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亲历与回忆_陈赓：从南昌到汕头

陈赓：从南昌到汕头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武汉政府时代，我在北伐军第二方面军唐生智部特务营任营长。“马日事变”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迁就当时的汪精卫派国民党，自动把武汉市的工人纠察队缴了械，并且命令我把特务营交给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这个部队本来是由共产党组织的，后来大部分人分批跑到江西，参加了土地革命。

七月十五日，汉口的国民党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我便随着周恩来同志秘密乘船到达江西，八月一日参加了南昌的武装起义。起义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同志指挥，参加的有在党影响下的北伐军部队三万余人，总指挥部设在南昌市中心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我和李立三等在市区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当天夜里又负责解决了江西省银行。

八月五日，起义军撤离南昌，我在贺龙同志的第二十军第三师工作，跟部队一起向广东进发。在南昌曾解决敌人六个团，离开时武器带不走，丢的遍地都是。——那时候还不大懂得发动工农来拿武器，武器都丢掉了。一路上，起义部队受到各地人民的热烈欢迎。革命虽然遭受了暂时的挫折，但群众的斗争意志仍然是很坚强的。八月下旬，部队经过抚州、瑞金，在会昌地区和反动军阀钱大钧等的部队激战了一场。钱大钧的部队先我到达会昌。我三师是先头部队，一到会昌附近就和敌人接了火。会昌战斗是在八月二十四日，本来我军预定拂晓开始攻击，因为部队走错了路，迟到早晨八点钟才开始。敌人派四个团来堵截，打到中午，我后续部队还没有到，子弹打光了，尚未把敌人击败。敌人疯狂出击，我军支持不住，便向后撤退。

撤退时我走在部队最后，下午一点钟负了重伤，左腿两处中弹，膝盖处的筋断了，脚腕骨被打折，不能行动。见敌人的追击部队赶来，为了避免敌人搜查我的口袋发洋财时发觉我还活着，忙脱掉身上的制服，从山坡上滚下去，跌进一块深草的田沟里，腿上的血一直在流，把田沟里的水都染红了。这时跟着我的卢冬生同志也跳下来照拂我。不久几个敌人下来搜索，我因自己不能行动，便劝卢冬生同志快走，他却无论如何也不离开，很机警地躲进附近草棵里藏起来。我用手把腿上流出的血涂抹一身一脸，以此欺骗敌人。可是心里却老想着：我们的部队退了，敌人一来准定会死。想到自己年纪还轻，革命刚刚开始；又回想到自己从前的经历，想起所有一起革命的战友……在敌人走近来时，就把牙齿咬紧，停住呼吸，准备一死。结果，敌人以为我已死掉，在我身上踢了一脚便走了。

躺在那里过了两三个钟头，下午四点钟左右，叶挺同志带领的部队反攻上来，立即把敌人打垮。听见山上人叫马嘶，但怕是敌人溃退下来，仍不敢动。我身上只穿着背心和短裤，我们的搜索部队过来，又把我当敌人打了一枪托子。我睁开眼睛偷看，见他们颈子上都挂有红带子(像现在少年先锋队员戴的红领巾一样)，知道是叶挺同志的部队反攻了，

便高兴地说明是自己人，卢冬生同志也出来证明。这时前边已经占领会昌，我便也到城里，见到周恩来、聂荣臻、叶挺等许多同志。此时重逢，格外亲切。

会昌战斗后，部队未照原计划直下寻邬、梅县，而折向福建的汀州(长汀)、上杭一带。我因伤势很重，便坐船顺贡水前往汀州。刚一上船，敌人突然反扑回来，一直打到江边，我坐的船也中了许多子弹。正好周士第同志带的二十五师赶来，一个反攻，又将敌人打垮，我亦得救。汀州有家医院，就是傅连障同志办的。他不但没有离开，而且找了一些小学校的教师与学生们来帮忙，接收了我军三百多个伤员。他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同情我们的医生。承他尽心照拂，使我直到现在都很感激。接着部队进军东江，我仍乘船沿着韩江南下，水流很急，又有礁石，有些船被打翻了，我乘坐的船也触到礁石，险些出事。到大埔后，准备留我在那里休养，我坚决随着部队前进。九月二十三日我军占领潮州，便和部队一起进城。在潮州，三师司令部住在电报局里，我就住在隔壁的韩文公庙小学。说来有趣，这事后来给予我在紧急情况下的一个掩护。

九月二十四日，我军先头部队到达汕头，汕头工农也起来暴动。这时广东军阀陈济棠、徐景堂、黄绍竑、钱大钧等部，已从四面八方涌到那里。我军占领潮汕后，即在汤坑、潮州、三河坝等处与广东军阀发生激战。以后敌人越来越多，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军舰也向汕头猛攻。九月三十日，我军被迫放弃汕头，竭尽全力到汤坑去御敌。当时周恩来同志生病发高烧达四十度，还在前线指挥作战。朱德同志指挥二十五师守三河坝，敌人三个师来打，激战三天三夜，予敌重创。但因反革命军队数量过大，经过苦战，寡不敌众，终归失败。

占领汕头时，我和一些受伤的同志进了日本人开的“博爱医院”。许多同志都到医院来看我，日本人晓得我是个军官，对我的态度非常不好。我军从汕头撤出，恩来同志等曾派人送款子给我们，没有送到，所以撤退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次日早晨，我叫卢冬生同志到总指挥部住的畸卢去看看，他一出门，看见国民党军队正开进城，街上已看不见挂红带子的起义部队。我伤势仍甚重，不能行动，正在着急，日本人又来下逐客令，要把我们赶出去。有些伤势轻的同志都逃走了。这时医院有个护士李小姐同一位打扫房屋的工人很同情我们，便偷偷地把我搬到工人住的房间藏起来。后来他们一面动手找船，一面同我说：“风声不好。你非走不行!”医院对面是日本人开的汕头旅馆，下边就是海岸，但退潮时全是泥巴。十月初旬，有一天上午十时左右，工人和护士找到一只小船。“陆地行舟”，将船从泥巴上推到旅馆跟前，由护士一直送我到往香港去的轮船上。这位护士使我十分感动，广东解放以后，我一直没有打听到她。

我们坐的太古公司的轮船，是我军在潮汕失败后从汕头到香港的第一条船，我们的许多同志都在这条船上。快要到香港时，船上挂出一种特殊的

讯号，意思是说这里有危险，要岸上的巡捕快来检查。船一靠岸，我们一些同志都迅速离开，我因伤重留在船上。后来卢冬生找把椅子抬我下去，检查的人问我负的什么伤，并且说：“你一定是汕头失败的共产党。”我用讲得不好的广东话回答他是潮州人，在潮州电报局做事，仗打起来了，慌忙逃跑，跳楼跌伤。他问我电报局在什么地方，我说在韩文公庙隔壁，他们便放我过去了。

上岸已找不见一个熟人，就和卢冬生在马路边坐坐。巡捕用棒子乱打。到医院里去，医院不收。为了找个地方混过一些时间再设法去找熟识的人，便到一家中医那里挂个号。坐下来谈了一会儿，他发现我是打仗受伤的，便要我出去。我到马路上，巡捕又用棒子赶。马路中间有个厕所，我要卢冬生背我到厕所里去坐坐，得到半个钟头的休息。但是肚子很饿，抬头看见不远有家西餐馆，我和卢冬生开玩笑地说：叫客西餐来吃才好。卢冬生非常老实，他就跑去叫了一客西餐，人家跟着他走到厕所跟前，饭没给我吃，反而骂了我们一顿。那时身上还有约二十块钱，想去上海，叫卢冬生打听一下，恰好一小时后就有往上海去的船。在汽艇上人家发现我是打仗受的伤，被敲了五块钱的竹杠。到了轮船上，他们说我有病，不卖给票。许多人围着我看，心里十分着急。后来有个穿工人服装的走来，很同情地告诉我说：再有人问，就说不是传染病，腿是跌坏了，每顿还可以吃三碗饭。他帮忙买到船票，又找了一只行军床，和卢冬生把我抬到货舱里。那里左边堆的香蕉，右边堆的桔子，放一张行军床便没多少空地方了。这位工人同志的冒险帮助，使我异常感动。在那样艰难的时刻，到处仍然受到群众的爱戴拥护，使我深刻地感觉到党的伟大和影响的普遍。

轮船离开香港，要先到汕头停泊一下，上人装货。我所坐的这条船，恰好又是我军失败后从香港到汕头的第一条船。汕头还在戒严，在反动派统治下到处杀气腾腾，自己刚刚逃出，忽又折到这里，心中甚为紧张。船刚靠岸，又有起义军的许多同志上来。这中间就有我们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同志。他是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后没认出来又逃出的，汕头有个慈善团体给了他一张船票。他一上船，就挟一张烂席子找到货舱里，见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偷偷摸摸，倒头就睡。我正躺在那里看报纸，见他进来非常高兴，就和他开一个玩笑，用报纸遮着脸说：“这报上的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就登出来了。”他吓了一跳，竖起耳朵听着。但我讲了几句，他就听出我的声音来了。两个人一阵好笑，以后我们一起到了上海找党。

进军潮汕失败后，我军一部分由朱德、陈毅诸同志率领退出广东，转战闽赣，进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二八年四月间到达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千锤百炼，发展成为今天这支无比强大的人民军队。毛主席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人民的革命力量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摘自《星火燎原1》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