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下)

三

毛泽东终于有时间继续后来被称作“延安整风”这项事业了。

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多了一个机构：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任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亲兼政治研究室主任，康生任情报部部长。

必须对康生这一新职务引起高度注意！

9月10日，毛泽东没等周恩来回延安，决定如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议题是检讨1931年9月开始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时期的路线问题。王明是这一时期共产党的主要人物，他在莫斯科遥控指挥着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张闻天是这一时期的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后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两年前奉共产国际旨意，让位给毛泽东。毛不允，此后一直担任这一职务。那一段时间里。临时中央还有─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就是周恩来。

我们隐约可以觉察到毛泽东希望周恩来能回来参加七大的良苦用心了。本来，毛泽东想用开七大来解决这些问题。周恩来仍回不来，毛泽东不准备再等了。博古的问题，遵义会议已作了结论，现在他已专职作宣传工作，办报办得有声有色。张闻天在1941年的头几个月，心情很不好。1943年，他在整风笔记中这样回忆道：“……同时我精神也准备着，大工作做不了，就做小工作也可以。别的同志有时提议，要我找毛主席当面谈谈，我有时想不谈也就算了，我为如何，以后证明，我何必急于人家了解！”据《张闻天传》披露，张闻天后来还是下决心找毛主席当面谈了。第一次，是在l941年6、7月间，“我到枣园找毛泽东同志谈了一次话，他谈得很温和，似乎还不愿批评我。”第二次，毛泽东约了康生、陈云、任弼时一起同张闻天谈话。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张闻天一阵，说张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订；说张不顾全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还给了张闻天几个字的评语。

毛泽东给了张闻天什么样的评语？暂时没见史料披露。但可以肯定这个评语很不好听，传记作者用曲笔时小心把它绕了过去。我们还应该听听毛泽东过去多次对张闻天的评价，他称赞过张闻天是“明君”，不争权，有民主作风。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仍据《张闻天传》披露，1943年初春，张闻天从绥德结束一年多的社会调查工作，回到延安后，曾同妻子刘英一起去看过一次还在养病的王明。王明对张闻天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1940年3月，恩来同志从莫斯科治伤返回延安，传曼努伊尔斯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话，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主席听了这句话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所以要特别反对你。我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遭了毛主席的忌。毛主席此人实在大厉害，真是睚□必报。”张闻天后来追述此事经过时写道：“王明讲话，立即提起了我的警觉性，觉得他是有意挑拨，所以我当时讲话很少，态度也冷冷的。我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

王明说的事情有几分实情？如果纯属王明杜撰，毛泽东为什么对张闻天那么严厉？

只能跳出个人间的恩怨是非，才能比较公正地看待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要想在当时求得大发展，并在将来肩负起带领全国人民奔向共产主义这一远大目标，需要一个自己的完整的理论体系，需要权威，需要把思想统一于一个经实践检验的体系中，需要对在斗争中形成的领袖敬爱这一情感，甚而需要一定程度的个人崇拜。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这样写道：“整风运动标志着那些在莫斯科受过很多训练而只有很少农村工作经验的教条主义留学生派的最后消失。马列主义理论必须在行动中得到考验，必须适用于农村的具体实践，这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毛泽东思想的成长却代表着在战时的民族主义高涨下和俄国影响最小期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中国化。以后它便不再是由外国来的教条。”

毛泽东选定的突破口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及其思想根源。苏德战争爆发后，他先后提出了增强党性和加强调查研究，在此之前，他撰写了着名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批评学风上的主观主义，指出不重视研究现状，不重视研究历史，不重视马列主义的应用都是极坏的作风。作了这些准备后，他在9月1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样说道：“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他强调指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组织方法论。”他提议“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

开了一个月的会，毛泽东单独找王明谈了两次话。王明这时候是什么态度呢？10月7日晚，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三个出现在王明的家里。

“中央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王明仍很固执，“中央现在只强调同中产阶级搞好关系，这是不对的，中国和苏联现今都处在异常困难的时期，必须同大资产阶级搞好关系。边区施政纲领和《新民主主义论》只要民族资产阶级，这不好。应同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搞好关系。”

关于这次谈话，披露出的史料十分有限，可以肯定这次谈话相当艰涩。第二天，王明农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仍然这样讲：“《新民主主义论》中，只说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只说要联合中产阶级，没有说联合大资产阶级；在谈经济政策时，说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今天的政权要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今后阶级斗争需要采取新的方法，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仲裁地位。……我的了解不能说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便是一切经过蒋介石。”

毛泽东听完了其它人对王明的批评后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了他许久，最近我和王明谈过几次。但没有谈通。昨晚，我与稼祥、弼时同他谈话，他提出许多原则问题。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有让步是弄不好的。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他提出的问题。他提议检查中央的政治路线。关于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停止讨论。”

时机还没有成熟，毛泽东只能等待。周恩来无法回延安，这两个时期的问题就不能彻底解决。他想起了新四军政委刘少奇。10月11日，他电告刘少奇：“两三个月后动身来延参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养，即在延安指挥华中……你来延安指挥华中，似对华中工作不会有大损失，而你的身体得到休养，则有大益。”

毛泽东真的只是希望刘少奇来延安休养吗？显然不是。他要加强思想、理论方面的力量，刘少奇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这时候，总负责张闻天已经下乡搞调查研究去了，必须补上张走后在中央留下的巨大的空缺。

10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毛任主任；组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委员会，陈云为主任。

毛泽东决定动大手术了。他要下大气力解决蒋介石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的内部统一思想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几个月里，蒋介石基本上只是在维持现状。他除了主持召开几次军事会议外，根本没有注意过内部的事情。9月里，日军再次进攻长沙，他的注意力又被战争牢牢地攫住了。其实，此时国民党内部出现了许多可称不治之症的问题，通货膨胀率急剧增高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军队规模越来越大，不得不增加苛捐杂税加以维持，引起大后方人民对政府的强烈不满；各级官僚机构的增多，一方面使得战时财政更加困难，一方面又出现了贪污、腐败之风的不可扼制。这时，国民政府仍没有制定出一部哪怕是只适用于战时的临时宪法，使得所有领域都滋生出了临时观念。总之，这时的国民政府已步入国军独裁的阶级，仅靠民族主义情绪和军队勉强维持。由于共产党的日益强大，又使这种独裁无法达到登峰造极。而这时。中国人在实现个人价值方面有了两种可以进行的选择。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通过各种渠道拥向延安，已经成为中国无法实行独裁统治的标志。汪精卫降日后，国民党中央除对汪集团一些主要人物进行一些组织处理后，没见再拿出什么高招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党加以整顿。思想上的混乱，信仰上的模糊不清，使得国民党在精神领域完全失去了对人民的**力。蒋介石日后得以炫耀的荣耀，多半只是历史的偶然所致。譬如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没有一件打上他鲜明的个性印记。

1941年的历史又一次证明。蒋介石和他的同伴，在操作上确实是外行。在几年后进行的国共大决战中，蒋介石的军队至少有八分之一起义或者投诚了，而共产党的其本部队在四年的战争中，没有发生过哪怕只有一个营的哗变。这一事实不只证明领袖个人魅力的大小，更重要的是用来证明基石的稳固程度。

难道这种差异产生于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区别吗？不仅仅如此！

后来，历史再没为蒋介石提供整理内务的时间。时间的车轮滚入1941年隆冬后，世界上再次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四

1941年10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总辞职。18日，东条英机任首相的新内阁宣告成立。这一事件表明日本已经彻底走向了法西斯化的道路。东条英机内阁的成立，标志着日本政府内部南进北进之争的结束。东条本人是主张南进的主要人物之一。从此之后，战争狂人的队伍里，多了一个矮矮的黄种人。从此以后，世界格局再一次发生了巨变。

10月2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最近时局有到转变关头的味道。国民党说不要悲观。实际上有悲观情绪，蒋介石又开始提日军北进、国民党军北进、我们北进的政策。现在我们党员中也有悲观情绪，这种悲观失望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路线仍须继续过去的方针。坚持团结，要团结就要斗争。我们要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现在莫斯科危急，但德国的进攻可能已达到最高点，决定的关键在今后一二个星期内。一个星期后看形势发展会更明显。日本新内阁应估计为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同日，他又电告周恩来指出：“国民党正肯定北进，我们不必与之一致。无论日本北进南进，其对华侵略决不放松，此点我们应加强调。……根据某些情报，国民党似有转圜之意，望加注意。”

毛泽东这时已经预见到了今后几个月发生的大事件，并不反对和国民党亲近。恰在这个时候，重庆国民参政会又要开会了，这无疑为国共的再次和解提供了机会。

11月5日，毛泽东电复周恩来：“国民党在放叶挺或发饷二者中做一件，我们即派一参政员出席；如一件不做，则以请假方式不出席，而不公开提出条件表示不出席。”

此电像一个序幕，第二轮开不开会的智斗又开始了。在八个月前的较量中，共产党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一回合又会是什么结果？

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会上和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漠等谈了何文鼎部进攻边区及共产党参政员是否出席重庆参政会两件事。

毛泽东说：“何文鼎只要南下，我们必打。放叶发饷，二事做一，我方即出席参政会，否则我方请假，不作别的表示，以示不与国民党为难。”

陈宏漠道：“开不开会，你们的态度无可指责。你们的部队只要不打响，我们担保何文鼎不会进攻你们。”

毛泽东笑了，他无法不笑，因为何文鼎打不打边区，不是三个联络参谋能担保的事。他说：“这样自然好。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共产党有困难，可以欺负。须知国民党还有极大的困难在后头，我也向你们保证，只要国民党抗日，不论国民党有何等困难，共产党决不趁火打劫，仍与你们合作。”10月9日，周恩来转来了蒋介石的两条意见：一、何文鼎部接防命令已下，不能改变；二、何文鼎部决不进攻陕甘宁边区，如八路军攻何文鼎，必变成全面破裂。收回成命不可能。只能将来减少兵力。

这事确实不是几个联络参谋能说了算的！毛泽东能是吓得住的人？次日，他即电告周恩来：“何文鼎尚在桃力民未动。王震、贺晋年已集中约六千兵力于三边，有可能吓住何文鼎不来。你处可不再进行交涉，如彼方说减少兵力，决不要答应他。至于蒋以破裂吓人，只是瞎吹牛皮，他决不敢的。”

既生蒋，何生毛？观整个抗日战争中蒋毛的智斗，竟没发现一次蒋占了上风。毛日后取蒋而代之，难道真是天意吗？10日，王世杰又要周恩来去见蒋提参加参政会的条件。毛泽东11日答道：“放叶、发饷，必作一件，否则请假，空言不算数。坚持不变。”真是百年难遇的一块硬骨头！

11月14日，仍没见何文鼎有开拔的意思，毛泽东变得异常强硬，决定以七名参政员名义致函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说明因事不能出席本次参政会，特此请假。并电告周、董、邓准备应付各方压力。

电文刚刚发出，压力就来了。这压力竟然来自苏联！崔可大大使告诉周恩来：希望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毛泽东连苏联的面子也不给，当即电告周、董、邓：“我们是被聘的参政员，蒋介石决无强迫我们出席之理，我们绝对不能在蒋介石的压迫下出席参政会。请以下函即刻送达参政会。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王秘书长勋鉴：同人等因事不克出席本次参政会，特此请假，敬希谅察。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董必武、邓颖超11月15日。因事二次请勿漏，并请你们即刻准备对付蒋介石从各方面给予我们的压力。”

他不相信周恩来能写好一张假条吗？不知道。周恩来16日电称：“张治中、王世杰已担保在参政会释放叶挺。故决定董必武、邓颖超向参政会报到。”

毛泽东收到这封电报，他怎么处理呢？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秘书送来了共产国际的电报：主张你们出席参政会。毛泽东当然明白这是崔可夫大使通过苏联外文部运动的结果。他当然猜得到蒋介石还为此事向崔可夫施加了压力。日本既没北进也没南进，苏联就不能得罪蒋介石。“你们连中共派人参加个会议的权威都没有，对我做的别的承诺能兑现吗？”毛泽东甚至猜得出蒋介石会以这种激将法对付崔可夫大使。毛泽东只有“糊涂”一次了。16日下午或者傍晚，他给周恩来写道：“接共产国际电，主张我们出席参政会。请要王世杰担保放叶、发饷，则在渝两个参政员的请假书可以撤回，并准备出席。”

毛泽东的妥协，也妥协得充满个性。他改变了条件，要求放人发饷一起担保。再仔细分析一下这份电报，可以发现：毛泽东只是向周恩来通报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并没有表明对共产国际电报的态度；在渝两个参政员准备出席的前提是请王世杰担保放叶和发饷。17日，邓颖超和董必武出席了参政会。蒋介石满意了，崔可夫满意了，共产国际也满意了，然而参政会后，国民党既没有放叶挺，也没有发饷。

这一回合，毛泽东输得很无奈、很委屈。周恩来后来是否为此事向毛泽东和中央有过解释或检讨，因没见史料中的片言只字，不好妄加猜度。可以确认的是：通过这件事，周恩来明白了在斗争艺术上，毛泽东确实比他技高一筹，心中油然生出了几分对毛泽东的钦佩之情。政治家之间的相互折服，常常发生在这种微妙的瞬间。

过了十几天，何文鼎师已向安边移动。毛泽东气坏了。11月30日，他电告周思来：“请质问刘斐，所谓何文鼎师缓调是否缓兵之计。我军直至今天未放一枪，如何师南下则将坚决自卫，一切责任由彼方负之。”

八日后，国共两党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太平洋上了。12月8日，夏威夷当地时间12月7日。日本海空军突然袭击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给美太平洋舰队以毁灭性打击。在同一个时间，日军南方军陆军在马来半岛登陆直逼新加坡。同日，日本同时向英、美宣战。蒋介石终于等到这一天了。1939年2月10日，当日军攻占海南岛后，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此为开战以来对英法美最大的威胁，此后战局必急转直下。倭寇狂妄，盖已决心向民主世界开战矣！”12月8日下午，蒋介石约见了英、美、苏大使，宣布中国对轴心国宣战的决心，并在与三国大使签署的一项备忘录中声明：反侵略阵线的各个国家。必须认为各个轴心国家是公敌。同时，他又建议中、英、美、澳、荷、加应成立军事同盟。互订不单独搏和条约，并促使苏联对日本宣战。

12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在中日全面战争进行四年半之后。发表文告，正式宣布向日本国宣战。蒋介石终于对中国的抗战有了信心，不再对“和平”感兴趣了。这一天，他电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建议立即在反轴心国各国间组织某种联合军事会议。12月10日、11日，他又两次邀集美、英各国大使及武官，商讨个、英、美、澳、荷五国联合制敌的具体计划，请美国为这一军事联盟的盟主。12日，丘吉尔首先表示赞成组织军事联合会议。13日，斯大林表示目前苏联力量不宜分兵远东，一时无法对日宣战。16日。罗斯福电告蒋介石：“依我之判断，最主要的举措在于采取及时的步骤，以准备抵抗敌人的共同行动。因此，我谨建议贵国于12月17日以前，在重庆召开一次联合军事会议，借以交换情报，并考虑在东南亚最有效的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盟国。”12月20日，中国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拟就关于中、美、英、苏、荷五国协同作战总方略。12月25日，罗斯福和丘吉尔拟订了联合国宣言，约定加盟诸国应各尽其兵力与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单独与任何敌人媾和。这个宣言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签字，共有二十六个国家加盟。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组织中国战区，作为东南亚抗日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请蒋任中国战区总司令。似乎在一夜之间，中国竟确立了大国的地位。蒋介石在这些日子里，确实表现出了超人的远见，完成了战略家形象的塑造。据《马歇尔使华》一书披露：当时的美国人大都有一种使人烦恼的内疚感。认为对于帮助一个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单独英勇作战长达四年以上，并付出巨大代价的国家来说，他们过去做得太少，即使现在也是一样，他们认为，蒋介石完全是中国和中国抗战的化身。

这个时候，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当然不知道还有一个更加厉害的中国人正在延安的土窑洞里发表他对世界战争局势惊人的预言。

12月8日，毛泽东在讨论太平洋爆发后的时局时这样说道：“自苏罗斯托夫胜利开始，苏德战争的好转已确定，日美战争爆发后已解除日苏战争危险。日美战争爆发，对中苏有利之处有六点：第一，华北华中日军的扫荡势将逐渐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第二，国民党对边区进攻的可能会减少；第三，给亲日亲德两派一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增大了；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西；第六，欧洲有建立第二条战线之可能。将来战争欧洲会短些，东方会长些。日美战争前途，最初对日会有利，战争会延长。将要两三年后英、美准备好才能决战。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然后英、美力量均向东打败日本。”

到底是敢讥讽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毛泽东：日后的战争进程竟被毛泽东在战争爆发后几个小时里全部言中！不是神话又能是什么？四天后。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这样写道：“在半年之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但只要留得新加坡、马尼拉、达尔文等二三据点，即可在半年后造成对日相持局面，以待日军之敝，然后举行反攻。……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德国目前进入了进退维谷的歧途，但东线既无路可走，便有迫使希特勒在东线取守势、在南线或西线取攻势的可能。如此则是希特勒自己造成第二条战线，也就有了迫使英、美采取集中主力打德之可能性。”

天呢！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惊叹，如果毛泽东生在中国的某个盛世，如果由他发动征服世界的战争。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他能不能创造秦始皇吞并所有国家的奇迹呢？很有可能。作为一个战略家、军事家，放眼世界，同时代人确实再无出其右者。希特勒、东条英机、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在1941年12月8日，没有一个人能产生这样完整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构想。四年后，他创造了匪夷所思的奇迹，用三年多的时间，彻底消灭了比自己强大四倍多的蒋介石军事集团。八年后，他毅然决然派兵入朝，使美国人初尝本世纪第一次败迹，为世界留下两个朝鲜。二十年后，他又派兵入越南作战，使美国再次吞咽被迫撤兵的苦果。

蒋介石在1941年底，奏响自己生命的华彩乐章后，不得不重新考虑和共产党的关系，巩固国内统一战线再度成为当务之急。

国共关系从皖南事变后磕磕碰碰走了近一年，谁想修复都不是一句话就能做到的，需要时间，更需要机遇。

1941年12月29日，机会来了。这一天，于1939年前住苏联治病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由苏联回国，抵达新疆首府迪化。

当天，新疆督办盛世才即将林彪回国的消息电告了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