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下)
东北军、西北军依照甲案向指定地点集结的同时，陕南的红军也开始向陕北撤退。这时候，国共双方重开谈判的可能性已经存在。
2月4日，毛泽东首先重提旧事，电告潘汉年，要潘邀张冲来延安商决双方各种合作问题、第二天，蒋介石即作出反应，通过张冲表示欢迎周恩来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去杭州见他。
毛泽东很希望早一点形成一个合作的书面协定。单纯从军事上考虑，眼下的情况比西安事变前更糟。中央军进驻西安一线，一旦蒋介石下令剿共，后果不敢设想。西路军只剩下几千人了，马步芳仍不停止进攻，这不能不使毛泽东忧心如焚。蒋介石看来，早一天解决中共问题，早一天去了心病。武力征服眼下不可，那就谈一谈吧。
过了三天，蒋介石忽然改变了主意，要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先和周恩来谈出大概，尔后去见他。蒋在给顾的电报中指出：“我方最要注意之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简言之，要求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做赤化宣传工作。若同意此点，则其它易商量。”
蒋介石强调军队的精神实质，与他此时的心理密不可分。
张、杨这次兵谏使他意识到了以前只注意形式所包涵的巨大危机。如果不统──“精神理想，后果是什么他很清楚。在蒋介石这几天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已决心把“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根绝净尽。以后的历史将证明，蒋介石从来没有找到机会完成这愿。
2月9日。张冲和周恩来举行第一轮会谈。
第二天，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了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二、在特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不难看出．中共中央作出了重大的原则性让步。在这─电文中，我们再也嗅不出多少共产主义的气息。这是审时度势后的选择，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是以全民族的生存为最高利益而对党的利益的高凤亮节的割舍，但同时又透露出来一股悲壮和苍凉之气。共产党的领袖们选择共产主义，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已具备了坚实的理性基础。尝试的时期已经过去，国家和民族存在的一切问题尚没解决，依靠国民政府的改良显然无望。然而，此时除了妥协，则别无选择。
2月12日。周恩来和顾祝同依照以上条件很快达成一项协议草案。
也许这个草案来得太易了，双方都没给它以充分的重视。周恩来认为蒋不承认这是合作，只当做红军投降，这样下来共产党就没有独立地位了，建议把谈判的规格降下来，以叶剑英出面谈。
蒋介石对中共中央的来电仍感不满，在给顾祝同的电示中强调：“八团兵已在一万五千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今央派充。”顾祝同接此电示，对共产党能接受这一条件深表怀疑。
等了二天，才派参谋赵启禄约叶剑英谈话，叶剑英听完后。当即表示：“且不说什么主义，你认为红军编两个师八个团一万五千人合适吗？”赵启禄答道：“这是蒋先生的意思。”叶剑英与赵启禄有私交，开玩笑道：“黄埔时我和聂荣臻教过的学生如今有多少个军长师长？蒋校长未免太厚此薄彼了吧？”
2月21日，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决议案》称：“……共产党入加入本党后，竟食誓言，在本党掩护之下，初则对本党阴分壁垒，继则对本党多方分化……演成两湖之恐怖，构成宁汉之痛史，北伐大业，几致停顿。又复言创立红军，破坏本党干部，鼓动阶级斗争，夺取革命政权。”历数共产党的“罪行”后，提出彻底取消红军和苏维埃。
中共中央在此严峻情况下，被迫再次让步。2月24日，周恩来提出的、得到中共中央认可的方针里增加了这样的内容：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但可以服从三民主义；取消共产党绝无可能，但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如果国民党改组为民族革命联盟，共产党可整个加入；军队改编人数可退至六万余。
蒋介石笑了。在他看来，共产党一旦服从三民主义。政治障碍已基本消除。2月26日，他命张冲带着新提议去西安和周恩来谈判。在这个提议中，蒋介石也作了一些让步，把改编人数加了一倍。两师八团变成了三师九团。在27日的谈判中，周恩来提出红军最少改编六个师，上设─总指挥部，至少六万人。
张冲为了不无功而返，以蒋介石高级幕僚的身分，给周恩来透了这样的“机密”：“蒋先生一味压缩编别，并非轻视红军。只是怕其太壮大。我估计最多他只能答应编四个师四万人。”
周恩来道：“恐怕不行。淮南兄，现今主要障碍已经消除．多──两个师真的就碍了大局？此事最终要蒋先生定夺，不如就这么告一段落。眼下我们河西和陕南的部队十分困难，淮南兄能否设法以解燃眉之急？”
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报告电，眉头舒展了许多。蒋介石不再纠缠政治信仰问题。实在让他意外。在一切竞技场上，再没有比发现对手的致命弱点更值得庆祝了。军队？军队存在人民之中，只要时机成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党能取得合法性和独立性，其它问题都不复存在了。连日来。红军河西部队连遭重创，总人数锐减，实数差不多也可使对方接受了。3月1日，他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把改编人数调整至五万。
两日后，毛泽东再电周恩来，指出谈判的中心是取得合法地位。“把红军数目夸张大大，使对方恐惧，对于我们亦不利。”
毛泽东抓住了处理国共关系的纲。
3月4日上午，周恩来与张冲就军队问题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四师十二团。蒋介石不允此案，坚持三师九团。7日，毛泽东再作退让，电告周恩来：“如蒋坚持三个师，亦只得照办。”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与顾祝同、贸衷寒、张冲经过磋商，决定将取得一致的谈判结果形成文件。然后交蒋介石审核。
下午，这件文件像一个难产的婴儿躺在一张八仙桌上。
该喝喜酒了？是的，是该喝点酒了，但不是喜酒。老头子还没应允呢！这不是共产党一再让步，完全按蒋先生的旨意造出的孩子吗？他能不同意？别忘了，此一时彼一时！这酒还是叫解乏酒的好。
东北军并没按甲案调至甘肃，如今正坐着四年前撤离山海关那些闷罐子车东调豫皖，让中央军当做战利品慢慢消化。杨虎城已压到有形无形的压迫，眼前只有辞职一途。红军呢？经济窘迫，已开始接受国民党每月的接济。毛泽东给韩复□信中所说的“群小”嘀咕起来：“蒋先生，你这是何苦！你供粮草．把他们养得肥壮然后和你打太极拳。有你这么傻的生意人吗？刚刚死去的那个鲁迅，浑身长有反骨．有一句话却是可以听一听的：痛打落水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不如趁热打铁，将他们收编，一劳永逸的好。”蒋介石再次食言，令贺衷寒修改协议再谈。贺衷寒当年是号称“黄埔”三杰中的一个，哪里不明白蒋先生的意思？两日后，他和顾祝同将修改得面目全非的协议草案推给周恩来。
“无耻！”周恩来说。
他只能在心里这么骂，外交家的词典里不收这种粗鄙的词汇。他冷笑，他大笑，他狂笑。笑过之后，问道：“苏区一分为三也罢，只字不提民选也罢，就是投降，把编制压至三万，还怎么降？”
张冲一看情势不对，说道：“这一案实在太不够格。顾主任，怎么变成这样了？”
顾祝同不说话，眼睛瞟着贺衷寒。
贺衷寒伸出拇指朝空中一指：“我是奉旨行事。”
周恩来拿着修改案拂袖而去。以西路军安危胁我就范，太卑鄙了。3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周恩来：“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属品”，针对两星期来国民党方面的步步紧逼，提出“应改换姿势”向之进攻“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的政治立场。绝不能迁就”。要“申明西安已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13日。中共中央再电周恩来并转张冲：“顾、贺提案完全不能接受，因其带有侮辱性，已引起我方干部极大愤慨”，前次“周提十五条，关于国民党方面，我们认为不满意。关于共产党方面，亦当须部分修正”。因此“谈判须重新作起。两星期内周回延安开会。”
从这两份电报的语言和口吻可以判断出：它们出自毛泽东之手。
一个问题跳将出来：中共中央对周提十五条是真的不满意？
还是用的一种所谓的谈判艺术？仔细分析上述两封电文，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对周恩来提出的十五条是真的不满意。如果仅是技术问题，用不着提出党性问题。如果仅仅是为了报复一下国民党方的出尔反尔，周恩来就不会在三日后真的回延安。周恩来所提十五条中，答应取消红军大学。答应遣散编余的部队在他看来只要能在大的方面能取得合作，这些都是未节问题。毛泽东的不满也正在这两点上。当然他和周的想法并无原则的分歧。他当时力主将军校保留，哪怕改名叫“随营学校”也好。有了这个学校，就不愁出不了忠于共产党事业的人才。电报是无法说清这些的。还有，编余的老弱病残，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答应遣散的道理？毋庸讳言，共产党的领油们看时局的高度和深度并不那么整齐划一，要不然就无法理解“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一命题。第二封电报发自西路军兵败祁连山的第二天，这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前去见蒋，不统一一下思想和口径，就无法在谈判中取得主动。
14日晨，周恩来面带倦意，把中共中央13日来电轻轻放在张冲面前。
张冲看过电报，让周恩来稍候，带着电报去见顾祝同。顾祝同暗暗叫苦，对张冲道：“这事叫贺衷寒弄坏了。老头子的电报只提了副佐问题，贺衷寒自作聪明改得太多！你去告诉周，根据原案再谈。”
还能再谈吗？周恩来心不在焉地和张冲又谈了两天，于3月16日返回了延安。
五
3月16日，蒋介石接到顾祝同的报告，一定在心里这么感叹过：共产党这颗脑袋实在太难剃了！他没评价属下的工作，只是翻了自己的日程安排，当即拟了一份让顾视同转张冲的电文“恩来兄22日至25日到沪再约地相晤。”这次，蒋介石要亲自当理发师了。
3月19日上午，周恩来携带中共中央草拟好的新的谈判条件赶赴机场。毛泽东没有出现在为他送行的行列里，尽管毛泽东对他见蒋解决问题寄予很高的期望。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如何处置张国焘。
一个铁的事实告诉我们，天下三百六十行中，不仅仅文人圈子里才存在相轻的情况。“文人相轻”之所以大大的有名，只因为这一行的人是操笔墨糊口的，在无聊、郎闷、失败的心绪中，他们对依靠白纸黑字排泄乐此不疲，在众多的鸡子尿湿柴的屑小冲突的描述中，文人的酸腐，尖刻像被画个纤毫毕现。“相轻”的心理动因是嫉妒，是人性中一个像盲肠一样的弱点，同时又是促使人类进步的不可或缺的原动力之一。老黑格尔说：“恶是对动历史进步的杠杆。”在权力的角逐场上，“相轻”被征服过程呈现的魅力无情地挤到了一个很易被忽视的幽暗角落。
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被权力争斗中那翻于是云覆手是雨的大喜大悲大润大涩牢牢地攫住而无暇旁顾。当时光的流线扎出一道道坚固的栅栏，把这些惊心动魄的场面隔到另一边时，平心静气的观赏和评判成为可能，我们可以睁开眼睛看一看血流成河的景观了，因为时间已把恐惧消除。
共产党最后能取国民党而代之，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权，其内部的选择、征服、统一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这一过程恰恰和抗日战争的过程吻合着。我们无法不再一次地面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一命题。毛泽东在几年后曾对马克思主义有过这样一个精辟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归根结蒂只有一条：造反有理。”从哲学和社会学的内核上讲，毛泽东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如果无产阶级不造资产阶级的反，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能实现么？革命需要有人领导，需要领袖。真正领袖的诞生，则必然伴随着权力的争斗。我们不应该回避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
后来，我们都习惯了这样一种总结性的发言：“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的，遵义会议后确实开始了毛泽东的时代，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基本上都打着毛泽东的烙印。但是，即便到了1937年春，毛泽东也没取得权威的名分。张闻天仍是党的总负责。遵义会议后那一段时间，毛泽东在军事三人团里，地位也在周恩来之下。二十几年后，他在庐山这样回忆道：“那时搞了个三人团，恩来是团长，团员有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样。”
这样一个事实无法回避：张国焘回到中央后。毛泽东的军事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挑战之所以成立的基础是实力，红四方面军仍占着主力的位置。日后，还是因为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开始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西路军苦战河西走廊。是毛泽东消除异己的手段。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便可看出这种说法的幼稚和主观。发起宁夏战役，目的是为了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毛泽东如果在这种艰难中“消除异己”，等同于自杀。虽然张国焘另立过中央，但他终究还是自己人，他争的是内部权力。
剩下的只有这样一个疑问了：毛泽东、张闻天为什么把批判张国焘选择在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时进行？难道还有更好的时机吗？西路军已经全军覆没了。这已是张国煮错误和罪恶的明证，此时不挽救张国煮和残存的西路军还更待何时？非要等到西路军剩余的官兵感到绝望，革命意志消退，或者干脆像一年后的张国焘一样叛变了再来批判张国煮才算道德吗？再早一点批判能行吗？张国煮有八万人时，“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张国煮焘四万人时，发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中央名义’的话头都来了”。可见早一点不行。
从毛泽东在“延安会议”的发言里，可以看出毛、张在选择时机上的苦衷。周恩来乘坐的专机掠过毛泽东窑洞上空的时候，毛泽东尚未寻到彻底、圆满地解决张国焘问题的办法。他在总结蒋介石对内谋略上的得与失。四天后．他选择了在这方面高出蒋介石一筹的方法：区别对待了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将土。强调干部和战士不是某个人的而是党的这至关重要的一点。十一天后．我们看到了《中央政治局关广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决议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中央在估计到张国焘同志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同时亦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及对于自己错误的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该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同志及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彻底开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表现自己的机会。”几个月后，张国焘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毛泽东在折服或征服自己队伍中和自己意见相反或反对过自己的同志时，采取了与蒋介石完全不同的办法。他把这个事业建立在以心的征服这个基础上。批判张国焘，只是这个事业延安时期的开始。让我们回到国共和谈这条船上吧。
3月20日上午，周恩来把中共中央提出的新的条件交给张冲。这时候，周恩来已经得知蒋介石约他去会晤的消息。新条件也是十五条。它和周恩来提出的十五条有如下重要差异：第一，突出了两党平等合作的性质，十五条分中共承认的十条和要求国民党做到的五条；第二，提出红军改编后人数不少于四万三干；第三，周案中明确表示办完达一期停办的红军学校，变成了“候本年第一期结束后改办随营学校”；第四，新案提出了增加红军防地的要求。
看着看着，张冲皱眉头了。红军大学改成随营学校，仅这一条，靠黄埔起家的蒋先生能同意吗？有了这一个学校，就可以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可靠的、受过系统政治、军事训练的指挥人员，其图谋可谓司马昭之心！
“淮南兄──”周恩来欲言又止。
“恐怕顾主任这一关就不好过。”张冲面有难色。“这一关过不去，你如何去见蒋先生？”是的，在很多情况下，奴才要比主子更难侍候。中共中央正是觉得吃够了张牙舞爪家兵家将的苦头，才决定直接去找主子的。如今蒋介石的“请柬”已到，可不要再节外生枝呀！周恩来焦急地问道：“请示高见。”张冲摇摇头道：“我真不明白你们这是何苦呀！以你的资历，蒋先生能不重用？你在那边再干十年，结果还不是一样。高见，你这种大智大勇的奇人反倒来问我？”
“蒋先生或许能网开一面，你帮我过了顾主任这一关。我自有办法。”
“瞒天过海。”张冲无奈地─笑，“恩来兄，面对你这样的人，我常常坐错板凳，好在已帮你几回了。顾主任要是看了全文，你肯定走不脱。好在他虽认真却不太仔细，不要让他知道这一新案就是了。”
这样，周恩来下午见顾祝同，就只在原案上作文章，反复强调河西部队的问题。顾祝同果不仔细，竟没问周恩来带没带中共的新精神，就为周恩来开了绿灯。
3月22日，周恩来和张冲同飞上海．翌日。转赴杭州。蒋介石已在那里等候了。
24日，蒋介石没空。这一天，日七十艘战舰驶入中国海域，准备在青岛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大演习。
25日，周恩来没接到去见蒋的通知，自己去约见了宋美龄，把中央新提的十五条交给了第一夫人。宋美龄留没留周恩来吃饭，史料无记载，但这次会晤的愉快则是肯定的。作为蒋介石的政治伙伴和贤内助，宋美龄即使不靠蒋介石的蔽荫。也能在那几十年的政治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这个女人给中国历史留下了光彩照人的一笔，松沪抗战期间，日本人的弹片曾在距前线不远的地方划破过她的玉体，1942年她在美国国会为求得美国援助发表的那篇声泪俱下的演说，至今仍可视作一篇充满智慧、情感的美文。和蒋介石相比，毛泽东至少少了这样的方便：国有疑难可问枕边人。一年后，毛泽东再娶的江青修练几十年，最后得到的竟是一个被告席。且慢！让我们再始宋美龄的形象补上一笔吧！!汪精卫降日后，重庆有不少不得宠的官员追随他去南京混出身，其中就有外交部亚洲司高司长。宋美龄在高出逃后，曾使美男计，成功地把一顶绿帽子戴在高某的头上。
这样一个宋美龄，于公于私都不可能怠慢周恩来。于公，可以促进国共冲突的和平解决；于私，可以为丈夫统一大业尽绵薄之力。还有一个理由不容忽略：从某种意义上讲，周恩来在西安救过她丈夫的性命。我们宁可相信宋美龄请周恩来共进了午餐。
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夫人外交”策略取得圆满成功。第二天蒋介石召见了周恩来。
在一个文书没有记载的小客厅里，蒋介石和周恩来进行了很愉快的长谈。
周恩来谈完中共的要求后，蒋介石略加思索后．立即答道：“这些小节己不成问题。即使没谈好，也坚决不会再打。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几个月后都可参加嘛。行政区当然可以是整个的。不过，为了结各地方派有个交待，须由你们推举一个南京方面的人充当正的。四万人、三个师及指挥部都可以嘛。给养方面的问题，可告诉顾祝同解决。”
求情顺利得简直像个游戏！周恩来刚刚认定这些话确是一备九鼎的蒋先生所说，蒋介石又来了叙旧的雅兴。谈了十几年的历史后，蒋介石总结道：“过去合作的失败。双方都要检讨．这次合作─定要保证永久性，不能只计眼前。而且要计及将来吁：关键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纲领，一个是领袖。你们听了我的，将如何处置你们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关系重大。在以往中共所提方案中，这─问题被回避掉了。蒋介石到底是蒋介石，一下子就问到了根本。周恩来踟蹰起来，不敢贸然答复。
蒋介石发话了：“那你回去商量出办法了再来见我。”
3月30日，周恩来返回西安，当天即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杭州谈判的情况。
中共其它领袖一听是这个结果，异常兴奋。在他们看来蒋介石只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形式，要的是权力，这就很好对付。回顾与共产国际十几年来的关系，中共领袖们的感受都一言难尽，遵义会议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已失去了权威性。从策略上讲，完全可以满足蒋先生的权力欲。共产国际那里很好解释，因为它也同意国共合作的方针。因此。在他们看来，国共合作的成功即将分娩。4月9日，周恩来电告蒋介石：“归肤施(延安)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央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
然而，所有的合作最终都将体现为双方既得利益，谁都明白“墙上画马不能骑”。河西红军生存问题谈了多少次了，无法解决。马步芳的官兵已经在抢西路女红军当小老婆了！蒋介石哪里有什么诚意？
这事还是搁一搁再说吧。
六
4月15日，蒋介石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召来张冲道：“你马上去西安找周恩来，催其迅速弄好双方合作纲领及编制人事问题。这事不能再拖延了。”
顾祝同得到蒋介石的旨意，不得不连电周恩来，促周去西安。中共方面却不急不躁，与顾祝同打了十来天“电报官司”26日，周恩来再飞西安。
又拖两天，周恩来才同意续谈。因这次中共处在主动地位，条件自然有变。新条件中，除要求改编的时间外，人数已由四万三增加至四万五。
顾祝同忙表示：“用不着等到六月，五月上旬便可解决改编问题。”周恩来笑道：“还是六月吧，这件事你我说了都不算数。”随即把《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交给顾祝同：“蒋先生屡次谈到纲领问题，这是我方搞出的一个草案。”
当日晚，顾祝同电蒋，报告了这件事。
蒋介石踌躇起来。如果两党共同发表什么宣言，什么纲领，共产党不就合法化了吗？共产党表明服从三民主义，却又不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分明是权宜之计嘛。蒋介石可算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为了能娶到宋美龄，他答应宋老太大信奉基督。可是，眼下动武已无可能，只能出此下策以求统一，合作总该有个仪式。娘希匹日本人！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就可兴倾国之兵根绝这心腹之患。想这些干什么？能不能在这里再施展一次谋略？对！诱他们先发表宣言，然后再改编之。这样，不管内容如何，外人看来，宣言就是乞降书，改编就成了招安。以刚慢自用、冷酷无情着称于世蒋介石，常常会在事件的转折点上，表现出超常的变通和固执。几个月前，他灵机一动的变通，押上了人格，把全世界的人都耍弄了一遍。如今。他要显示他很深蒂固的天性了：我只能征服！和只有几万条破枪的共产党平起平坐，太不像话！他望了望案头上申请将扬虎城革职的报告，暂时中断了这种思想。娘希匹，一切都是你这个叛徒造成的。平心而论，汉卿待我不薄，如不是你从中挑拨，他何至作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害得我根绝共党的全盘计划落了空不说，如今他们竟要求和我平起平坐。杨虎城呀杨虎城，汝之罪可谓百命难赎呀！可惜抓我的是汉卿的人，今已把他软禁，再严惩了你，恐国人责我太严厉、暂寄尔项上人头，以后再说。
隔了一天，也就是4月30日．同意将杨虎城革职后。他将自己的妙计电告了顾祝同和张冲。5月3日，顾祝同、张冲约周恩来谈判。
张冲把统一纲领草案还给周恩来道：“这份纲领无论由你方还是我方提出，怕一时难以统一。你们先发个宣言，五月中旬即可改编了。”关键时候。张冲还是没坐错板凳，抛出诱饵时竟也脸不红心不跳。
周恩来似乎早料到有此一说，故作吃惊地反问：“蒋先生可是要先准备纲领呀，难道你们忘了？”
顾祝同接道：“这也是蒋先生的意思。他要先了解你们宣言的内容。不然，不好向他交待呀。”
周恩来笑了，“纲领没商妥，宣言怎么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不是这个道理?”蒋介石得此报告，第二天即电顾祝同，指责共产党的宣传仍以国民党为唯一反对目标，是没诚意的表现，要共产党彻底改正。
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电报，恰好能回击蒋介石，电报称如共产党单独发表宣言，必依下面两条方可：第一、国民党同时发宣言；第二、宣言中要驳斥《三中全会根绝赤祸案》。谈判的主题被撂在一边，双方口笔并用，相互指责起来。西安谈判已无以为继了。8日，张冲电告蒋介石，报告协商结果，并提议蒋见周同时派视察团去苏区调查整编各项所需费用。9日，蒋电准，约周恩来在洛阳见面。l5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政府派员入陕北。但不能叫视察团，应称考察团。
“视”与“考”一字之差，便差出──个上下，一个主次。共产党的领袖们都没睡觉！
23日，蒋介石抵洛阳，改约周恩来前去牯岭会他。27日，周恩来去牯岭未见到蒋介石，在牯岭拟就十七条谈判提纲后返沪。6月4日，周恩来飞庐山，仍没见到蒋。只好把一份提纲递了上去。
6月8日，蒋介石终于露面了。
两人一见面，蒋介石对周恩来所提问题作了答复。这个答复亦是蒋介石心血之作。他在拒绝三个师以上设总部的基础上，又提出朱德和毛泽东等人离开军队出来做事的要求。
承认了这两点，不是要了共产党的命吗？一个是信仰，一个是军队，两者缺一不可。一个是方面问题。一个是生计问题。
接着，蒋介石又抛出一个**：双方先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蒋当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将来视情况可将两党合作一党，同盟会成立后，可与共产国际直接发生关系。
周恩来对次要问题略作争辩后．把焦点集中到了军队指挥权和人事问题上。据史料记载，周和蒋对三个师上面设不设指挥部问题就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蒋介石终于让步了，摆摆手说：“好了好了，三个师上面设一政治训练处，代行指挥权。这是最后之限度。恩来，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要体谅我的难处！”说完这些话，蒋介石就出去了。
周恩来没有为后世留下他当时的心境，我们只能从他后来几天的活动中体味出这种心境。如果双方在这一关键点上都不作让步，几个月来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他找宋子文，找张冲，找宋美龄，请他们去做蒋的工作，往返十数趟，均无效。6月14日左右，宋子文来到了周恩来的住处。
“子文兄，蒋先生可有松动？”
宋子文摇摇头道：“恩来，你想蒋先生能松动吗？他要我转告你，不要把共党的目标弄得太大，易引起外间恐惧；你们要做的应该先取得全国信用；你们让他太作难，以后还怎么发展。你们就答应了吧。”
周恩来一看无挽回余地，只好说：“请转告蒋先生，这几项只能等我回延安研究后再作答复。”
19日，周恩来经西安回延安。
中共其它领导也知这几个地方不能退让，但还是得到了想要的东西。蒋介石对合作还真有点诚意。
在无情的政治格斗中，判断出对手的真实意图，并不比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容易！如果判断失误，将意味着一场战争，将意味着上万颗人头落地！
鉴于蒋介石在庐山既拉又打的谈话。中共中央决定除了坚持党独立、边区和红军自办外，在其它问题上再次作出让步。中共在这场马拉松的谈判中，政治斗争的艺术越发炉火纯青了。他们已经饱受了教条主义之苦，自然不会再因某种名义和形式误了大局。若干年后，邓小平提出了“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外描”的着名论断。1935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提出的新的谈判条件，似乎就是依照“白猫黑猫”理论提出的。蒋想当同盟会主席，让他当好了；蒋想直接和共产国际发生联系，也让他联系好了；蒋希望我们先发个宣言，我们答应他发就是。在这一方案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共想逼蒋承认既成事实的咄咄逼人的攻击性。“宣言发表后，蒋若同意设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八一’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师名义”，“朱、毛出处问题，力争朱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军事或政治名义可不拘，原则上毛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则托故不出。”你蒋介石不是害怕毛泽东仍在军队里吗？好吧，毛泽东不去部队任职，这支部队是党的部队。只要毛在党内取得权威。他挥一挥手，千军万马仍会听他的招呼。反正你蒋介石已经同意改编了，不同意设总指挥部。我们就先设个暂时的，探探你的口风。看眼下形势，不由你不同意。你先让毛泽东到南京去，给他一个职高位尊的闲职把他挂起来。这可不行，但也不拒绝你。留给你一个悬念，而这“适当的时机”或许永远也等不来。十二年后，“适当的时机”来了，毛泽东真的出来“做事”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成立了一个新中国。历史再没为蒋介石提供机会，让他仔细寻出对付共产党这一新案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