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宗教篇_胡适：儒教

胡适：儒教

董仲舒（死约前104年）虽不得势位，但他的思想影响了汉朝的制度，比谁都更伟大。儒学成为帝国的儒教，是汉武帝、董仲舒、公孙弘三人的成绩。

一、汉高祖对陆贾说：“乃公居马上而得天下，安事诗书？”陆贾对他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书生的用处正在此。汉初盖公教曹参治齐国，建立了道家思想的信用；陆贾与叔孙通在高帝惠帝时的成绩，也建立了儒家的信用。叔孙通定朝仪，制定宗庙仪法，当时人称他为“圣人”，后世史家称他为“汉家儒宗”。

二、汉初之七十年（前200—前135）是道家思想比较占优势的时代。无为的政治最适宜于那个时代；当大权的人既不配有为，还是无为最好，让人民休养生息。但儒家的学者往往看不惯这种消极的政治。贾谊（死在前168）的《治安策》便是明白攻击当时的“无动”、“无为”的政策。同时的晁错（死在前154）也想积极有为一番。但他们都失败了。贾谊死在迁谪，晁错斩于东市。武帝初年赵绾、王臧也想做一番积极的改革，被窦太后反对，都自杀在狱里。

三、窦太后死后，武帝亲政，招集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齐人）是汉朝第一个儒生丞相。董仲舒（死约前104年）虽不得势位，但他的思想影响了汉朝的制度，比谁都更伟大。儒学成为帝国的儒教，是汉武帝、董仲舒、公孙弘三人的成绩。在制度方面，如立五经博士，为国立太学的基础；如用经学选官，能通一经以上的补官，是科学制度的起源；如罢黜百家，专崇儒学，是统一思想学术的实行。这些都是在这个时期里开始实行的。

四、这个时期是方士最得意的时代，儒生都不免受了方士的大影响。武帝封禅祠祀，都用儒生博士定礼仪，襄祭事。武帝建立的帝国宗教实在是儒生与方士合作的结果。试举郊祭上帝一事为例。汉承秦制，郊见五个上帝。方士谬忌等提议五帝之上还有个太一，被武帝采用了。又有人提议作“明堂”；《孝经》本有“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说，所以儒生也赞成此事。方士公玉带奏上明堂图样，武帝也采用了。元封五年（前106），武帝亲祠太一、五帝于明堂，用汉高祖作配。史臣大书道：“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这样实行《孝经》的儒教，其实是方士与儒生合作之功。

五、儒教的大师董仲舒便是富于宗教心的方士，他的思想很像一个墨教信徒，尊信上帝，主张兼爱非攻。他深信天人感应的道理，他说：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皆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这是天人感应的儒教的根本教义。他在这个根本教义上建立起他的阴阳灾异学：“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他自己是个自信能求雨止雨的方士，著有求雨止雨的书（看《繁露》七四，七五），他用阴阳五行的理论来推求灾难之故。他又是个治《公羊春秋》的学者，所以又用历史比例法（analogy）来推论灾异。他的方法是：“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这个方法分三步：

第一步，先求《春秋》某件灾异之天意。（A由于B）

第二步，次求现今某件灾异与《春秋》某件灾异为“同比”。（a比A）

第三步，然后比例推求现今此件灾异之天意。（

A由于B，而a比A，故a由于B）

例如，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辽东高庙灾（a）。董仲舒说此事，先寻出《春秋》哀公三年（491B.C）的桓宫，厘宫灾（A）可与“同比”；并先解释桓厘宫灾的天意是要鲁侯“燔贵而去不义”（A由于B）；然后推定辽东高庙灾的天意是要汉武帝“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a由于B）。董仲舒借此暗示武帝应该铲除淮南王。他因此下狱，定了死罪，武帝特赦了他。这个方法，虽是荒谬可笑，但在当日却震动一世，成为正统的灾异学方法。一部《五行志》记的汉朝经学大师推论灾异，全用这个方法。二千年来的儒生论灾异，也都用此方法。

六、董仲舒的阴阳五行之学，本是阴阳家的思想，自从他“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便成了儒教的正统思想了。他用《尚书》里的一篇《洪范》作底子，把五行分配《洪范》的“五事”（貌木，言金，视火，听水，心土），每一事的失德各有灾异感应。这个架子后来在夏侯始昌和夏侯胜的手里便成为《洪范五行传》。夏侯胜之学在汉朝成为显学，一传而有夏侯建、周堪、孔霸，再传而有许商、孔光等。许商与刘向各有《洪范五行传记》。这是灾异的“尚书学”，和上节说的灾异的“春秋学”相辅，合组成一个绝大规模的阴阳五行的儒教系统，笼罩了两千年的儒教思想。

七、汉朝的儒教固然是迷信的，浅陋的，幼稚的，但这背后似乎含有深长的意义。汉帝国的创业者从民间来，知识不高，而专制的**威却不减于秦始皇、二世。夷三族、具五刑，不但行于高帝吕后之时，并且见于宽仁的文帝时代。儒家学者对于这独裁政体，竟没有抵抗的办法，只有抬出一个天来压住皇帝，希望在那迷信的帝国宗教底下得着一点点制裁皇帝的神权。董仲舒屡说“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这正是墨教“上同于天”的意旨，后世儒者都依此说。其实孔孟都无“屈民伸君”之说，汉家建立的儒教乃是墨教的化身。

八、关于汉朝儒教的经典，近代学者创为“今文”与“古文”之说，其说起于廖平的《今古学考》（1886）。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1891）与崔适的《史记探源》（1910）更发挥此说，更走极端。诸家所说，并不一致，但总其大意，他们认“今文”的经典先出，“古文”的经典晚出。先出的今文经传是《谷梁春秋》、《公羊春秋》、《仪礼》，齐鲁韩三家《诗》，今文《尚书》。晚出的古文经传是《左氏春秋》、《周礼》、《毛诗》，古文《尚书》（此仅举其大意）。廖平原来不过说“：今经皆孔子所作，古经多学古者润色史册；今学出于春秋时，古学成于战国时，今学西汉皆立博士，古学西汉多行于民间。”到了康有为、崔适，就说古文经传都是王莽时代刘歆伪造的了。

九、平心看来，汉朝所出的经传，只有先出后出的次第，其中也有内容优劣的不同，但并没有两个对立的“今文学”和“古文学”的学派。王国维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秦并天下以后，用小篆和隶书统一文字，于是古文籀文并废。此说似甚可信。东方诸国之书都是用古文写的，中间经过焚书禁书之举（前213），又经过长期兵祸，汉初的君臣又都不提倡读古书，挟书之禁虽已解除（前191），求书的人还很少。《史记》说：“孝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

这可见当日读古书者之少。初出的经传都用“今文”重写，有经师教授，次第列在学官。但还有一些用“古文”书写的古书也陆续出现。其时去古稍远，非有特别的古文训练的人，已不能读这些古文书了。司马迁《自序》说他“年十岁则诵古文”，所以能参考古文记载，著作《史记》。《史记》采用了许多《春秋左传》的材料，是无可疑的；《史记》又提到《周官》，《封禅书》中有引“周官曰”的话。《史记·儒林传》记孔安国家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这三部书，《左传》、《周官》，古文《尚书》，都是后来所谓“古文经”，在司马迁时都已出现，但因为他们晚出，虽然受史家的采用，却不曾得当时儒生的看重。当时儒生正走上了阴阳灾异的儒教的一路，他们要的是奇怪的微言大义，用不着那些记载事实掌故的史书。迷信的儒生竟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见《论衡·正说篇》）二十九篇既法天象，自然不许十六篇古文《尚书》加入了。但后出的这些书，经过学者的整理，如《左传》经过翟方进、尹咸、刘歆等人的整理，如《周官》经过王莽的“发得”，也许经过王莽的修改增补，他们的价值就很明显了。到了西汉晚年，刘歆就主张把这些经传——《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列于学官。“列于学官”就是在国立大学里添设这几科的讲座。当时的博士儒生大反对此事，刘歆失败了。后来王莽虽把这些书列在学官，并添上了《周官》，但王莽败死后，这些经传仍被废黜，古文《尚书》竟完全散失了。但《左传》、《周官》、《毛诗》，因为他们本身内容的价值，到了三国以后，终被列入学官，渐渐替代了今文经传的地位。

十、从董仲舒到王莽，百余年之间，儒教经历了不少的变化，如

（一）经典的增多，

（二）学派的新起（比较《史记》、《汉书》的《儒林传》），

（三）学术的发达（看《汉书·儒林传》及《王莽传》）。但最大的变化是政治上的大变动。刘氏后代不振作，政权移归王氏，而王莽最得人民和学者的信仰。王莽要做皇帝，于是奉承他的人都不谈灾异了，大家抢着制造祥瑞符命，于是灾异的儒教遂变成了符谶的儒教。符谶把王莽捧上帝位（适按，武功井中白石丹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临淄新井，天公使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哀章作为高庙铜匮，高帝玺书：“王莽为真天子”），也把刘秀（光武帝）从民间送上帝座。这时代的迷信黑暗也不下于汉武帝时代。

十一、然而在那黑暗的迷雾里，我们仍可以看出一个有力的社会改革运动。晁错、董仲舒以至王莽，这班儒生都抱着改革社会的大志愿。董仲舒主张限制私有田产，又反对奴婢制度。哀帝时，儒生师丹辅政，实行限制私有田产和奴婢，都被贵族大臣反对掉了。王莽建国之后，实行土地国有，禁止私人买卖田地奴婢；又行“六筦”之命，把一切重要的生产事业都归国家管理；又设立种种调均人民经济的机关，平物价，办国家赊贷机关。他的经济政策很含有国家社会主义的意义，其目的在于“均众庶，抑并兼”。他是董仲舒的嫡派，他是汉朝儒教运动的精神的伟大代表。

廿、五、十六夜

（《胡适文集》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