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下)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特定环境下结出的特殊果子。它是在许多尚未解决的矛盾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签订的一个协议。国民党要独裁，共产党要独立、发展、这一矛盾根本无法调和。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看待这种合作。自然想把对方干净彻底地同化掉。信仰是虚的，暂且放过，先动手分化它的军队吧。9月16日，在那个果子成熟的前夜，西安行营代主人蒋鼎文急电末德：“委座派军部之高参赵锦文、刘伯龙、李放六、乔波梗、政治部副主任李秉中五员已抵长安。”这不是政治学辞典里的“掺沙子”手法吗？朱德、周恩来不敢怠慢，琢磨对策。八日后、出现了这样一份绝妙的复电：五位大员的到来，已引起八路军全体将士不安，既然中央已信八路军可以为国效力，即应信任其自主作战。要是派了监军。恐怕会使官兵心生疑惧。影响战斗力。

站在共产党立场上看待这种合作，自然想独立自由地发展自己。军队和地盘是生存下去的保证。如今军队的相对独立已实现，下一步该争取边区自办了。9月27日，中共中央再次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边区间题，重申不要一贯反共的丁维汾，并要求设保安司令部，连南京政府派考察团的事也明确表示拒绝。国民党方面推至10月下旬，仍要求边区行政长官电丁维汾挂名。

双方算是打个平手。

与此同时，双方都把目光盯在中共南方各游击区的游击队身上。中共中央认为，这些游击区将成为将来南方革命运动的为清除这些游击队。是根绝南方“赤祸”的最好办法。双方交涉近两个月，仅仅商定叶挺将来出任由这些游击队编成的新四军军长。

此时，日军大部队已攻入绥远和山西。华北地区实际上已呈三足鼎立的局面。面对这种现实。中共中央于11月4日断然决定：“奉南京军政部命令，将陕北镇原等二十余县划为八路军补充区。”同时，又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增加八路军防区间题。11月8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末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各师主要负责人：“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要求各部“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

毛泽东这一扩军决策，顺乎华北大势，并为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华北地区牵制大量日军提供了可能。这一决定性的动作，唯一的“疏漏”是没事先征得蒋介石大元帅的批准。我们翻遍这一时期国民党军内的条令，尚未找出毛泽东“犯规”的证明。

国民党方面也没有严守“规矩”，10月底，查封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在西安所设的分销处，个别领导人公开反对提“国共合作”的口号。好像在他们眼里，多一个人知道他们与弱小的共产党实行合作就多了一份耻辱。这种反应是有原因的。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即兴来了一次美国式的幽默：“日本人已经患了传染病，中国人现在已经打了喷嚏，为防止这种病蔓延，保护国际社会的健康，我看应对这种病加以隔离。”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表示国联各成员国“对中国给予精神上的援助”。同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日本的行为．违反了规范的国际关系原则。抵触了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

大国就要出来主持公道了。日本人必将被西方大国吓得缩回小岛上，还用得着和你共产党合作吗？蒋介石在10月7日的日记里记下了面对国际“援助”的真实心情：“此皆于我精神助力甚大！”10月9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事变之发生。只是由于合法演习的日军遭受攻击而行使其自卫权．对日本挑衅的个国方面．才是违反了非战公约！”这不是强盗的声口吗？强盗的逻辑吗？暂时不要这么评论。在这个强食弱肉的世界里，不要企望有什么正义，有的只是从得失出发的外交辞令。10月15日，九国公约会议通过的一项对日宣言称：“中日两国现在敌对行动。影响到各国的权利及物质上的利益，全世界对日本均有一种不安之状态。”“敌对行动”多么中性的一个词汇呀！如果他们在中国没有租界，没有侨民。他们会为日本的行为鼓掌吗？很有可能。恐怕还有国家跟着来华抢一块日本人没来得及啃干净的骨头呢！这种剧目三十余年前在中国已上演过了。还在中国的辞典里留下了─个新条目：八国联军！蒋大元帅当时恐怕日理万机，然而还是在当晚抽空写下这样一段话：“九国公约会议宣言，虽语气软弱，仍不足为虑；其后共同行动必能实现也。”

可叹乎？可悲乎？

且慢！还没到悲惨的**呢！11月底和12月初，南京失守前夕，上海失守之后，中国政府指示中国出席国联大会代表团：一、倘各国就具体问题征询我方意见，应先请其询问日本后，我方再予考虑；二、如华北主权、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确能得到切实之保证。则我可作相当的让步；三、日本驻军应以《辛丑条约》规定的地点为限，其数额应与他国驻军按其实在需要，另以条约确定之。乞降的面孔呼之欲出！谁知日本人仍嫌不过瘾，12月13日攻破南京，屠城十余日。1938年2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日本将不以蒋介石政府作为和平对手！”

换言之，蒋介石想投降，日本人也不肯接受了。

这样，蒋先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继续把抗战的旗帜举着走他的老路。

历史在1937年的11月，险些为蒋介石和毛泽东提供了一次比试高低的机会，国共合作已处在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已经在几个月的实践中，向这个世界和他的同志证明了他的技高一筹，他决不会再退让了。

四

史料记载：王明等下飞机后，毛泽东即致欢迎词，称王明从莫斯科归来是“喜从天降”。

能不能揣度一下毛泽东和王明四只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时双方的感觉呢？还是让它作为一团迷雾继续萦绕在延安机场的上空吧。一场始终没有刀光剑影的政治格斗伴着握手的礼节和“喜从天降”的致辞摇响了开幕的铃声。

“钦差大臣”王明很可能在回到延安的当天就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要求。会议究竞哪天开，他倒并不计较。他要研究一下对手的弱点，他要等在山西的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赶回，他还要适应一下延安的窑洞。12月9日上午，后来被称作“十二月会议”的政治局会议开始了。

第一天，风平浪静。党中央总负责张闻天作题为《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肯定了洛川会议的决定和已经取得的成绩，指出巩固国共合作、改造旧政府、改造旧军队、保证党中央团结等十项主张，指出前一段党内出现投降主义倾向的种种表现。王明做了一天忠实的听众。毛泽东闭目养神，间或把意味深长的目光投向门内地上的一缕阳光。

第二天上午，王明发言了。他把写了几页的发言提纲朝桌上一放，讲道：“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我今天着重讲讲这个问题。中央的工作亟待改进的地方很多。”

再讲了一大段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道理后，他把提纲朝旁边一推，自由发挥起来。

“民族矛盾上升了，今日决定敌友的主要标准是抗日不抗日。对国民党，只应分成抗日派与降日派。”“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方面，我们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嘛！空喊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能吓走盟军。”“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淞沪抗战打了几个月，能是片面抗日吗？不要讲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呀！”“红军已经改编，红军就不存在了，不仅是个名义上的变动，实质内容也变动了嘛。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我们不要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游击战能战胜日本吗？”“改造政权机构什么的，肃清汉奸分子什么的，现在提都为时尚早了。”

王明一直讲到日薄西山，话锋一转说道：“我今天这个发言，并不是仅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回国前，我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亲切接见，并会晤了季米待洛夫同志。可以说，我今天讲的主要观点，就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会场顿时亮了些许，那是与会人员眼睛里闪出的光芒照的。这一天，毛泽东已经没有时间反击了。

12月11日，毛泽东没有被王明亮出的尚方宝剑吓破胆。他先讲了一番统一战线中的对立统一哲学后，对王明的话难一一作了反击，最后落在这一点上：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然而，王明的讲话毕竟有分量。据一些文章披露：与会不少同志一时难以明辨是非曲直，在思想上产生了某些混乱。谁的思想产生了哪些混乱，末见有人披露。我们只能从一些公开的材料中判断混乱的程度。12日，张闻天在总结性的发言中，承认了王明指责的某些错误。“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决议。”毛泽东等是如何抵制的？赞成王明主张的有几人？只能去猜。

14日，会议结束了，产生如下决定：成立七大筹委会，毛泽东任主席；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

会议还决定：来往电报，“党的交张闻天，军的交毛泽东，统战的交王明，王不在时交张。”

从这些决议和决定可以看出，王明在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取得了地位。这一回合，双方战个平手，统算起来。毛泽东的胜面略强一些。

这时候，蒋介石帮了毛泽东一个忙。历来重视苏联直接援助中国抗日的蒋介石，知道王明回国的消息如获至宝，想通过王明获得苏联实质性的帮助，12月上旬，他接二连三地发出邀请，请王明去武汉“共商国是”。因此，王明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立即和周恩来、博古一起赶赴武汉。王明的离开，无疑为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统一思想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和有利条件。

12月19日，张闻天在中央会议上再次作了政治局会议上他的政治报告。22日，他在会议结束前明确指出：自《八一宣言》至今，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几日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决定：为使统一战线更有力量，必须扩大三五十万党能直接领导的军队。

因为王明的回国，因为他在政治局会上并不显得孤单，“十二月会议”还作出决定：本着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方针，争取与国民党尽快取得相互间真正的谅解与合作，准备在边区长官人选等问题上再次作出让步。国民党方面因连遭上海、南京大败，国际援助尚是画饼。自然也希望和共产党能真正同心协力。这样，我们便等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黄金时期。

12月20日晚，蒋介石从失去首都的巨大悲痛中走出来，召见了王明、周恩来和博古。

王明的口锋甚健，讲了当前抗战的形势，讲了两党关系，讲了合作的具体任务，却发现蒋介石有点心不在焉。什么时候了，蒋先生早失去了对这种空谈的兴趣。南京失陷后，他加紧了和日本“和平”工作的同时，不得不再次考虑武装抗日的问题。一周前，也就是南京失陷的同一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在北平挂牌办公了。四天前，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近日，各方人土及党中重要负责同志，均以军事失败，非速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辞！殊不知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不知其害。不有定见，何能撑此大难也。他对这个王明感到失望了。

王明这时候把底牌和自己的资本亮了出来，清清嗓子说：“大元帅，苏联方面已经意识到中国局面的严重性，决定不再坐视。中苏系邻邦，所谓唇亡齿寒也！苏联方面愿意帮助中国政府组织二十万机械化部队，并建立与战争相适应的军事工业。”

蒋介石立即兴奋了，忙问：“你这些消息从哪里得来？是斯大林说的吗？”王明答曰：“离开苏联前，我去见过斯大林，他也有这个意思。”面对三十个师装备的**，蒋介石自然要表示个姿态，在认真听完博古和周恩来的谈话后，当即表态：“所谈极好，所谈极好。照此去做，前途定见好转，外敌不足虑矣。只要内部团结一心，胜利定有把握。以后你们可直接我陈部长共商一切。”蒋介石走后，王、周、博三人继续与陈立夫会谈，双方当晚即商定制定一个共同纲领。

12月26日，国共两党正式成立了一个“两党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以后每五天会商两次，一致同意起草共同纲领，推定周恩来和刘健群共同担任起草工作。四天后，这份《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已由周恩来单独草成，并由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讨论通过。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仅仅维持到30日。

中共代表团满怀信心带着这份连“初期建国纲领”也写得详详细细的《纲领》参加两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谁知国民党代表看都没看，提出了这样一个新问题：“你们应该帮助政府劝说苏联出兵。”

苏联的真实态度早已告知中共，他们怎么能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呢？自然是谈不出个结果。

怀疑又回到了国民党人的思维中。紧接着，仇恨又从怀疑中生出了。

1938年1月17日，国民党武汉当局唆使流氓、街霸人员捣毁了刚刚创刊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和印刷部。中共代表团抗议，国民党方答复曰：这显然是地方流氓滋事。

元月24日，又到两党开碰头会的日子了。国共双方六位大员坐在桌子两旁，脸上再无笑容。刘健群道：“你们的诚意到底表现在何处？很显然，苏联出兵能迅速改变时局，你们为什么一再推矮？八路军，不，八路军早不存在了，应该是十八集团军，从不贯彻中央军令。游击游击，游而不击，究竟存的什么心？你们如何向全国人民交待？”两个多月前，为适应战争需要，国民党重新下达了军队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命令公布后，中共方面对民对下一直延用“八路军”这个称谓。后国民党方面指出质疑，要中共改正，中共方面答曰：华北人民已经习惯这个称呼了，请予允许在民间保留。这一保留不大紧，在华北大片土地上，八路军便和国民党军有了醒目的区别。经多方查询，我们没能查出是谁为历史留下了这样绝妙的艺术品。

康泽跟着讲道：“你们应该向广西派学习，把军队交给中央。军政、人事与中央统一，重要领导人离开军队到中央工作。”

这个时候，新四军已经成立一个月，但编制迟迟没下。双方争来争去，国民党方勉强同意新四军下编四个游击支队。

十日后，国民党发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军队”。《扫荡报》和《血路》周刊接二连三发表文章，把矛头直指共产党和它的政权、军队，要求结束这种“新封建割剧”状态。

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共产党再发展下去的“严重后果”，开始寻求“根治”的办法。

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他们这种没有统一组织的、没有经过理性分析方法，有着浓重的感情色彩，不会发生什么实际作用。综观国共两党历史，国民党实在缺乏统一信仰、统一军队、统一权力方面的研究。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使他们在这方面毫无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