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英烈故事

“毕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刘炎

“毕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

——刘炎

献身革命勋劳永存,服务人民无限忠诚。

——陈毅

刘炎(1904~1946),原名刘安焕,出生于湖南桃源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1930年6月开始,担任红4军第12师团政委,曾参加攻打长沙的战斗。1933年调任红1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1934年10月,随红1军团长征,先任军团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后任红1军团后方工作部政委。1938年春任新四军第1支队政治部主任,在支队司令员陈毅带领下挺进江南。1939年11月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1940年7月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参加创建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并参加黄桥战役。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1师政委,同年4月兼任苏中军区政委和苏中区党委书记,5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常委,领导苏中军民反日伪军“扫荡”、“清乡”,巩固和发展苏中抗日根据地。后因病随军转移到山东,1946年11月20日在临沂病逝。

领导群众干革命

刘炎原名刘安焕,1904年11月28日生于湖南省桃源县北区孔水坡乡刘村下庙湾。这个地区位于湘西沅江流域,船舶往返,溪河交流,山清水秀。

刘炎的父亲是个忠厚、正直、勤劳的种田人,母亲是俭朴持家的农村妇女。刘炎是家中长子。他七岁时入私塾读书,后来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不得不中途辍学,在家放牛。1915年,11岁的刘炎所渴望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他被接到外祖父家继续读书。刘炎深知这一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更加苦学勤写,成绩优良,受到外祖父的好评和同学的称赞。

可惜,好景不长,在刘炎14岁的时候,父亲患了重病,欠下许多债,因他是长子,下面还有三个弟弟,所以养家的重担便落在他的肩上。刘炎再次退学,除了帮助父亲种田外,还学会了织布,维持家庭生计。在辛苦劳作的几年时间里,他的求知欲望仍未减退,常常抓紧时间读书、练字。

早在刘炎读书时,常听外祖父说,广东出了个孙中山先生,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耕者有其田。他想:这些如果真的实现了,穷人的日子就好过了。他还听说离他家不远的罗家店,有一位覃振先生,是同盟会会员,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刘炎在几年的种田、织布生涯中,亲身感受到底层人民的艰难困苦,对现状十分不满,听到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之后,非常向往像覃振那样从事革命活动,让劳苦的民众过上好的生活。

1924年,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1925年,桃源县兴起了农民运动,具有革命抱负的刘炎,毅然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中。

1926年7月11日,北伐军的雄师攻克长沙,湖南革命运动高涨,桃源县的农民运动更加蓬勃发展。各乡纷纷成立农民协会,由于刘炎在农民运动中热心、公正,具有领导能力,群众选他当了孔水坡乡的农民协会委员长。在近一年的农民运动中,刘炎接触到不少新事物,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道理,并下决心跟共产党革命到底。

从秋收起义到中央苏区的战斗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接着湖南省军阀许克祥5月21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湘西地主乘机配合反革命武装,捕杀农民协会会员,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了,桃源县也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这一突如其来的事变使刘炎悲愤交加,感到只有拿起武器,才能更好地开展革命活动。于是毅然离开家乡,直奔武昌,投入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国民政府警卫团,编入新兵连。警卫团团长卢德铭是共产党员,他为了提高这个团的战斗力,亲自率部队进行夏季练兵,刘炎对紧张严格的军事训练一丝不苟,军政学习都取得较好的成绩。

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与蒋介石合流,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不幸失败了。

不久,刘炎所在的新兵连和全团一起登上一艘大轮船,向东开去。天亮后,在黄石港下船登岸,步行去南昌。准备到那里和南昌起义的部队会师。在炎热的夏天,连续几天行军,部队非常疲劳。刘炎虽然身体较弱,仍抢着替病号背枪、背背包,鼓励他们克服困难,奋勇前进。当走到南昌附近的奉新县时,得悉南昌起义的部队已离开南昌向南去了。卢德铭团长毅然决定折向西行,进驻湘鄂赣边界的修水县城,暂时休整,等待时机。在休整期间,刘炎经宛希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以进攻长沙为目标的秋收起义开始了。起义军编成一个师,警卫团为第一团。从修水出发,计划进攻平江县城。但行至长寿街时,突然受到临阵叛变的第四团邱国轩部的袭击。第一团毫无准备,损失惨重。刘炎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战斗,但勇敢沉着,听从指挥,边打边撤,脱离险境。第二、三团也受到较大的损失,秋收起义又遭受了重大挫折。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收集了余部,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改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9月29日,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时,5000多人的起义军剩下不到1000人了。

毛泽东决定进行整编,把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定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属两个营,一个特务连,共七个连。同时还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班成立党小组,连成立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营、团设置党代表,并成立了党的最高层组织“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从此,这支部队便确立了党的绝对领导。

10月7日,第一团到达井冈山。11月中旬,毛泽东亲自给第一营讲话,命令这个营去攻占茶陵。一营下山,一路顺利,未经交战,占领了茶陵县城。成立了县人民委员会。刘炎等把原在茶陵搞过工农运动的人找了来,恢复了工会和农民协会。过了几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县人民委员会,改称县工农兵政府,由谭震林任政府主席。这样,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就在茶陵诞生了。

12月下旬,湖南的敌人第八军派了一个团向茶陵进攻。第一营采用正面阻击的战法,受到较大的消耗和伤亡,只好放弃茶陵回到井冈山,住在宁冈县的砻市。在从茶陵撤回井冈山的路上,第二连的3个党员(连长、副连长和党代表)经不起艰苦的战斗考验,也一起逃跑了。由于刘炎一贯地作战勇敢,工作积极,所以,一营二连回到砻市之后,毛泽东就把刘炎从副班长一下提升为二连的党代表。

刘炎随中央红军战斗在湘赣边及中央苏区,先后击退敌人的三次“围剿”。1933年1月,红1军团在黎川三都整编,撤销3、4军军部,军团直辖7、9、10、11师。在整编中,刘炎调到军团政治部任地方工作部部长。2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3月21日被红军粉碎。

9月,敌人开始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一系列的错误,虽经中央红军英勇奋战,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于1934年秋开始了长征。

为烈士立碑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这年秋天,刘炎奉命离开地方工作部,进入红军大学(后改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学习中,他如饥似渴地认真学习军事、政治。还抓紧在课外时间练写毛笔字。

1938年1月,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坚持斗争的游击队,组成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蒋介石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中共中央任命项英为副军长。陈毅为一支队司令,刘炎为政治部主任。

刘炎到了安徽的岩寺,见到了陈毅司令员。二人畅谈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一支队向敌人后方挺进的设想及在中央苏区别后各自的简况。4月28日,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带领新四军先遣支队从岩寺出发,去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

5月中旬,陈毅和刘炎率领一支队离开岩寺北上。刘炎坐在马背上,边走边欣赏满山遍野盛开的杜鹃花,边思考怎样把在湘赣边区和中央苏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运用到创建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上去。14日下午,刘炎同陈毅来到泾县茂林镇,他俩在镇外下马,向沿路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步入“大夫第”内。地下党的一个同志,向陈毅和刘炎讲述了1934年方志敏率红军先遣支队北上抗日时,在谭家桥与国民党发生激战,第7军团长寻淮洲同志身负重伤,抬到这个镇里就牺牲了。陈毅司令员问:“寻淮洲同志的坟在哪里?”那个同志说:“在蚂蚁山上,离镇不远。”陈毅站起来,对刘炎说:“走!我们去看看。”刘炎点头说:“好!”

在和煦的暖风中,蚂蚁山像一面巨大的屏风,高高耸立在茂林的西南角上,寻淮洲的墓,隐在山上的松林里。陈毅和刘炎漫步走到墓前,脱帽致哀。又默默站了一会,陈毅对刘炎说:“寻淮洲是红军的青年将领,智勇双全,在北上途中,打了许多胜仗,最后光荣牺牲了,可是连个墓碑也没有。为了把他的光辉业绩留传后代,我想给他立个墓碑,你看如何?”刘炎也有此意,甚表赞同。

晚上,刘炎随陈毅来到茂林镇的荷花塘边,登门拜访老石匠杨同发,说明来意。问他能否帮忙刻写碑文。杨石匠欣然同意,并带着陈毅和刘炎等人走到屋后,共同选了一块平整光洁的大石料,抬进屋内。陈毅在蜡烛光下,把石料打量一番,把纸铺到小桌上,又坐在小凳上思考一会,就挽起衣袖,动笔写起来。写完之后,数了数字数,又读了一遍,写上“陈毅谨志”四个字,递给刘炎。刘炎仔细看了一遍说:“很好!很好!短短的二百多字,概括了寻淮洲同志革命的一生。”

这天晚上,天气闷热,刘炎看到陈毅额上、鬓角上都沁出汗珠,便说:“陈司令,你累了,我来抄写吧?”陈毅知道刘炎的一笔颜体正楷写得很好,就点头满意地说:“好!你来写吧!”刘炎写完,交给陈毅审阅一遍,然后交给杨石匠,希望他能连夜赶刻出来。杨石匠说:“请两位首长放心,我拼命也要连夜刻出来。”说完,就动手刻起来。刘炎和陈毅站在杨石匠身边,不断地帮他倒茶、打扇。

破晓时分,碑文刻好了。陈毅向石匠说:“辛苦!辛苦!刻得很好。”刘炎拿出五块银元递给杨石匠:“你辛苦了一夜,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杨石匠连忙摇头,再三推辞说:“寻军团长为了

我们老百姓,流血牺牲,我刻个碑文,还不应该吗?”刘炎硬把银元塞进杨石匠的衣袋里说:“你的心意,我们理解,可是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谁也不能违犯。”

15日下午,陈毅和刘炎带领一支队全体指战员,来到寻淮州同志墓前举行了立碑仪式。陈毅、刘炎都在会上讲了话。教导全体指战员和前来参加仪式的群众,继承先烈遗志,高举东进抗日的大旗,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向全支队进行了一次生动的继承和发扬红军光荣传统的教育。

这块珍贵的墓碑,至今依然留在茂林。

工作在茅山抗日根据地

刘炎随同陈毅继续北上,1938年5月下旬1支队到达南陵。6月1日,召开了誓师大会,接着出发东进。12日傍晚,1支队到达溧阳县的竹箦桥与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汇合,粟裕向陈毅和刘炎介绍了苏南的情况。

这个地区处于宁沪杭的中心,日本人和国民党都很重视。沦陷后,日本盘踞城镇,任意四处烧杀抢掠,伪军汉奸为虎作伥,土豪劣绅、帮会头子、土匪特务等趁机拉起队伍,被国民党委为“司令”。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横行乡里,不打日本鬼子,专欺压百姓,搜刮财物。广大群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群众看到新来的这支军说话和气,纪律良好,内心感到高兴。但又看到这支军队人数少、武器差,很怕他们打不过鬼子,反而招惹祸端,所以不愿在墙上写标语,民房和祠堂也不愿让住,说是怕引来日本鬼子烧房子。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要想打开局面,刘炎和陈毅、粟裕一致认为首先应打几个胜仗,显示新四军的力量,振奋人心。

6月14日,陈毅和刘炎率部队进入茅山。茅山位于苏南溧阳、金坛、句容、溧水四县之间。虽算不上崇山峻岭,但山脉曲折多弯,地形复杂,且茅草深厚,便于部队隐蔽。

15日,刘炎和陈毅率支队机关进驻镇江南面的宝埝村。17日,粟裕亲率一支精干部队,在镇江至句容公路上的卫岗伏击日军的一个汽车队,打死日本少佐土井,大尉梅泽武四郎等10余人,伤敌数十人,烧毁汽车5辆,首战告捷!

7月1日夜晚,陈毅亲自出马,攻打沪宁线上的新丰车站,歼灭日军和伪军180余人,使火车一日未通。8月13日夜袭句容县城,毙日军40余人,摧毁了伪政权。经过这些战斗的胜利,新四军军威大振,民心大快,群众纷纷送来猪肉、鸡蛋、鞋子、衣服等慰问新四军。抗日士气立刻高涨起来。

在这种声势之下,刘炎把政治部的干部组成几个工作组,四处发动群众,组织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和儿童团等群众性的抗日团体和减租、减息、调解委员会。

为了建立和发展地方党,刘炎派1支队政治部的党员张之宜、陆平东、朱行厚(后脱党)于1938年底回溧阳家乡开展建党工作。指定他3人组成溧阳县工作委员会,张之宜任书记。其主要任务是:宣传发动群众抗日,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张之宜等3人分区活动,各自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有《宜兴民报》(后改为《战斗报》)报社的负责人任大可、储以民、孙冠群等青年知识分子。到1939年春,共组成了梓村等20多个党支部和后周等3个区委会。

刘炎很重视培养知识分子和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1938年8月,他为从京、沪、杭等地来参军的男女青年学生七八十人,开办了一期政治训练班,亲自主持和讲课。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把他们培养成为干部。

三下丹北

为了执行党中央对新四军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指示,陈毅派刘炎三下丹北。丹北是江苏丹阳县的北部地区。日军攻占上海之前,管文蔚在那里组成一支抗日部队,创建了一块抗日根据地。

1938年7月中旬,刘炎越过沪宁路,来到丹北的访仙桥,第一次会见自卫团总队长管文蔚,把第1支队委任他为“丹阳游击纵队司令”的任命书交给他。并听他汇报丹北抗日自卫团的情况和他本人的经历:管文蔚是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27年秋任丹阳县委书记时,曾领导过秋收暴动,在群众中有较大的影响。1930年被捕入狱,从此失掉了组织关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但组织关系尚未恢复。这年10月,他收缴了国民党访仙区的武装,赶走了区长,废除了保甲制,发动青壮年组织了抗日自卫团。当时自卫团有80余个,约2万5千余人,其中有枪的基干队约3千余人。此外有一支脱产的自卫团总队,共有四个兵力相当于营的大队。

刘炎听了以后,很高兴地说:“我们的部队刚到茅山地区,脚跟还没有站稳,你们已经有了这么大一块地方。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以后敌人扫荡时,部队就可以两边来回转移了。你们已把青壮年组织起来了,这是一支不小的力量,此外还必须把妇女和儿童组织起来,不要把他们排挤在抗日大门之外,他们都能做许多工作。”

刘炎临走之前,问管文蔚有什么事要向陈司令转告?管文蔚说:“希望陈司令派一些军政干部来,帮助我们掌握部队。”刘炎说:“好!回去我向陈司令汇报,请他派一些干部来。我们还要向中央写报告,请求恢复你的组织关系。”当夜,刘炎返回宝埝。

9月中旬,刘炎带领张震东、郭猛等20多个军政干部,第二次来到丹北。宣布把丹阳游击纵队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把原来的4个大队扩为4个支队,管文蔚仍任司令。张震东任纵队参谋长并兼1支队队长。郭猛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并兼1支队政委。2支队队长方钧。三支队队长梅嘉生。四支队队长韦永义。

这一次,刘炎对管文蔚等纵队领导干部作了详细指示:“部队一定要党化。党对部队要有绝对的领导权,部队内部不能搞统一战线,不能允许其他党派在部队内发展组织或进行活动。党支部一定要建在连队。连队的支部一定要保证党的政策的正确执行,保证上级命令和指示的正确执行,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搞好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并坚决执行优待俘虏政策。”

“要教育党员以身作则,平时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战时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以自身的模范行动,教育和影响群众。这样才配称得起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要加强干部的学习,提高他们的军政素质。”

刘炎还指示:“对一些面目不清的人,要进行审查,严防奸细混入部队。”

管文蔚等根据刘炎的指示,研究了贯彻执行的措施。部队的军政素质逐步得到提高。

当年年底,刘炎第3次来到丹北。这一次同管文蔚等着重研究了在统一战线中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他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蒋介石开始利用我们打北洋军阀。当北伐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蒋介石就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现在虽然第二次合作抗日,但蒋介石时刻都在想消灭我们,并借日军之手消灭我们。我南方各省游击队编成新四军之后,留在原地坚持斗争的少数武装,有不少被国民党缴了械,惨遭枪杀。并逮捕、枪杀他们的家属。在闽西等地,国民党还枪杀老人,贩卖儿童,制造无人区。所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切不可因为合作,忘记了一些潜在的危机。

临回茅山之前,刘炎嘱托他们,要坚决执行党中央向北发展的指示,做好渡江北上的一切准备。抓住时机,打过长江去。

巩固江南与开辟苏北

1939年1月,管文蔚等指挥新四军挺进纵队1支队,占领长江中心岛屿扬中县,随后2、3、4支队渡江北进,占领江北大桥一线阵地,和扬中连成一片,与茅山根据地遥相呼应。然而,项英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指令陈毅将江北和扬中的部队撤回江南。陈毅、粟裕和刘炎抵制项英的错误主张,并准备继续北进。为便于统一指挥江南和江北的部队,11月7日,在溧阳县水西村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别担任正副指挥,刘炎、钟期光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并还成立了苏皖区党委。

1940年1月,叶飞率领的江抗纵队与管文蔚的挺进纵队在扬中合编,仍称挺进纵队,管文蔚任司令,叶飞任副司令。合编后,全部开到江北。

因为工作劳累,营养不良,刘炎病倒了,军医处认为可能是胃癌,便向陈毅建议,让他去上海检查治疗。4月8日,刘炎离开水西村,由地下党员护送他去上海。在上海检查之后,排除了胃癌。他想,在上海治病花钱较多,而且部队有大量工作要做,既然不是癌症,就不需要在上海治疗了。于是刘炎回到茅山,带病坚持工作。

7月8日,粟裕率江南指挥部及所属主力部队北上。茅山地区只留下第4团的两个营。陈毅和刘炎把这两个主力营和茅山地区各县的地方武装,组成新2支队,以罗忠毅为司令,廖海涛为政委,在茅山地区坚持斗争。此后,陈毅、刘炎先后渡江北上。遵照中共中央指示,7月下旬,将渡江北上的江南指挥部改名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刘炎、钟期光分别担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

为了东进黄桥,开辟以黄桥为中心向沿长江的泰兴、靖江、南通、如皋地区发展,苏北指挥部将原直属的各个团,扩编为3个纵队,9个团共7000余人。经过周密的组织和准备,配备好了纵队和团营干部,又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部队士气高涨。刘炎和政治部的同志们为黄桥决战做了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

为了打开苏北局面,苏北指挥部于7月29日,攻占黄桥镇。黄桥战后,刘炎和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领导当地干部,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及政权建设等。8月先后建立了泰兴、如皋、靖江、泰州、海安等5个县政权,成立了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公布减租减息等法令,广大群众的抗日情绪迅速高涨,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黄桥镇共10000多人口,其中就有50000多人参加了各种群众团体。地方武装也得到很快发展。此外,还出现了参军的热潮,黄桥及附近地区共有3000青年,参加了新四军和县、区地方武装。

9月14日,苏北指挥部攻占姜堰,姜堰位于泰州与海安之间,是苏北里下河有名的粮、油、棉、盐进出集散地。顽军保安第9旅张少华部,盘踞这一地区,鱼肉人民。该旅为防止我军进攻,在姜堰修筑了36个堡垒,四周挖了水壕,水壕之外布设电网和地雷。

为了拿下这一坚固设防的据点,陈毅指示从部队挑选一部分英勇善战的指挥员,组成一支勇敢队,打头阵。刘炎和钟期光亲自进行战前动员,鼓舞士气,并叫宣传部编了一支《勇敢队之歌》:“勇敢队,勇敢队,姜堰战斗显神威;哪怕顽军

硬如铁,勇敢队好比打铁锤。谁要投降和反共,铁锤打他粉粉碎。勇敢队,勇敢队,你的威名贯苏北!”

姜堰战后,为了巩固江南,陈毅和粟裕商定,派刘炎再返江南,到茅山地区去检查和布置工作。刘炎带着副官马苏政和警卫员,几人离开姜堰,渡江向对岸出发。

天黎明时,刘炎等三人登上岸,步行一天。来到丹阳县孟河镇以东2支队司令部的驻地,见到罗忠毅司令。罗司令亲切地握住刘的手,哈哈大笑一阵,十分高兴地说:“刘主任,我们又见面了。”随即安排他们住宿。

第二天,罗忠毅向刘炎汇报茅山地区的情况。刘炎叫马副官每天早饭后到孟河镇上收集敌伪报纸,下午返回住地。此后连续几天,刘炎白天找人谈话,了解各方情况,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看报纸,研究敌情,写讲话材料。给当地军队和地方干部,做政治报告,讲述敌情及我们的任务等。

住了大约一周,刘炎继续南下,到茅山地区去。由于敌人沿沪宁线架设了铁丝网,所以只能在白天从敌人设的哨卡上通过。于是刘炎穿上长袍,化装成商人模样。马副官和警卫员化装成跟班,把驳壳枪藏在腰间,在丹阳附近的新丰车站,越过铁路。由于事先廖海涛政委派侦察参谋来车站接应,与伪军岗哨打了招呼,所以他们装模作样地检查了一下,就放行了。过了铁路,又过了一条大河,来到2支队部队的驻地,见到了廖海涛政委。战友重逢,两人都很高兴。由于情况紧张,刘炎未经休息,当晚就随部队行动。

刘炎又去敌人据点密布、碉堡林立的延陵以南茅山北麓地区。在那个地区,敌人经常出来扰乱,刘炎几乎每天都要随部队行动转移。有时,一个晚上要转移两三次。所以他了解情况,检查工作大都是在行军中进行的,工作十分紧张,生活异常艰苦。使他带病的身体,更加虚弱了。一周之后,刘炎等返回沪宁路北2支队司令部驻地。

10月8日深夜,机要员送来陈毅和粟裕指挥的黄桥决战,歼敌1万余人,取得全胜的电报,刘炎心情十分激动,立即把已熟睡的副官推醒,高兴地说:“马副官,快起来,好消息!我军在黄桥决战中取得全胜,我们在苏北站稳脚了!”

刘炎一夜未睡,准备了一篇讲话稿。第二天一早,就给附近的军队和地方干部做报告。鼓励大家英勇作战,努力工作,把江南根据地巩固好,用实际行动支援苏北的部队。

不久,刘炎奉命返回苏北。当他到达黄桥镇时,陈毅和粟裕已率苏北指挥部北进。刘炎赶到海安,与陈粟会合。

11月7日,刘少奇来到海安苏北指挥部,陈毅等亲往码头迎接。刘少奇在这里和陈毅商定,把盐城以北划为苏北,以南划为苏中。成立苏中区党委,指定刘炎任书记,陈丕显任副书记,统一领导苏中地区党、政、军工作。并将苏北行政委员会改称苏中行政委员会,仍由管文蔚任主任。

1941年1月6日,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杀害和监禁新四军军部官兵7000余人。17日,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2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在盐城成立新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月28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将新四军的部队编为7个师。苏北指挥部编为一师,任命粟裕为第一师师长,刘炎为政治委员;茅山地区的部队编为第六师,任命谭震林为师长兼政治委员。

2月25日,日军乘我新四军军部刚刚重建,各师部队正在整编之际,大举向我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粟裕和刘炎指挥一师,在海安泰州之间与敌展开激战,歼敌5000余人,乘胜攻占泰州。

3月19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正式划定苏中地区范围:东台、兴化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东,黄海以西,以粟裕、刘炎、钟期光、周林、管文蔚、陈丕显、蔡良组成苏中区军政党委员会,作为苏中区最高领导机关,刘炎为书记。成立苏中军区,作为苏中地区地方武装的指挥机关,粟裕兼司令员,刘炎兼政治委员,钟期光兼政治部主任。由新四军第一师司令部、政治部兼任苏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27日,中共中央决定苏北区委员会改为苏中区委员会,刘炎任书记,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改为苏中行政委员会,管文蔚任主任。

7月20日,日伪军1.7万余人,分路向盐城、阜宁地区进犯,企图合击我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为配合苏北我军反“扫荡”,粟裕和刘炎指挥一师在苏中地区发起攻势,袭击和收复石塘、石庄、孤山等守敌数十处,破坏了如皋到东台,泰州到海安等公路,在河道上筑起了暗坝,断绝了敌人的水陆交通,使进犯苏北的敌军得不到弹药和粮食的补充。并进一步围困泰州、泰兴等城。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损兵折将3800余人,不得已将“扫荡”苏北的兵力撤回海安等据点。我军取得了粉碎敌人“扫荡”的胜利。

1941年11月,苏中区党委召开党、政、干部会议,研究对付日军“扫荡”、“清乡”,长期坚持苏中抗日根据地斗争的问题。刘炎在会上说:苏中处于我苏北和茅山根据地的中间,战略地位很重要,是敌我必争之地。为了粉碎敌人摧毁我苏中抗日根据地的阴谋,我党、政、军、民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坚持苏中根据地,我们一方面要动员广大基本群众支援我军;另一方面要做好上层工作。把地区和县的参议会建立和健全起来,要聘请一些各界有影响的人士,参加各种抗日团体和从事经济建设,并定期召开士绅名流座谈会,共商抗日大计。为了对付敌人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必须十分爱惜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尽量节省开支,反对铺张浪费。除抓好农业生产之外,还要发展手工业,兴办合作社,开展集市贸易,繁荣农村经济。

会后,刘炎深入基层,亲自抓落实工作。

12月,刘炎接到三旅旅党委的报告。报称该旅供给部的一个干部杨德林,犯有严重的贪污罪行,旅党委拟判处死刑,请师党委批示。刘炎一面看报告,一面思考,当时经常行军作战,生活很不安定,他贪污这样多钱,往那里去用呢?杨的妻子,来到他的住处,诉说冤情。他详细询问了她家的生活开支和杨的历史及工作情况。找不到贪污钱款的出路。于是他在报告上批示:杨德林若犯有如此严重的贪污罪行,理应从严处理。但大量贪污的款项,用于何处?应调查清楚,再做决定。对人的处理,要特别慎重。

旅党委根据刘炎的指示,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和详细核算。发现是他把账目弄错了,他本人没有贪污行为,纠正了错案。

有一天傍晚,刘炎在村头散步时,杨的妻子突然跑过来,跪到他面前说:“感谢救命恩人!老杨他没事了。”刘炎赶快把她扶起来,她接着说:“老杨是个老粗,不会记账,钱全错在账上。现在查清楚了,若不是政委考虑的周到,他那一条命就完了。”刘炎安慰了她几句,并叫她转告杨德林,接受这次的教训,今后一定要把账目记清楚,切勿粗心大意。这一事例,曾在一师和苏中军区广为流传,受到称赞。

1942年春,日军在如东县丰利镇集结3000兵力,准备“扫荡”苏中地区。当时刘炎正住在海滨乡乡长高亚东家中养病。粟裕请他回司令部参加作战会议,研究反“扫荡”作战方案。他冒着倾盆大雨赶到司令部驻地八埝庄,听取粟裕讲述作战方案。他全面分析了敌我情况,完全同意粟裕的作战方案。会后,他当晚返回驻地。粟裕指挥部队,机动灵活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此后,刘炎的病情日趋严重。但他仍带病坚持工作。陈毅认为当时苏中根据地生活条件艰苦,同时战斗频繁,不利于刘炎养病,决定送他到上海去治疗。

长眠山东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为了集中兵力消灭蒋军的有生力量,新四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向北转移。从苏北到山东的途中,刘炎的病情开始恶化,右腋下的肿瘤比拳头还大,十分疼痛。医生给他安排一副担架,他为了节省人力,不坐担架,坚持骑马。有时痛得厉害,他就伏在马背上,宁肯自己多吃苦,不愿给战士们增加负担。

11月,刘炎随山东军区后方医院,住在山东省临沂县西南的西桃花村,没多久,肿瘤急剧增大,疼痛常折磨得他满头大汗。白天不思饮食,晚上彻夜难眠。医生打止痛针也不见成效,刘炎只能咬紧牙齿,一分钟一分钟地坚忍下去,他却从不呻吟一声。

房东老大娘看到刘炎病成这个样子,就抱了一只母鸡,对警卫员说:“杀了它,给刘政委补补身子,这是俺的一点心意。”刘炎听到话声,就把老大娘请进屋内,忍着剧痛,笑着说:“老大娘,谢谢您,您的心意我领了,这是下蛋的鸡,绝不能杀,留着它下蛋卖点钱,补贴您家的生活。现在您家的生活这样苦,我怎么吃得下去呢?我有白菜和馒头吃已经不错了。”经刘炎再三劝说,老大娘把鸡放下,流着泪对警卫员说:“刘政委真是个好人,病成这个样子还事事想到我们穷人。”

刘炎几天不进饮食,医生要给他注射葡萄糖,他和蔼地对医生说:“现在药品紧张,留着给重伤员用吧!”

在重病中,刘炎仍很关心战局,当前方的同志回来看他时,他忍着痛向他们询问战况。还亲切地对他们说:“现在前方吃紧,你们的工作很忙,转告前方的同志,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你们多打几个胜仗,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我比什么都高兴。”

刘炎非常清楚,敌人大军压境,我军浴血奋战,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思想工作特别重要,前方有许多工作需要他去做,可他的身体状况又不能允许。自己只有四十多岁,也许再也不能为党工作了,想到这些,刘炎内心无比悲痛。又想到妻子患病在床,小女儿只有两岁多,他的心怎么能放得下呢?

11月20日晚,刘炎叫来妻子慢慢地对她说:“我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把生命交给了党。我一生奔波,两袖清风,没有给你和孩子留下一点东西,你要像保尔·柯察金那样,身残志坚,顽强地和病魔作斗争,跟着党,坚持革命到底……”说着说着闭上了眼睛,年仅42岁的刘炎遗憾地告别了人世。

刘炎以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艰苦奋斗,勇于牺牲的精神,对人热情诚恳的作风,高度的原则性,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俭朴的生活,谱写了自己的光辉历程,树立了一个共产党人光辉的形象。

中共中央华东局的讣告中,称他:“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战功甚伟,他毕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之精神,永垂不朽!”陈毅在他的墓碑上题写:“献身革命勋劳永存,服务人民无限忠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