加强了民众对抗战的积极性，大大推进了全民抗战的发展。
1938年初，李公朴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当时山西已经沦陷，民族革命大学所在地临汾成为了抗日前线。李公朴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正是为了把“抗战教育”实施在最需要它的地方。
刚到民大，李公朴就连夜草拟了一份《民族革命大学纲领》，特意强调“实行全国总动员、坚持抗日民族团结、实行抗战教育”，为民大学生坚持团结、走向抗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公朴立志“要使每个中国人认识自己有着抗日的任务，并要了解怎样能各就范围地去执行任务”就“更要加紧一般的政治训练，以增强抗日的力量。这样把广大群众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联合起来，把救国的工作和民主运动联合起来”才能真正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
在民大，李公朴通过讲课和写文章，积极推行“抗战教育”，号召民主团结。课堂上，他总是激昂慷慨，救国救民的革命热情感染了所有的听者。李公朴曾经的学生回忆说：“教授中李公朴享有很高威望，他两目炯炯有神，谈吐诙谐风趣。他讲过《半年来的抗战形势》和《民主
政治》，指出半年来战争中敌我力量的对比、变化，证明我们抗战有很大潜力，全国上下一心，敌忾同仇，建立牢固的统一战线，必然取得最后胜利。而只有发扬民主精神，才能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他论理有据，语调铿锵，很有说服力。”
理论加上实践是最好的组合。李公朴在东、西两战场考察后所发表的文章，集结成册，取名为《民众动员论》，作为抗日救亡文丛类书籍，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发行。在“民大”任教期间，李公朴对“抗战教育”做了更进一步的诠释。他认为，战时教育一方面要培养优秀的军事、政治与精敏灵活的组织人才；另一方面要造就国防工业以及生产建设的各种技术人才，而且必须使学其所用，用其所学，以发挥每一个人的智力与才能。作为推行“抗战教育”的先驱，李公朴认为实施“抗战教育”必须要做到：中国化、地方化、主义化、实用化、大众化、革命化和战斗化。他指出：“战时教育，并不是中断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在抗战中它能适合需要，培养出中国广大的、优秀的、民族革命的战斗员，就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它仍能奠定国防教育、生产教育的基础，担负起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使命。”
抗战教育与学校教育不同，它的针对性和目的性很强。战争中的中国，更需要增强民族凝聚力，更需要弘扬民族精神，李公朴正是带着求民主、求解放的使命，为“抗战教育”倾注心血，为推行和实施“抗战教育”而奔走。
为真理献身
“我从来都坚信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血肉斗争。其实，一说到革命，是没有不流血的。我流的血，不过几百CC，只是血海的几滴而已，这算得了什么呢。为了民主的胜利，为了中国的前途，只要能够团结起更多的人来，死又何足惜。”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李公朴甘愿付出一切，甚至生命。
抗战时期，很多爱国志士蓄须明志，李公朴也不例外。抗战胜利后，他见到好友闻一多把胡子剃了，便开玩笑地说：“一多，你的胡子未免剃得太早了。”见闻一多显现出不解的神情，李公朴接着说：“抗战结束，内战在即。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是我们当前的紧迫任务。”在出席西南联大诗歌朗诵晚会上，李公朴还特意朗诵了一首名为《不要教胜利冲昏头脑》的新诗，提醒人们要保护好胜利果实，为争取全国解放共同努力。
1946年1月10日，在共产党的强压和人民的呼声中，蒋介石最终签订了停战协定。2月10日，为庆祝停战协定及和平团结民主统一六项决议的签订，各界代表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然而，国民党特务却在会上寻衅暴打与会者。其中，身为主席团成员及大会总指挥的李公朴伤势最严重。事后，李公朴说：“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的统一，我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我要更加坚强起来，力争人权、民主自由。”
李公朴深知，教育是强国的根本。他和陶行知于1946年在重庆创办了社会大学，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树立了榜样。然而，推行进步教育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学校被国民党军警查封后，李公朴没有气馁，他始终认为：教育也是斗争。学校就是战场，战场也是课堂，是抗战的教育，是建国的营房。的确，斗争并没有停止，战场无处不在。
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再次挑起内战。事发突然，为稳定民心，李公朴和闻一多发动了“呼吁和平宣言”的万人签名运动。正因如此，国民党反动派对李公朴展开了报复行动。李公朴的家被特务监视，并收到恐吓信。对于这些，李公朴毫不理会，一心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上，为祖国的统一，为民族解放，他说自己随时准备牺牲。
国民党反动派见恐吓对李公朴毫无用处，便采取了极端行动。7月11日晚，李公朴与妻子张曼筠在外出返回的路上，被几个国民党便衣跟踪了。李公朴夫妇到站下车，跟踪他们的两名特务紧随其后。当晚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灯光昏暗，周围一片漆黑。李公朴走着走着，突然感觉腰被狠狠地撞了一下，然后侧身倒地。张曼筠以为李公朴是由于雨天湿滑而摔倒，下意识地将其扶起。谁知，李公朴再次倾倒。原来是特务用安装了消声器的手枪击中了李公朴的腰部。
看着不断流血的李公朴，张曼筠大声呼喊求援。正巧，云南大学的学生在此经过，立刻把李公朴送往了附近医院。经医生检查，子弹已穿出李公朴的腰部，在肠腔留下了多个弹孔。由于弹孔很大，鲜血止不住地向外喷发。手术过后，李公朴仍因失血过多而昏厥。对于这一段经历，张曼筠永生难忘：“公朴在昏迷地喘息着，在拼着全身的精力和死亡斗争着。他时而昏迷，时而比较清醒。三点多钟，他神志清醒，睁开眼睛望着我们，自言自语地说：‘我早就有准备了。’四点钟，疼痛使他咬紧牙关，他又睁开眼睛喊：‘完全为了民主，完全为了民主！’十分钟后，又狠狠地痛骂：‘卑鄙！无耻！’”
就在黎明即将到来之前，李公朴含恨离去。他恨的是独裁专制的反动统治，恨的是日寇铁蹄的践踏。正是这些恨，让李公朴不怕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和恐吓，不怕牺牲。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镇压以及迫害，在儒雅的李公朴眼中都不能够泯灭自己心中燃烧的革命之火。作为一名坚定的民主革命战士，李公朴曾在日记中写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追求真理，服务人群，抗战到底，争取民族解放，均应取此态度。”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了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的新中国，李公朴倾注了毕生的心血，直至“在真理旗前倒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