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军的故事

第六章 亲历与回忆_萧克:从潮汕到湘南

萧克:从潮汕到湘南

……

从汕头到广州,海路要一两天。我在甲板上站着,心里想,到了广州总会有办法的,那里曾经是革命的大本营,我又住过半年,总会找到熟人,找到党组织的。

大约是1927年11月初,我到了广州。这时的广州已没有昔日的革命气氛了。街道上军警林立,岗哨森严,行人稀稀落落,一片白色恐怖。我顺着熟悉的街道,去寻找往日的亲友,毫无着落,更说不上党的组织关系了。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还是音讯杳然。这时,我已是囊空如洗,饥肠辘辘。但我并没有消极失望。我决心,一息尚存,就要找党。为了生存,为了找党,我不顾自己出身书香门地,也不顾曾是一名铁军的军官,放下架子去讨饭。

我到纸张铺买来中小学生笔记本,用从武汉带来的钢笔,写了一个哀怨真切的自述,开头是:“诸君,我今天以至诚之心,向你们说几句衷肠话。”接着,介绍自己的出身、学历,在北伐军中做过什么,然后讲:“前不久我还是一名北伐军的军官,由于政局变化,不幸流于楚囚……”。末尾是“……如今,我肚子饿,身上冷,病未愈,想找工作,又无处可找,难道老天要绝我生路不成?请问,这是我的罪过,还是社会的罪过?”

我拿着这篇自述,就到书店去给人看。我想:逛书店的人一般都有文化,有文化的人看到我的陈情,会同情我的遭遇。果然,不少人看了我的自述,都唏嘘不已,有的掏出一毛二毛小银洋给我。慢慢地,我就有了几块钱,暂时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但我想,不能总这样下去,还得找个事来糊口。一天,我在街上转悠,路过一个卖字的摊子,见那卖字的老先生面容慈祥,说话和气,就走上前去问他:“老先生,我来分一口饭吃行吗?”

老先生看看我,问:“你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

我答道:“我是一个打了败仗的小军官,流落此地,现在生活无着,请老先生发点慈悲。”随即又把我的陈情交给他看。

老先生沉吟半晌,用手指了一下摊在桌面上的纸和笔,说:“你先试试吧。”

我拿起笔,先写了一行颜体字,又写了一副隶书的条幅。我在私塾就练过这些书体,写的时候,老先生看我用笔;写完后又端详了好一会儿,终于点点头,对我说:“好吧,你就帮我的忙吧。”

从此,我过起了以卖字为生的日子。平常,先生写字作画,我铺纸磨墨,客人多时,我也写上几幅颜体或隶书,一天还能挣得几毛钱,勉强维持生计。解决了糊口的问题,我找党的心情更加迫切。有事外出和帮人写字时,我都设法打听消息。

……

湘南这么大,到哪里去找党呢?就在我漫无目标地寻访时,突然想到我高小同学萧亮,他家在临武县沙田圩杉木桥,我离家从军,就是经他家里走的。他父亲是大地主兼商人,往广州、香港和江西等地贩卖杉木,结交的人多,消息灵通。我听人讲,“马日事变”后,长沙、衡阳一片白色恐怖,在那里读书的学生,下半年都没有去,估计萧亮此时在家。于是我就去萧亮家。快到萧家时,我把那套半新的衣服换上,又把13军的铜证章也戴好。萧父是大地主,如果衣着不整,会引起他的怀疑。

收拾停当,我扣响了萧亮家的大门。开门的正是萧亮。他见到我,又惊又喜,忙把我让到屋内。萧亮的父亲也在,我家与他家同宗,萧亮父亲的辈份高,我向他施礼问候,照旧尊称他为“老前辈”。萧父见我穿的灰军装,又佩戴着13军的证件,满心欢喜,留我在家住宿。

萧亮领我到了他的房间。开始,我们只是寒暄了一下,夜晚,彼此谈了别后的经历。我把南昌起义及失败的详细经过告诉他,他听后非常惋惜。接着,他同我讲

了“马日事变”后他如何跑回家乡,并对我说,父亲很怀疑他,要我在他父亲面前不要透露这方面的只言片语。

我们越谈越深,最后,互吐真言。原来,萧亮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是大革命时期在长沙入党的。逆境中遇到同志,真是倍感亲切。

萧亮与临武县的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离沙田圩20几里的牛头汾,有临武县支部的联络点,他就是那个支部的成员。萧亮答应帮我去联系。为了慎重,他先去了一趟,然后带我前往牛头汾。党支部负责人贺辉庭与我接了头。贺辉庭郑重地对我说:“临武支部研究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和组织生活。”听了这句话,我激动得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但只对贺书记说了一句:“我终于找到党了!”

……

根据支部的决定,我担任了新成立的农民武装——独立营(后为2团3营)副营长,营长是彭晒。因为部队不多,只编一个连,我又兼连长,彭腰任党代表。他们知道我参加过南昌起义,所以主要叫我负责军事工作。彭睽为支部宣传委员,又是碕石村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支部书记彭晒为全面领导,他和组织委员吴统莲经常来部队讲政治课,教唱革命歌曲。当时,这个党支部真正发挥了暴动中的领导和骨干作用。

从嘉禾来时,黄益善、萧克允等让我们与宜章碕石村党支部联系上后,就去找朱德部队,请他们协助嘉禾南区暴动。此时,朱德部队正在砰石地区与许克祥的24师激战,联系不上。我就写了一封信,托一个在碕石帮助独立营造枪的嘉禾籍铁匠,带给黄益善和萧克允,告诉他们,我们留在碕石参加暴动了。大约过了半个月,黄益善也来到宜章。他与宜章县委的胡世俭、张际春、彭祜等,都是衡阳第三师范的同学,同搞革命运动,他们就调他到宜章县委工作。以后我们上井冈山,他陆续担任了红4军的连党代表、支队党委书记和军党委的秘书长,1929年冬,在红4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4军军委委员。

黄益善来后又过了半个月,我二哥萧克允和临武牛头汾支部书记贺辉庭也到宜章梅田。他们找到我,请求独立营去支援临武、嘉禾的武装暴动。我说:“这需宜章县委决定。”他们随即去请示县委。得到的答复是,请他们先回去准备,待适当时机即派军队策应。

他们返回后不久,湘南暴动就失败了,我率独立营撤往井冈山,从此和他们断绝了消息。1933年夏,我在湘赣苏区时,见到湘鄂赣军区政委黄志竞和副司令员严图阁,据他们说,两年前,萧克允曾受上海中央特科之命到鄂东南去搞兵运工作,以后转入红军,在鄂东特委军事部办的红军学校任教员,后任鄂东南红3师参谋长、湘鄂赣北路指挥部参谋长。1932年底。湘鄂赣红军与国民党薛岳部在湖北通城的大坂作战,萧克允在战斗中负重伤,抬回柳河苏区后牺牲了。至于贺辉庭,我还是解放以后回湘南才知道他后来的情况,他一直在临武坚持地下工作,不屈不挠,1929年秋被反动派杀害。碕石暴动后,我担任独立营副营长兼连长,这个营实际只有一个连,步枪和梭镖各30多支,而步枪约有一半是本地铁匠仿造的,名为五响枪,但打三四发子弹就要擦油才能打,大家称其为“土快枪”。“土快枪”者,又土又快也。表尺与准星不精确;快是能连打五发子弹的后膛枪,不同于从前面装火药的土枪。人员都是本地农民,相互间讲土话,离三五十里的人都很难听懂。晚上,有些人还带枪回家过夜。班、排长也是本地人,军事不高,即使执行日常勤务也不够。

我在铁军工作过,体会到铁军的钢铁精神是从严格的管理训练和从艰苦战斗中培养锻炼起来的。我常想,孙武可以把吴宫姬妾训练得进退自如,戚继光可以把义乌农民兵训练得赴汤蹈火,我们是共产党,也一定能把这些农民训练成新的“铁军”。

我认真整顿训练部队,首先宣布了几条规定:建立连值星、班值日制,有事要报告;早晚点名,按时上课,爱护武器,行军不用枪挑东西,梭镖不倒插,不沾土,保持洁白而锐利;吃饭由值星班长吹哨子集合,一班一桌;办公不讲土话,还要讲礼节。

我反复向部队讲明道理,要求个个遵守。一次,有个战士严重违反纪律,查明后,全连集合进行体罚。这样队伍就比较整齐了。体罚,如打屁股、打手板,现在看来是笑话,那是旧军队的恶习,1929年红4军第9次党的代表大会批评为军阀残余,完全对。但当时我们管理水平低,只知道这种办法。地方同志和农民看到我把部队带得守纪律,又学会各种射击姿势及散兵动作,虽然处分了他们的子弟,但认为我执行纪律时,还合人情。他们见到我,都亲热地叫我萧连长,就是50多年后,我回碕石,老人见到我,还亲切地叫我萧连长。

碕石暴动组建的独立营,虽只有100多人、30多条枪,梭镖多于步枪,但在当时也是一支重要的武装了。我对这支部队一面整顿、训练,一面带着四出游击。

附近大黄家有个恶霸地主,有武装,群众都恨他。我们乘夜包围了这个地主的宅院,打死了大恶霸,振奋了周围的群众,农民纷纷起来暴动。我们就协助各区、乡建立苏维埃政府,组织农民协会,宣布分田地,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还把地主的田契、帐本集中起来,当众烧毁,把打土豪所得的浮财分给穷苦的农民。不到半月,整个黄沙区以及靠近广东边界莽山附近的农民都发动起来了,暴动的烈火越烧越旺。

我们在宜章西南山区建立了革命政权,坚持了两个多月。此时,朱德、陈毅的部队正在郴州、耒阳一带。国民党湘、粤两省军阀白崇禧、许克祥、范石生等部南北夹击,工农革命军主力和宜章县委向东转移。我营因处于偏僻的宜章西南山区活动,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就靠近白沙区梅田镇,与那地区的欧阳祖光和王政领导的农民起义武装汇合。为统一指挥,两部合编为宜章独立营,男女老少约600人,枪六、七十支,梭镖300多杆,名义上仍为彭晒之独立营,后彭调宜章县委工作,独立营由龚楷任营长,我为副营长。我和龚楷都参加了南昌起义,龚在朱德部,我在叶挺部。南昌起义失败后,朱部到湘南又发动起义,朱德派龚楷到碕石地区与地方党组织联系,正值发动起义,他就留在当地参加了起义。他虽是朱部来的,又是四川人,但与当地的同志联系较好,又有指挥能力,选他为营长是适宜的。不幸的是,1929年冬,他在东江工作时病故了。

敌军占领宜章城后,反动民团又占领了黄沙、梅田一带。我们退到骑田岭南面一个叫麻田的大村落,又从麻田翻越骑田岭主峰黄琴岭。黄琴岭林木茂密,瞩目中原。当我们翻山时,红旗招展,梭镖刺天,嘹亮的国际歌声响彻山岭。一时间,豪情洋溢,乘兴写下了一首诗:

农奴聚义起烽烟,

晃晃梭镖刺远天。

莫谓湘南陬五岭,

骑田岭上瞩中原。

这时候,湘南暴动失败了,我们600多农军是最后撤退的。骑田岭虽然是中国南部五岭山脉之一,但群众也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很难持久坚持,我们几个领导人商议,认为毛泽东指挥的部队在宁冈、碕县活动(当时不知其己南下),朱德、陈毅和宜章县委大概已东去,就决定自己也东去。于是,我们深夜越过郴县和宜章大道,登五盖山,继续向东,在资兴东南的龙溪洞和毛泽东的部队会合了。

我们这一群背梭镖的农民队伍和大红军会合,又见到有名的农民运动先驱毛泽东,多么高兴啊!他们见到我们也是同样心情,欢呼雀跃:“宜章独立营来了!宜章独立营来了!”

——摘自《萧克回忆录》

(本章完)

目录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