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史鉴篇_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史记（节选）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史记（节选）

钱穆（1895—1990），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教育家。著有《国史大纲》、《中国历史精神》、《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朱子新学案》、《先秦诸子系年》、《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等。

如何深思呢？这该我们自己发问，所以叫“学问”。读书就是学，到了发问，是第二阶段。无师可问，则且各自问自己。故说做学问要“会疑”。“会”者“能”义，我们要能疑、懂得疑。

秦以后，汉代有司马迁的《史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一路下来，就有廿五史，直到清末。以后我们是不知，但这秦汉以来二千年就是一部《史记》作标准。此刻我们讲历史，每把秦以前和秦以后分成两个很显然的段落。秦以前唐虞夏商周三代，可以称作“上古史”。秦以后，倘使我们学西方名称亦可叫做“中古史”。现在我们上古段落已经讲完，接下要讲中古。我想我们该再回头来重看一下，此是做学问一很重要方法。像走路，不能两眼只看着脚下一步步往前，走到某一阶段，该要抬起头看看四面。又像爬山，不能一路往上爬，总要爬一段回头来四面望一下。特别跑到山顶，当然不看脚下，要看四面。上了一峰又一峰，每上一峰必该一望，这是必然的。诸位读一部书，不能一条条尽作材料看，要懂得综看此一部书，又该懂得合看此诸部书，有一番登高远 瞩的景象。

从《西周书》到《战国策》，古代史籍，我们都该通读一下。现在要讲汉代，该回头来凌空一望，我们该望到那没有书没有字的地方去。诸位不要认为《西周书》、《春秋》、三传、《国语》、国策》都讲过，此外便是不很重要，该听汉代了。等于跑上一峰，又跑一峰，两眼尽在脚下，这等于没有上。现在古代已完，可说是中国上古的史学、或说是中国上古的几部史学名著，都在眼了！我们该要自己放开眼睛来一看。看些什么呢？此诸书是都看完了，正如两脚着地跑，已上了巅峰，现在该要一番掩卷、深思，这是做学问千万要记得的一个习惯，或说一番工夫。能学到这一

点，做学问一项很大法门已开在这里了。

如何深思呢？这该我们自己发问，所以叫“学问”。读书就是学，到了发问，是第二阶段。无师可问，则且各自问自己。故说做学问要“会疑”。“会”者“能”义，我们要能疑、懂得疑。现在只说“怀疑”，要你不信，常怀着疑，如此又哪肯拼命读书呀！读了书要会疑，不是要不信，光怀疑了，又何必去读？“会疑”是要懂得疑。疑了自会发问。我今告诉诸位，中国有一部司马迁的《史记》，到现在已两千年，但在司马迁《史记》以前，从《尚书》《、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到司马迁也有一千年，西周到现在已有三千年的历史，《西周书》以前还有唐虞夏商，还有上面的，最少说也该两千年，或还不止。诸位听了这几次讲，自己心里该来一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要到西周初年才有史学，才有《尚书》？这问题没有书本详讲过，可是我们心里应该有疑。好像我们到了这山望前山，前山那面又是什么？我们应该问：为何有了《尚书》，隔了五百年又有孔子的《春秋》？为何又隔了五百年有司马迁太史公的《史记》呢？这里至少是一番中国史学之演进。中国历史到了西周初年才有《西周书》，到春秋末年才有孔子《春秋》，要到汉初七十年代才有司马迁之《史记》。倘使照我上面讲，西周书重要的在周公，春秋背后当然是孔子，中国人尊经，但为什么后起的史学，不尊《尚书》、不尊《春秋》、不尊周公孔子，而尊司马迁的《史记》呢？为什么《尚书》《、春秋》都不为正史，此下的正史只是跟着司马迁《史记》这个系统呢？这问题值得研究。但实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诸位都说中国人只懂得尊孔子、尊六经，但写史便尊司马迁，写文章又有屈原《离骚》一路到汉赋、《文选》，这些都不关孔子，这些也都是问题。而这些问题则在书本之外，是凭空的，要得读书的人自己懂得发问，却不一定能找到答案。问题不能不有，答案不一定能有。诸位且莫要“急功近利”，有了一个疑问便立刻要一个答案，这是一种功利主义，急着要成果。今且不要着急，问题不能立刻就解决，倘使拿不到结果，那些问题就不发生，如此一来，则成为“浅见薄识”，便是不会疑，更不会深一层疑，就没有大见解。见识则必求深厚，

深厚始成重要，要在自己能问。好学深思，使此问题“存在”，存在于自己脑子里。诸位学科学，科学上很多大发现，便都从一个小问题上慢慢地花了一辈子乃至几辈子工夫来解答这一个问题。如苹果为什么不往天上掉，往地下落？当然立刻无法回答，书本上也没有回答，而此问题发生了，亦终于解答了。到今天，在很多科学家的脑子里，总存有很多很多问题，无答案，慢慢儿在那里研究。大答案研究不出，先研究小答案。大问题搁在一旁，在大问题中再举出几个小问题。如说：我们人为什么要老？这在医学上也是一大问题，不晓得有多少科学家在从各方面研究，但至今没有确切答案。诸位做学问，要有像此一般的精神，或者可说这即是做学问者之生命所在。要有问题而不急求答案，书能一本本一部部地读，埋头读。有《尚书》，读《尚书》。有《春秋》，读《春秋》。有《左传》，读《左传》。现下又有《史记》，我便读《史记》。埋着头跑向前，但跑到一地方，该要放开眼睛四边看，学了要懂得问。所谓的“高瞻远瞩”，又说是“博览综观”，要综合起来，向高远处看。如我刚才所讲，中国人有了历史文化两千年，才有周公的《西周书》。再进五百年，才有孔子《春秋》。再进五百年，才有司马迁《史记》。再进两千年到今天，当然下面的问题不再是《史记》了！但又是怎么呢？

这问题我曾问过章太炎先生，我说：现在是廿五史，下边该怎样？他没有能回答我。此一问题，我仍留在脑子里。诸位千万不要当我是在空谈，诸位要学史学，便该学到这个地方去。我不教诸位做学问的方法要凭空瞎想，或胡思乱想，只是讲过了这几堂课，便该总结起来说，中国有历史以来两千年有周公的《尚书》，中间又经过五百年而有孔子《春秋》，又经过一千年而有太史公《史记》，太史公《史记》到今两千年，这些话千真万确，没有一个字落虚，但“为什么？”那是一大问题。下边我们该怎样？又是一大问题。诸位做学问能到这地方，诸位胸襟自宽，抱负自大，但包袱也就重了。虽有个远大前途在你前面，但也不一定达得到。这样一来，至少使你做学问可以不厌不倦。

（钱穆著《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5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