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王若飞
“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王若飞
为谋解放头可断，留得清白在人间。
——王若飞
王若飞（1896~1946），原名荫生，贵州安顺人。1922年6月，于巴黎发起并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随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担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1931年，在包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出狱，在延安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1946年4月8日，所乘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不幸遇难。
磨难打造出坚韧
“甥生贵州之安顺，八岁不识字，余往携至贵阳入小学，状类白痴，不得入正额，留意着再，读自若。”这是黄齐生对外甥生王若飞幼年时的描述。谁曾想，睿智果敢的政治家王若飞，童年竟是这般模样。
王若飞原本出身富贵，从小好学懂事，备受家人宠爱。曾祖父去世后，家业逐渐衰败。父亲嗜赌如命，被赶出家门，终潦倒不堪，死于街头。年幼的王若飞和母亲、妹妹留在家中，待遇却一落千丈。母亲终日在厨房干活，或是在磨房推磨；小小年纪的王若飞和妹妹若芬，常常遭到庶祖母和伯父们的毒打。
有一天，叔叔让王若飞送来一碗面条，烫手的瓷碗在手里一滑，整碗面条都扣在了地上。叔叔见状破口大骂，之后还罚王若飞跪下。王若飞执意不跪，叔叔便大发雷霆，一巴掌把他扇倒在地，致使右耳失聪。从此以后，王若飞变得反应迟缓，智力下降。直到八岁时，他的舅父才把他和母亲、妹妹从水深火热的困境里救出，转至贵阳居住。
在贵阳，王若飞进入达德学校学习。由于之前的遭遇，他学习知识很吃力，考试不及格，成为了“留级生”。然而，王若飞没有气馁，他用了一年的时间发奋读书，刻苦学习，终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从“留级生”变成了“最优等生”。逃出了封建牢笼的王若飞，渴望新知。在爱国志士黄齐生等人的影响下，他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并开始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如邹容的《革命军》、《新民丛报》、《民报》等。
武昌起义爆发后，贵州宣布独立，成立了军政府。对于王若飞来说，这一切好似拨云见日。他毅然剪掉自己的辫子，立誓要革命，要解放。1918年，王若飞留学日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希望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1919年5月7日，袁世凯签订了丧权辱国条约。王若飞愤然回国，在讨伐运动中，几次险象环生，表现出色。不久，王若飞决定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他边学习，边打工，同时还利用业余时间拜会当地的爱国志士，为革命斗争积累经验，争取力量。
1922年6月，法国巴黎召开了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王若飞被选为少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巴黎期间，王若飞广泛阅读革命书籍，深入研究马列主义著作，并编印《少年》杂志，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同年8月，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王若飞经阮爱国（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
童年的悲惨经历没有消磨王若飞的意志，求学的艰辛没有令王若飞在寻求革命之路上退缩，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王若飞迈着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解放的道路前进。
豫陕区革命领头人
1923年3月18日，王若飞等人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那里，王若飞更加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对其政治经济学、哲学等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阅读《国际通讯》、《经济与政治》、《共产国际》等刊物，王若飞对如何进行中国革命有了更新的理解和认识。课余时间，他会把自己掌握的知识结合中国现状进行具体分析，并且积极与同学们进行讨论。王若飞的同学肖三感慨地说，王若飞对中国问题钻研得深，力求融会贯通。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对国家民族忠心不改，以及分析事理之细，记忆之清，都令自己终生难忘。
1925年3月下旬，王若飞学成归来，踌躇满志，一心想要报效祖国。途中，他奋笔疾书，写下了关于国内军事斗争的提纲。斯大林说过：“德国革命，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然而屡次厥起不能成功者，就因缺少一个有列宁主义理论所锻炼的坚固的多数党作为斗争的指导。”王若飞恰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亦是早已成熟，却缺少一个有力的党，立刻把革命系统实现起来。为此，王若飞提出了“坚固地发展工人运动”、“扩大国民革命之宣传”等观点。
回国后不久，王若飞被派往河南郑州，负责筹建豫陕区党委工作。同时期，著名的“五卅运动”爆发，王若飞在郑州全力声援。任职期间，王若飞的领导李大钊到郑州视察之际，两人对豫陕区的发展方向和工作展开进行了秘密讨论，并制定了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同时发展军事、农运等方面的工作方针。
王若飞的到来，仿佛为豫陕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工作方针制定好后，他根据指示，协助当地国民二军办好军校。为了让学员受到良好的军事训练，王若飞特意聘请苏联顾问，并制定了“以学兵营为基础，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为榜样”的治学方针。同时，他还强调要在兵营中注重政治教育，建立党组织。
青年是国家的栋梁，加强青年的思想教育被王若飞视为重中之重。在他的提议下，共青团利用寒暑假，组织青年学习革命理论。在讲习会上，王若飞深入浅出地为学生们讲解了“帝国主义与唯物史观”。在他的带领下，开封地区先后成立了共青团、青年社和河南省学生联合会等多个进步青年组织。王若飞在中共豫陕区委的机关刊物《中州评论》上刊登了很多教育类的文章，明确提出反对“八种错误”，提倡“十种教育”的理论，为青年们指引了前进的方向。
王若飞将革命思想付诸行动，他高喊“我们要捣碎奴隶的铁链”的口号，积极组织并发动农民运动。在军事和农运发展得如火如荼之际，王若飞并没有忽略妇女劳动者。他认为，妇女运动是革命运动当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些时候，做事谨慎、周到的妇女往往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不小的贡献。为此，王若飞曾多次向李大钊请示派专人来领导妇女运动。
反奉斗争开始后，王若飞在《中州评论》中率先发表了题为《胜利的国民军将怎样做》的文章。文章中，王若飞以事实为依据，详尽地为国民军分析了当前形势，表明了豫陕区委的态度，同时也代表了革命群众的心声。然而，愚昧的国民军并没有采纳王若飞的意见，仍旧一意孤行，最终导致被敌所困。
形势急转直下，王若飞作为豫陕革命区的领头人，审时度势，英明果断，提前安排了豫陕区委的撤退工作。即将离开豫陕区，王若飞始终不忘领头人的职责，最后一次召开了豫陕区委工作会议，主张以党的骨干力量为核心，把工作重点转移至农村。会上，他语重心长
地说：“我虽然被调到上海工作，但是大家一定要继续发扬革命精神，坚持革命斗争！”
铮铮铁骨
“死里逃生唯斗争，铁窗难锁钢铁心！”这是王若飞在狱中的箴言。在内蒙古地区开展革命工作期间，王若飞遭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经历了牢笼之苦。然而，铮铮铁骨难屈服，他在狱中凭借坚定的革命信念，顽强抗争，最终无罪释放。
1931年7月底，内蒙古德胜旗农牧民自发开展斗争，受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关注。为此，王若飞、田德秀和潘恩溥被派往内蒙古成立西北工委，组织领导包括陕（西）、甘（肃）、宁（夏）、晋（山西）、绥（内蒙古西北地区）、新（新疆）等地的农民解放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启程后，一行人兵分两路：王若飞和田德秀一路，潘恩溥带领与两名蒙古族同志一路，经不同地区，前往内蒙古包头。
10月，王若飞和田德秀率先到达包头。随后，田德秀临时接到任务，前往陕北协助刘志丹建立宁夏据点。王若飞则在当地同志乌兰夫的配合下，投入到革命斗争之中。王若飞根据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指示，制定了内蒙古地区的工作计划，并深入群众，了解斗争情况。
一段日子里，王若飞的工作计划进展顺利，并在人民群众的呼声中发动了轰动包头的“抗锅厘”运动，彻底废除了不合理税收——锅厘税（按户锅灶征收）。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王若飞却被叛徒潘恩溥出卖。原来，从另一个方向出发的潘恩溥，在途经定远哨口的时候，被敌人扣押审讯。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之下，潘恩溥没能守口如瓶，透露了王若飞的行踪和所在地。
于是，敌人根据潘恩溥的口供，迅速找到了王若飞在包头的暂住地——泰安客栈。11月21日晚，国民党宪兵队和当地警察突然闯进泰安客栈，声称要把王若飞抓回去审问。随身携带党内机密文件的王若飞不顾自身安危，首先想到保护文件。他趁场面慌乱之际，把文件塞进嘴里，准备销毁证据。不料，这一举动被敌人发现，扼住了王若飞的喉咙。王若飞拼命挣脱，用力吞咽成团的纸张。敌人下手非常恨，几个人冲上来按住王若飞，使劲撬开他的嘴，抠出了湿软的残损文件。
狡猾的敌人拿到文件后，确认了王若飞共产党员的身份。接连几个昼夜的审问，都没能从王若飞口中得到任何情报，敌人一怒之下，决定采取假枪毙的计谋，妄图让“死到临头”的王若飞说出实情。那些立场不坚定，最后做了叛徒的人往往都是中了敌人的这场奸计。临上刑场，王若飞面不改色，怀着一颗报国之心，视死如归。面对大义凛然的王若飞，敌人的奸计未果，只好将其重新押回警察局。在新一轮的审问中，王若飞以压倒一切的气势对警察局局长说：“你们永远都别想从我的口中得到任何消息。更何况，被审判的人不应该是我，而是你们！”
永不屈服的共产党员形象在王若飞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包头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无计可施，便把王若飞押解至绥远市“第一模范监狱”。进入监狱当天，王若飞被安排在写有“改”字的重案牢房。路过其他牢房时，他高唱着国际歌，昂首挺胸地朝前走去。
王若飞入狱后，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曾到监狱去游说。得知王若飞此前遭遇假行刑时的表现，傅作义不免钦佩：“军人上战场，脸也得白一白，他在刑场上竟面不改色，态度自若，人才都在共产党内。”在与王若飞的长谈中，傅作义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他的欣赏，并且提出只要王若飞肯为国民党做事，可以立即获释。在王若飞看来，头可断，血可流，也绝不能当叛徒。他不但断然拒绝了傅作义的要求，还明确地提出发动群众，反蒋抗日的主张。
狱中的生活暗无天日，王若飞却没有放弃生的希望。他利用放风的机会，在烈日下暴晒。冬天时，王若飞还坚持用冷水擦身。这样几近“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方式，为的是强身健体，王若飞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强壮的身体，才能和敌人斗争到底。”
1934年4月23日，绥远高等法院判处王若飞15年徒刑。宣判结果意味着王若飞即将在狱中度过15个春秋，他却不显担忧，还饶有兴致地在自己的帽子上用红线绣了一个醒目的“出”字。对于王若飞的这一做法，很多狱友都表示不解，问他为何要绣个“出”字。王若飞回答：“‘出’表示着出狱。宣判15年是出自敌人之口，而我是一定要走出这间牢房的。因为我坚信，用不了15年，中国革命就会成功！”
山西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后，王若飞被押解至太原陆军监狱。在那里，王若飞结识了与自己有着共同目标的友人乔明甫、李安心等人，并且在狱中成立了学习小组，秘密组织党员活动和对敌斗争。
一天，狱友们发现稀粥里竟然有两只被煮烂的老鼠，却敢怒不敢言。王若飞对大家说：“被关押在这里活得还不如牲口，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争取我们的人权。”在王若飞的带动下，狱友们向监狱提出抗议，要求改善伙食。监狱的看守却毫不讲理，指责王若飞等人是“犯人”，只能吃残羹馊饭。这样一来，狱友们群情激愤，决定以绝食的方式与敌人斗争。
王若飞鼓励狱友们：“绝食斗争是狱中合法斗争的最高形式，必须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一定要团结一致，不论出现什么情况绝不动摇，坚持到底，才能胜利；要严防敌人钻空子，寻机破坏。”就这样，长达五天五夜的绝食斗争开始了。大家都抱着“饿死也不屈服”的决心挺过了一天又一天。期间，所有人都曾因为饥饿而昏厥，醒来后依然坚持斗争，没有吃敌人送来的饭。
绝食斗争到第五天，监狱当局感到事态严重，便派人找到王若飞，希望他能够劝说“政治犯”们进食。王若飞抓住这次机会，提出：改善伙食、去掉脚镣和阅读书报的三项要求。见到共产党员的斗争如此坚决，监狱方面只好点头答应了所有要求。至此，以王若飞为首的绝食斗争宣告了胜利。
1937年春，在党组织的营救下，被关押5年零7个月的王若飞获准无条件释放。走出监狱，王若飞重新见到了那一缕朝阳，面朝东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急着出来为党工作”。同年8月，王若飞到达延安。
传播革命星火
王若飞是一名革命星火的传播者，他用生命的每一刻在完成着这个重要的使命。在延安，王若飞用汗水和心血宣传红色革命，弘扬革命精神，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
1937年夏，中共中央的安排下，王若飞从太原回到延安，很快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这让王若飞感觉自己真的回到“家”了。在那里，他担任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宣传部长、统战部长，负责推动文化教育、联系上层民主人士。在宣传上，他重点强调全民抗战，并总结了党中央洛川会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的全面抗战方针的关键点。
为了巩固和扩大宣传力
度，王若飞创办了陕甘宁边区党委理论刊物——《团结》。身为月刊的主要撰稿人，王若飞对待工作废寝忘食，经常写稿至深夜。文章内容也正如刊物的名字一样，表达了王若飞渴望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抗外敌的决心。
文化教育是传递革命信念的主要“阵地”，那些意气风发的学生正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在陕北期间，王若飞同时兼任陕北公学教授。1937年11月，王若飞在陕北公学校刊上发表了题为《欢迎全国革命青年学生到延安来学习抗战知识》的文章，他指出“目前我们争取民族生存的，向全国青年学生提出一个重大的任务，要求他们跑到民众中间去做唤起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来参加抗战的工作。”同时要求“每个来学的青年，必须百倍紧张地学习，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获取一切必要的抗战知识，就迅速到民众中去，到前线去。”
在鼓励青年学生在抗战中发挥自身能力方面，王若飞可谓是身体力行。他经常和同学们一起探讨问题，深入了解学生们的思想动态，并且把自己的看法通过作报告的形式为学生们演讲，透彻地分析当前抗战形势、性质以及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正确主张，倡导学习抗战理论，让学生们意识到抗战知识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同样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王若飞负责的宣传工作之所以能够卓有成效，正是源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在保卫边区的斗争中，他曾多次亲自走访沿河城镇，深入群众，了解保卫边区的动员工作。王若飞常说：“只有到当地去，到百姓中间去，才能听到人民的心声，发现工作中的问题。”每次走访结束后，王若飞都会针对出现的问题做出总结。他提出：“一切抗战动员工作之能否完成，全系于我们政治宣传工作是否深入。要在鼓动中把每个边区人民，无论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保卫边区的斗争，把他们的一切能力，一切物力都贡献于抗战。”王若飞带着革命的火种，毫不保留地播撒向人民，在他眼中，中华民族的儿女都是传递革命星火的使者。
在延安这块政治阵地上，王若飞像一盏启明灯，不断地发光发热。1938年秋，他被任命为中共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后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谦逊的王若飞对于副参谋长的职务有些信心不足，他找到毛泽东坦诚相告：“我没有在军队工作的经验，如今胜任副参谋长一职，实在不敢当。”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膀说：“最初我没有搞过军事，现在不也是搞起来了吗？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好！”得到了毛泽东的鼓励，王若飞更加坚定了传递革命的信心，并且开始涉及军事方面的研究和宣传。
1940年起，日寇开始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王若飞潜心研究反“扫荡”。他总结道：“敌人使用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简直是惨绝人寰。‘三大政策’为的是把根据地变成无人区。面对这样的情形，军队和人民都应该随机应变，缩小目标，灵活作战，以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王若飞的这一理论，正是“精兵简政”政策的最初雏形，对发展精锐部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精兵简政”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一致认可，成为了根据地十大政策之一。
王若飞始终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延安的日子里，他倾注心血，让点点革命星火呈现燎原之势。无论工作在什么岗位，王若飞始终不忘使命，让革命精神传遍延安。
为谋解放头可断
抗战胜利前后，王若飞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一，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
1944年5月起，国民党军队作战频频失利，乃至尽失豫湘桂等正面战场，这样大面积的溃败惹得全体国人一片哗然，强烈谴责国民党的专政统治，同时呼吁建立民主联合政权。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谈判的方式与国民党方面和商解决。当时，王若飞以林伯渠助手的身份陪同赶赴西安、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然而，谈判成员到达重庆后，很快发觉国民党方面说一套做一套，毫无和谈之诚意。于是，王若飞迅速将此情况汇报给党中央，说明国共之间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此后，根据中央指示，王若飞继续留在南方局，协助董必武主持上层统战工作。11月起，王若飞任中共南方局工委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1945年6月，他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然而，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仍旧没有化解。国民党统帅蒋介石接连三次致电共产党方面，希望能够再次举行谈判。为了和平民主的大业，毛泽东接受了邀请，并决定亲自挂帅。王若飞作为中共代表，随同毛泽东、周恩来离开延安，于1945年8月28日抵达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国共谈判从9月4日正式开始至10月10日，共举行了多达十次的谈判会议。期间，王若飞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工作。
在国共双方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后，10月11日，王若飞送毛泽东乘机返回延安，协同周恩来一起，继续为下次的国共谈判积极做着准备。
1946年1月10日，王若飞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会上，他按照党中央要求，既坚持原则，又掌握灵活的斗争策略，在改组政府和国民大会等重大问题上，与国民党的谈判代表王世杰展开了一番激烈的唇枪舌剑。才华横溢且能言善辩的王若飞在辩论过程中表现得从容不迫，博学的文采，精妙的辩词，使台下的国民党代表听得瞠目结舌，甚至心生敬佩，同时也给很多爱国民主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曾高度评价王若飞，说他“分析事理之强，记忆头脑之清楚，对人恳挚，一片真诚，毫无间然，尤其是每次会谈或是会议，哪一种人性的辩争，众口纷纭屹然不动，虽有责难弗避，真不愧为民主战士的先导”。
王若飞在谈判会上的精彩表现令在场人员赞叹不已。同时，他团结各民主党派，同国民党的独裁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问题上占据了主动，为“第二条民主战线”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4月8日，受周恩来委托，王若飞携带着中共代表团就宪法、国民政府组成等问题同国民党谈判的最后方案，同秦邦宪、叶挺、邓发和黄齐生等，乘飞机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准备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因天气原因，能见度很低，飞机中途迷失方向，不幸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上撞山坠毁，同机13人全部遇难，王若飞时年50岁。
毛泽东为“四八”烈士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周恩来得知王若飞遇难后，悲痛地说：“失掉了他，好像失掉一种力量，失掉一种鼓励，失掉了一个帮手。”
王若飞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他“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诺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