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下)
10月4日，周恩来一觉醒来，看了看表，发现已经到了蒋介石约见他的时间。离开汉口一个多月了，他发现路旁炸毁的房屋不知又增加了多少。
他忽然间想起了8月6日毛泽东等人发来的一份电报：“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借断然放弃之”。难道武汉战事之结局又一次被毛泽东言中了吗？在延安呆了二十天，周恩来的心情极为复杂。王明这一页看来是彻底翻过去了。敌后战场，八路军搞得生龙活虎。谁都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持久战，发动民众，这两点都由毛泽东率先提出。持久战的局面已经形成，蒋先生只能面对现实。可是他对发动民众仍是这么迟钝。武汉街头。仍可不时看见表情麻木的一张张脸。两党关系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长此下去，抗战大业何以能竞？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主要谈这种忧虑。现在，毛泽东也认为目前的合作方式不利于长期合作了，他提出了从前他不太感兴趣的民族联盟方式，又在《论新阶段》中向国民党申明：停止在国民党内部招收党员组织支部活动。可是，蒋介石会不会接受这个方案呢？周恩来对此毫无把握。时间已不容他多想，军事委员会的大门已经看得见了。
蒋介石迎他进屋，寒喧过后，间道：“恩来，听说你们在开六中全会，没想你回来得这样快呀。”
周恩来忙答道：“会开过了，我们一致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加强两党组织上的合作极端重要，我急忙赶回来，为的就是尽快向你和贵党转达这个愿望。”
“很好很好。”蒋介石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你带没带书面提议？”
周恩来掏出一封信，“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给你写的信。毛泽东同志因武汉战事紧张，要我立即把这信转给你。我们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
蒋介石粗粗浏览了毛泽东手书的信，朝桌上一放．说道：“南浔线将士用命，歼敌数万，战局会有所改观的。只要各方力朝一处，事情要好办得多。只要北守武汉，南守广州。再有外援，我们就可掌握战场主动权。”
周恩来问道：“万一武汉外围线失守呢？还要守武汉孤城吗？”
蒋介石反问道：“你说呢？”
周恩来答道：“不惜断然弃之，保存实力作持久打算。”见蒋介石不说话，又补充道：“毛泽东同志曾有一篇《论持久战》。专门论述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
“听说过，听说过，辞修也曾有过这么一个计划。”蒋介石看看表，“恩来，你还有什么书面东西吗？”
周恩来道：“还没来得及写出来。”
蒋介石下了逐客令：“那就写了再送来吧，今日还要开几个会呢。”
10月8日，周恩来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中央新建议的书面说明。当日，蒋介石即将这个说明文陈立夫、康泽研究讨论。10月14日，蒋介石再次约见周恩来。
周恩来知道战事越发不利，开门见山道：“校长，敝党加入贵党及三青团的主张，是考虑再三之策。只有这一条路可以共度难关了。”
蒋介石道：“这事是我先提出的，这不假。我是总裁，也不假。可是，这么大的事，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说了算数的，必须由常委会进行讨论后才能确定之。”
周恩来问道：“什么时候能讨论出个结果。”
蒋介石面露难色，“恩来呀，你知道。国共合作，党内并不是一致赞成的，你们又不作原则性让步，此事恐难很快实行。”
周恩来只好退一步‘“那么，三青团尚未成立，加入三青团的事，校长总可以决定吧？”
蒋介石被将住了，踱了一会步说道：“这个，这个，这个可以吧。三青团的章程修改后．可以允许中共党员参加。待我们双方进一步研究后，即可考虑实行。”
周恩来见好就收，换了一个话题：“校长，八路军改编后．在华北战场给敌大量杀伤，依靠群众还得到了很大发展。现今的一个集团军，已不好控制广大区域内的部队，是否……”
蒋介石挥挥**断了周恩来的话：“我都知道，我都知道。这事只能留作以后再议。日本人已把兵力用到极限了。现在华作战部队已超过一百万，国内在演空城计。我准备在武汉战事结束后，把部队再整编得更精一些，你提出的问题。到时一起加以考虑。还有一个边区问题，你们是怎么搞的嘛，一点也不体谅我的苦心。我给你们的条件，比给阎百川的优厚多了。正值危难之秋，就不要再在地盘问题上做什么文章了吧。别人向我提条件可以理解，你是我的老部下，怎么也不体谅我呢？”周恩来怎么体谅他呢？扩军和争边区利益的事，解决不解决也无大碍，战事正急，蒋介石手也伸不到那里去。周恩来胡乱支应儿句，找个借口告辞了。
10月25日，蒋介石在广州失守第四天，决定弃守武汉。抗战中心从此转移到了重庆。
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国民党内部争吵再次达到**。这时候，中日战争呈现了长期对峙的状态。正面战场，己呈在武汉周围和长江两岸形成相互对垒的局面，日军已无力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迅速灭华的目的，国民党军队元气大伤，一时也无力组织反击。敌后战场上，因日军采取“治安警备”的策略，无力量在广大的地区发动大扫荡肃清八路军。也呈僵持局面。在此形势下。国民党自然要重新考虑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由于其内部求和声日众，共产党无疑成了投降的最大障碍。同时，因战争不能迅速结束，国民党主战派也深恐共产党借此机会壮大，两股势力在这一点上恰恰达成了共识。从利益出发，国民党实在不愿意再搞什么一个大党了。
12月8日、蒋介石刚从桂林行营飞回重庆。就接到戴笠报告：投降派主力之─周佛海，以宣传部长视察名义飞到了昆明。
这实在是个不祥的征兆。由周佛海的擅自离渝，他想到了汪精卫，继而又想到了共产党。他想又到了强调统一的紧要关头了。
12月9日，他再次约见了周恩来。
蒋介石显得有点急不可耐，直截了当讲了解决两大党问题的最后办法：“恩来，跨党的办法讨论后大家都不赞成，十三年合作，并没持久。已经可以证明了。现在，你们共党既然信了三民主义，最好还是合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嘛。”
周恩来一时不知蒋的用意，只是作出洗耳恭听的样子。
蒋介石兴奋起来了，“恩来，如果这种办法可以谈，我可在西北约毛泽东等人面谈解决。”谈了近一年、又回到吞并的老路上了！周恩来谈谈笑着，仍没说话。
蒋介石接着说：“如全体合并一时做不到，可否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大家都害怕你们搞什么革命转变呀！十三年以后，把大家都搞怕了。”
周恩来微笑着答道：“我们相信三民主义，可不仅仅因它是抗日的出路，主要是因它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大可不必作如此猜想，所以两党终归还是两党。跨党并改变名称，目的是为了取得相互信任，但如果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还可以采用其它办法。少数人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失信仰，二失节操，于党于国都百害无益。”
双方谈个不欢而散。
三日后，蒋介石再约周恩来，顺便又约了刚到重庆不久的王明。周恩来这次来个先发制人：“校长，10月份我在武汉见你，曾转交给你一封毛泽东同志写给你的信，你当时表示我们的提议可以考虑的。”
蒋介石作出惊诧状道：“什么信？毛泽东写给我的信？我没见过。”
王明忙道“还有我写的一封信呢！”
蒋介石突然笑了一下：“或许有这封信，那时间事情太多，已经记不得了。那封信讲的是什么？”
周恩来早锻炼出来了，不紧不慢地把信的内容复述了一遍。
“主要谈的还是跨党问题。我们认为，在广州、武汉相继失守的情况下，两党关系更显迫在眉睫。”
蒋介石脸色陡然变得阴冷，“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者共产党取消名义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者，你们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跨党的办法是绝对办不到的，绝对办不到！”他变得异常激动，站了起来，伴着手势说着：“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了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至死也不变！”
蒋介石突然间甩出了底牌，使得进行了一年的谈判突然间显得毫无意义了。周恩来和王明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答对。不，他们早就知道蒋介石最后要出这张脾，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地打出来。蒋介石再了看他们，索性继续说下去：“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番话等于拉响了战斗警报，客厅里的空气顿时显得紧张了。民众的信仰，是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这是每个领袖人物熟知的常识。蒋介石回到座位上，把最后一条路也堵死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章程如果革命需要，当然可以修改。不过这纯属枝节问题。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我们可以看出，蒋先生的记忆好着呢！他不可能忘了毛泽东那封信，说忘记了，说没有见到，只是一种需要！需要是个太温和、太中性的词汇，它能使不可告人的目的戴上一个不太刺激人们感官的面具登上大稚之堂。
周恩来坐不住了，问道:“是不是可以来取另外的形式合作呢？”
蒋介石斩钉截铁地回答：“其它方式均无用。我们当然可以再谈，但是，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无意义！”
话说到这种份儿上，再无回旋的余地了。周恩来和王明在回曾家岩的路上，撕扯着薄薄的暮霭，一言不发。他们失去了闲谈的兴趣。对方的主帅已经扬起了令箭，这要比一万颗人头落下还要可怕呀！路过冒着缕缕青烟的残垣断壁时，他俩甚至没工夫多看一眼。日本人的飞机不过这么点能耐，现在需要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延安，好早一点做准备。
蒋介石这时根本不能算作胜利者，他坐在壁炉旁的椅子里，像一只泄了气的气球，塌出一片黑。黄河也炸掉了，长沙也烧掉了，韩复□也毙掉了，该做的都做了。保卫武汉，动用了百万将兵，打了三个多月，因广州失守，一切都完了。是将士不用命吗？军长、师长战死四五个，能责怪他们吗？眼下，最重要的事是整理内务，寻找其它途径。西方大国至今仍袖手旁观，如今周佛海又跑了。如果党内出现分裂局面，后果真不堪设想。还有这个共产党！现在是不是到了该对他们动杀机的时候？还没有，时机尚未成熟，还有许多借重他们的地方。至少，他们在华北牵制了日军四五个精锐师团，如果把他们逼到绥、蒙，阎锡山必速降日，山西、陕西少了两个屏障，日军将可**，西安将不保，西南危矣！就是和日本人媾和，也不能让别人占了先机！《南京条约》签了六七十年，大清才亡了嘛，一切尚需从长计宜！现在，还没到和共产党翻脸的时候。那么、刚才说的话，是不是失了分寸？
蒋介石派人叫来了张冲。
张冲垂手而立，低声唤了一声：“校长──”
蒋介石叹了一口气，“淮南，仍去找一下周恩来和王明。找他们来干什么呢？”
张冲默不作声地站着。
“我问你呢！”蒋介石直起了身子。
张冲小心道：“委座下午似乎说得太直率，恐怕引起他们的误会。好像应该解释一下，以免造成更大的误会。”
蒋介石在昏暗中露出一口假牙：“大直率，亏你想得出来这个词，就这么对他们说。现在就去，马上就去。你把灯给我打开。”
任何游戏，一旦亮出了底牌，都会变得索然无味。作为政治的继续──战争，接下来就要上演了。然而，由嘴巴到大炮，尚需一段过门。
这个过门是一个长长的，十分耐人寻味的故事。
四
日军攻陷南京后，日本政府估计国民党政府不久即可崩溃，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议决定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和平对手”。
然而，这一决定只是拒绝了国民党政府投降的可能性。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当时缺乏卓有远识的政治家。常识告诉我们，战争只是谋求利益的手段。日本推行军国主义的目的在于掠夺它国资源。可见，拒绝对手投降，不是高明的一着棋。但是，日本人物色并建立伪政府的计创一直在运转着。只不过，这个计划开始时目标没有选对。
1938年1月，蒋介石和周佛海派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去日本，探求中日“和平”的可能性。2月中旬，董见了当时的日参谋次长多田骏。董说中国朝野充满着和平空气，热切地期待日方理解并促其实现。作为回报，日情报部中国课课长影佐额昭写了一封信大讲：“要解决日中事件，不是用条件交易所能解决的。双方需赤诚相见，把过去的事付之流水。”当时。蒋介石和谈的底牌是恢复“七七事变”前态势，日本人当然认为蒋在做梦。但是，日本方面有了回音、说明这事可以做一做。
于是，在4月16日，蒋介石再派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和董道宁一起去香港，再向日本人送和平条件。
董道宁见了日本方面的人说道：“影佐大佐的信蒋先生看了，他非常感动。目前由于公文传授有所顾虑，蒋先生把下面的话口授给我们，望你们细心听后转至影佐大佐。蒋先生说：向敌国将军投寄书信，正同武士把生命交给敌人一样，使我深刻感到，这样作表明两国国交的诚意，确是非同小可之举。对此，我表示崇高的敬意。这件事我们绝不公开，请放心。中日战争，是因为不战争而不能和睦才战的，胜败根本不予考虑。在此诚意下，我愿考虑下列条款：东北、内蒙问题留待将来协商；河北、察哈尔必须归还我国。然后什么都可以谈。我们不是绝时反对和平，但不能在反共后再行和平。只要能够停战，必然进行反共。”
我们应该特别注意蒋介石这段话！因为在以后的国共关系中，蒋介石和日本的“和平”运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令蒋介石遗憾的是，日本用占领徐州作了答复。
7月6日，高宗武司长在日本参谋本部会见了后来当了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高宗武这样做的开场白：“卢沟桥事变，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阴谋。”
□垣陆相等人没有纠缠卢沟桥的事，却明确表示：我们总望蒋介石下台，由汪精卫先生出面谈和平。
高宗武听个目瞪口呆，到香港后，不敢再回武汉，向周佛海写了书面报告后，托病留居香港。周佛海接到报告，自然先交给汪精卫审阅。汪精卫和周佛海如何谈论这件事的，又是一团迷雾。我们能看见的只是汪精卫走上舞台后的表演。他把这个报告交给了蒋介石，对一个亲信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瞒不过蒋先生。”历史将证明，政治家汪精卫这次在亲信面前也在演戏！
蒋介石看了报告后，让张群转给了汪精卫。张群走后．他对陈布雷大吼：“娘希匹个高宗武，谁叫他去东京的！”蒋介石为什么骂娘呢？因为高宗武把一个密而不宣的事公开了。仇恨因此生了出来。宋美龄日后派人为高宗武送绿帽子，并不是因为高宗武做了汪精卫的外交次长，是因为这次生出的仇恨！次长比司长官大，政客舍小求大，本性使然，用不着第一夫人绞脑汁给他教训。
高宗武罪有应得，因为他确实使蒋委员长难堪了。
军委会办公厅打报告给中央银行，要为高特派员申请活动经费，孔祥熙质问蒋介石：“你委派高司长赴国外，为何不让我们行政院知道？”这句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蒋总裁用几万大洋用不着孔行长大动肝火，问题的症结在于：你想和日本人言和为什么不通知我？蒋介石只好矢口否认：“我并没派什么高司长出国呀？”
外交部长王宠惠也来凑热闹：“委员长是不是委派了高司长的公差？”
蒋介石又要解释半天。蒋介石惧怕的是舆论！国民参政员有提案云：抗战期间有敢言和者，以汉奸论！无论何人如有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即可视之为民族的败类和叛徒！
刑不上大夫！蒋介石自然不怕，但手下人办事不力？留了这么多的后遗症、这就不能宽恕。政敌的攻讦伯什么？政治就是秘密，秘密以外无政治。政治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嘛！不懂这个道理，还在官场混什么？
汪精卫当然是一位政界高手，他左手把高宗武的报告递给蒋介石以示清白，右手则指派亲信梅思平去香港会晤高宗武。他们为什么要和日本人媾和呢？请听听他们的理论：既然抗亦亡，和亦亡，当然与其和而屈服的亡，不如战而悲壮的亡，那样还可以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痕迹！但是，无论日本居心如何。
事实上他们是不能灭亡中国的，既然不能，当然是和为上。
他们后来成了汉奸，除了人格、人性等方面的原因外，我们不能忽视文化的作用！近百年的屈辱史，也为汉奸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资源。
开始的时候，日本政府并不十分看中汪精卫，因为近卫内阁发过不以国民政府为和平对手的话，亲近汪精卫这个副总裁就等于食言。1938年6月17日，日本陆军部制定了一套导致蒋政权垮台和蒋下野的谋略计划。这个计划以起用唐绍仪、吴佩李等所谓“第一流人物”为基础，以取代蒋和反共为目的。进行各方面的工作。6月18日，中国通土肥原被调至大本营。
土肥原熟悉的是吴佩罕、唐绍仪、靳云鹏这些曾在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还没把汪精卫放在眼里。土肥原曾成功地使宣统皇帝博仪从天津出关弄出一个“满洲国”，日本政府自然对土肥原再创奇迹寄予厚望。
土肥原最先选择的目标是唐绍仪。唐早年留美。清末历任侍郎、巡抚、尚书等职，1912年出任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1934年从中央监察委员职位上退下，寓居上海。土肥原和唐绍仪商量好条件后，唐便派自己的女儿去武汉游说上层人物。蒋介石知道唐绍仪和日本人讲的条件中有逼他下野一条后，唐绍仪的死期到了。9月20日，他被人用利斧劈死在宅内。
土肥原万般无奈，去天津找靳云鹏。谁知靳云鹏以念佛为由谢绝了。最后，土肥原算去找吴佩孚。1927年，吴佩孚被革命军打败后，1930年寓居北京。吴佩孚是北洋军阀中的强有力的人物，日本曾出版过他的传记，在日本国很有些知名度。吴佩孚做了寓公后常称：“我的势力还在华北，只要我一声令下，仍可大军云集。”土肥原的工作尚未开展，日大本营开始注意到了早已望穿秋水的汪精卫。理由很简单：吴佩孚虽风云一时，但早已是谢过之花了，哪有汪精卫这种急欲出墙的红杏用着便当？
10月22日，梅思平飞抵重庆，告诉汪精卫：“日本希望你脱离重庆，另组政府，谈判和平条件。”五日后，武汉陷落，汪精卫也下定了出逃决心。
这些都是汪精卫右手做的，蒋介石当然不知道详情。
11月20日，汪派高宗武和梅思平在上海和日方谈好了条件：在日华共同排斥共产主义的前提下，中方承认日本军队驻扎，承认满洲国等。
请注意这个文件里又是把共产党作为头号敌人的。也就是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的主战派和投降派，都准备随时把共产党搞掉。
这时，日本人等的就是汪精卫出逃了。
12月8日，蒋介石提前从桂林回重庆，汪精卫这一天没走成。第二天，汪只好硬着头皮参加在重庆开的第一次首脑会议。
12月18日，汪精卫准备在蒋介石飞西安开军事会议时出逃。谁知这天西安天气不好，蒋介石没走。汪精卫怕日久生变，冒险于这一天飞到了昆明。
这时候．蒋介石才真正尝到了党内有派的苦果！
12月19日，汪精卫一行叛逃河内。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否定国民党重庆政府准备另筹新的政权，提出全面殖民中国的要求。12月24日，蒋介石从西安回到重庆，当天即对顾问瑞纳说：“请你通知英、美两国大使馆，汪精卫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想到和日本谈和，并且在准备作大规模的抵抗。”
l2月26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发表了洋洋数千言的长篇演讲，指出：“在日寇咄咄逼人、决心亡华的狠毒用心之下，中国只有抗战求生，不能妥协求存……如果我们还要想在虎颔之下苟求余生，想以和平妥协的方法求得独立平等的生存，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精神已经屈服，就将万劫沉沦，锁链已经套上，百世不能解脱。……我们真不明白敌人何以失去理智到这样地步？世界上岂有七千万人口的民族，而可以消灭一个五千年历史、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一千二百余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国？岂有一个有主义的革命政府而可以轻易受人威胁，以至放弃其革命救国的使命？因此，中国只要守定立场，认定目标。立定决心，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全国一心，必获最后胜利！”
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中国人读到这样的文字都会怦然心动！在这篇痛快淋漓的讨日檄文里，最先进的测谎仪将失去用武之地，因为这每一个字都能经得起情感试金石的磨砺，它是发自蒋介石肺腑的声音。天呢，这怎么可能呢？那个一遇外国人都显得底气不足的蒋介石哪里去了？那个早些日子还向日本人暗送求和秋波的大元帅哪里去了？那个惯骑两头马的委员长哪里去了？只剩一个铮锋铁骨的硬汉子领袖仁立在我们面前。我们能从他夸张的手势里，眼睛喷出的烈火里，飞舞着的唾沫星子里，发现另一个蒋先生吗？不能！站在演讲台上的，是个货真价实的蒋介石。匪夷所思吗？是有那么一点。然而，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不能回避：有这样一种身怀政治绝技的军事统帅，他们白天的时候会身先士卒冲杀在最前沿，到了夜里又能把投降的书信写得文采斐然。抗战前期的蒋介石，无疑坐在这一类天才人物聚义厅的前排。
泌沪战役后期，他自兼前敌总司令，不时出现在军师级指挥所里，虽然最后打了败仗；武汉战役后期，他是最后一批撤离的要员。他的飞机离开武汉机场的跑道，就有一串日本产的枪弹落在跑道上为他送行。汪精卫投日后，他的三位亲人死于日本人的炮火之后，他仍没绝了与日本人“和平”的念头，不遗余力地与日本人讨价还价。
趁那些让人心酸的“和平”谈判尚未开场，我们还是看一眼走下演讲台的蒋介石吧。他的眼睛依然闪着自信的亮光，这亮光使人想到他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想到他下令处决战区副司代令韩复□时的威仪。他的声音依然萦绕在空中，使人确认他的统一大半个中国的事业并不是一则神话。他走下最后一个台阶。
保持着三军统帅的威仪身姿，把温和、仁慈的目光投向围上来的记者们。
一个女记者间道：“汪主席离渝到了河内，是不是投降日本人呀？”
蒋介石微微一怔，旋即以轻松的口吻答曰：“汪此次离渝而赴坷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此行不仅与军事委员会无关、即于中央与国民政府亦皆无关系。”
这是一个无可挑剔的政治家的答案。
三日后，到河内“休养”的汪精卫发来了艳电一份，口气大得吓人。要求民国政府根据22日日本近卫声明，在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原则的基础上，与日本文换政府意见，以期恢复和平。
1939年元月1日，国民党中央中执会常委作出决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撤销汪的一切职务。
蒋介石已经开始磨杀汪精卫的刀了。
汪精卫叛逃一事，给蒋介石一个启示：信仰乃立党之要旨。
信仰的不同解释权，必致大乱。不能在信仰问题上再向共产党让出一步。
12月底，彭德怀奉中共中央之命赴重庆面见蒋介石，请蒋从根本上解决华北指挥关系等问题。
元月初，彭德怀见了一次蒋介石，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也就在这几天里，周恩来也奉中共中央之命见了蒋介石。
周恩来道：“近一个时期，各地都出现了反共捉人的事。我们认为问题很严重，需要校长出面讲几句话。这种现象不予制止，于两党不利，于国家也不利。”
“有这种事吗？”蒋介石反问道：“这恐怕是一些偶然事件，不足为怪。这么大个国家，出点事是正常的。汪精卫投降了日本，谁事先能想得到？”
周恩来专捡蒋介石的气门下口：“校长，去年8月3日，你在西安亲口告诉我，宣侠父是你下令抓的，这些事恐伯不是偶然吧。宣侠父几个月来毫无音讯，会不会已经死了吧？”
宣侠父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抗战后为中共陕西省委主要负责人，两个月前被蒋逮捕并秘密处决。
蒋介石铁青着脸：“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不听我的话。这还了得！宣侠父是死是活，我能管那么细吗？恩来呀，我不过是给他一个教训罢了。你我见面应该谈两党合并的大事，这才是党国需要亟需解决的事情。”
周恩来毫不退让，“还可以再商量别的办法，合并的办法不可行。”
蒋介石两手一摊道：“根本问题不解决，不仅敌人造谣，下级也常不安定，影响上级意志。”
话外之音清晰可辩：合并问题不解决，下面再闹出事不可避免，我也没有办法。
周恩来悻悻而归。
这时，蒋介石已在准备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了。汪精卫叛变了，国民党自然也要开个大型的会议，统一一下思想认识。同时，他准备从这次全会开始改变对共产党的策略。
1月20日晚，也就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亡，蒋介石再次约见周恩来，发出最后通碟。
蒋：明天要开全会，延安对此会有什么建设性意见可以提。
周：我立即把校长的意见告诉他们。
蒋：两党统一的事，还有无可能？
周：没这种可能。
蒋：你们是毛泽东说了算，你没问他．怎么就说不可能呢？你再发个电报问问嘛。
周：用这么急吗？
蒋：你知道，要开会了。开会要是形成什么决议，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
周：好吧，我发个电报。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为《论持久战》英译本写序言。序言说：“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的这本小书，是1938年5月间作的。因为它是论整个中日战争过程的东西，所以它的时间性是长的。至于书中论点是否正确，有过去全部抗战经验力之证实，今后的经验也将为之证实。”自信之态，溢于言表。第二天，周恩来的请示电到了。毛泽东带着一双熬红的眼出席了专门为此电召开的书记处会议。毛泽东敲响了定音鼓：“给敬爱的蒋先生复一电，想取消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绝对不可能，要他彻底打消这个念头。”
22日，中共中央的复电经周恩来这个二传手传到了蒋介石手里。电文称：“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
言词掷地有声，蒋介石实难咽下。8日后，五中全会闭幕了。
会议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激进分子的言行。这个文件前面加了个“原则通过”，目的是为将来留条后路。这几天蒋介石批准秘密颁布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的前面加的是“严令执行”。蒋介石朝共产党挥起了一把钝刀。他要一刀一刀慢慢地割。
第二次国共合作交响曲奏过了温情脉脉的行板，进入了磕磕碰碰的快板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