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谈国学

第六篇 史鉴篇_梁启超:史的目的(节选)

梁启超:史的目的(节选)

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在将来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

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什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在将来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假如不是有此种目的,则过去的历史如此之多,已经足够了,在中国他种书籍尚不敢说,若说历史书籍,除二十四史以外,还有九通及九种纪事本末等,真是汗牛充栋,吾人做新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作。历史所以要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研究,就是因为要不断的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譬如电影,由许多呆板的影片凑合成一个活动的电影,一定有他的意义及价值,合拢看是活的,分开看是死的,吾人将许多死的影片组织好,通上电流使之活动,活动的结果,就是使人感动。研究历史也同做电影一样。吾人将许多死的事实组织好,予以意义及价值使之活动,活动的结果,就是供给现代人应用。再把这个目的分段细细解释,必定要先有真事实才能说到意义,有意义才能说到价值,有意义及价值才可说到活动。

甲求得真事实

(一)钩沉法。想要求得真事实,有五种用功的方法。已经沉没了的实事,应该重新寻出。此类事实,愈古愈多。譬如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做罗马史的人,专靠书本上的记载,所以记载的事情有许多靠不住的。后来罗马邦渒等处发现很多古代的遗迹实物,然后罗马史的真相才能逐渐明白。此类事实不专限于古代,即在近代亦有许多事实没去了,要把他钩出来,例子亦很不少。如俾士麦死了以后,他的日记才流传出来,那日记上面所记的与前此各种记录所传的大不相同,于是当时历史上欧洲诸国的关系因而有许多改观的地方。此种例子,在中国尤其繁多。在光绪二十六、七年间,有一次,德皇威廉第二发起组织中俄德联盟,相传结有密约。关于欧洲方面的史料虽略有发现,关于中国方面的史料一点也没有。要知道这件事的真相,非设法问当时的当事人不可。慈禧太后死了,庆亲王奕劻当时掌握朝政,想来很了然,可惜没有法子去问。此外,孙宝琦当时为驻德公使,在理应该清楚,但他并没有记载下来。若不趁这时问个明白,此项史料便如沉落大海了。我们若把他钩起来,岂非最有趣味最关紧要的事情。

(二)正误法。有许多事实从前人记错了,我们不特不可盲从,而且应当改正。此类事实,古代史固然不少,近代史尤甚多。比如现在平汉路上的战争,北平报上所载的就完全不是事实。吾人研究近代史,若把所有报纸所有官电逐日仔细批阅抄录,用功可谓极勤,但结果毫无用处。在今日尚如此,在古代亦是一样。而且还要错误得更厉害些。

以上两种方法,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上讲得很详,此处用不着细说了。其实吾人研究历史,不单在做麻烦工作及寻难得资料,有许多资料并不难觅工作亦不麻烦的题目,吾人尤其应该注意。近人考据,喜欢专门研究一个难题,这种精神固然可取,但专门考校尚非主要工作。没有问题的资料应当如何整理,极其平常的工作应当如何进行,实为重要问题。上述二项,讲的是含有特别性的事实的处理方法。下面三项,专讲含有普通性的事实的处理方法。

(三)新注意。有许多向来史家不大注意的材料,我们应当特别注意 它。例如诗歌的搜集,故事的采访,可因以获得许多带历史成分的材料,前人不甚注意,现在北京大学有人在那里研究了。还有许多普通现象、普通事务,极有研究的价值的。例如用统计的方法研究任何史料都可有发明,从地理上的分配及年代的分配考求某种现象在何代或何地最为发达,也就是其中的一种。又如西域的文化,从前人看得很轻,普通人提到甘肃、新疆,常与一般蛮夷平等看待,以为绝对没有什么文化。但据最近的研究,尤其是法国人德国人的研究,发见西域地方在古代不特文化很

高,而且与中国本部有密切的关系,许多西方文化皆从西域输入。此外,有许多小事情,前人不注意,看不出他的重要,若是我们予以一种新解释,立刻便重要起来。往往因为眼前问题引出很远的问题,因为小的范围扩张到大的范围。我们研究历史,要将注意力集中,要另具只眼,把历史上平常人所不注意的事情作为发端,追根研究下去,可以引出许多新事实,寻得许多新意义。

(四)搜集排比法。有许多历史上的事情,原来是一件件的分开着,看不出什么道理;若是一件件的排比起来,意义就很大了。例如扫帚草是一株极平常的植物,栽花栽到扫帚草,一点也不值得注意,但是若把它排成行例,植成文字,那就很好看了。所谓“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正是这个意思。我们研究历史,要把许多似乎很不要紧的事情联合起来,加以研究。又如中国人过节,是一件极普通的事情,一年之中要过许多的节,单过中秋,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若把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节排比起来,加以比较,然后研究为什么要过节,过节如何过法,就可以从这里边看出许多重要的意义,或者是纪念前哲,或者娱乐自己,国民心理的一部分,皆可由此看出。诸如此类的事实很多,散落零乱时,似无价值,一经搜集排比,意义便极其重大。所以历史家的责任,就在会搜集,会排比。

(五)联络法。第四种方法可以适用于同时的材料,第五种方法可以适用于先后的材料。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看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历史上有许多事情是这样,若是不联络看,没有什么意义可言。假如仔细研究,关系极其重要。

上述对于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若研究过去事实,此五种方法都有用,或全用,或用一二种不等。以下再讲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

乙予以新意义

所谓予以新意义,有几种解释。或者从前的活动本来很有意义,后人没有觉察出来,须得把它从新复活。所谓“发潜阐幽”,就是这个意思。或者从前的活动,被后人看错了,须得把它从新改正。此种工作,亦极重要。前一项例子比较的少,后一项例子比较的多。譬如研究周公的封建制度,追求本来用意究竟何在。有人说封建是社会上最好的制度、最有益的制度,到底周公采用封建,就是因为它是最有益的制度吗?其实周公意思并非认封建对于全体社会有何益处,不过对于周朝那个时代较为适用较为有益而已。又如研究王荆公的新法,追求他本来用意究竟何在。从前大家都把他看错了,都认为一个聚敛之臣。到底荆公采用新法,完全以聚敛为目的吗?其实荆公种种举动都有深意。他的青苗、保甲、保马、市易诸法,在当时确是一种富国强兵之要术。到了后来,仍然常常采用呢。还有一种,本来的活动完全没有意义,经过多少年以后忽然看出意义来了。因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如像说梦话或受催眠术等都是。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许多事本来无意义,后人读历史才能把意义看出,总括起来说,吾人悬拟一个目的,把种种无意义的事实追求出一个新意义,本来有意义而看错了的,给他改正,本有意义而没觉察的,给他看出来。所谓予以新意义,就是这样解释。

丙予以新价值

所谓予以新价值,就是把过去的事实从新估价。价值有两种:有一时的价值,过时而价顿减

;有永久的价值,时间愈久,价值愈见加增。研究历史的人,两种都得注意,不可有所忽视。什么是一时的价值?有许多事实在现在毫无价值,在当时价值很大。即如封建制度,确是周公的强本固基的方法。周朝八百多年的天下,全靠这种制度维持。吾人不能因为封建制度在今日没有用处,连他过去的价值,亦完全抹杀。历史上此类事实很多,要用公平眼光从当时环境看出他的价值来。什么是永久的价值?有许多事实在当时价值甚微,在后代价值极为显著。即如晚明士大夫之抗满清,在当时确是一种消极的无效果的抵制法,于满清之统治中国丝毫无损,但在辛亥革命时,才知道从前的排满是有价值的;而且在永久的民族活动上,从前的排满也是极有价值。历史家的责任,贵在把种种事实摆出来,从新估定一番。总括起来说,就是从前有价值现在无价值的,不要把它轻轻抹杀了;从前无价值现在有价值的,不要把它轻轻放过了。

丁供吾人活动之资鉴

新意义与新价值之解释既明,兹再进而研究供吾人活动之资鉴。所谓活动,亦有二种解释,即社会活动方面与个人活动方面。研究两方面的活动,都要求出一种用处。现在人很喜欢唱“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其实“学以致用”四字也不能看轻。为甚么要看历史?希望自己得点东西。为什么要作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学问是拿来致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

先言社会活动方面。社会是继续有机体,个人是此有机体的一个细胞。吾人不论如何活动,对于全盘历史,整个社会,总受相当束缚。看历史要看他的变迁,这种变迁就是社会活动。又分二目:

(一)转变的活动。因为经过一番活动,由这种社会变成他种社会,或者由一种活动生出他种活动,无论变久变暂、变好变坏,最少有一大部分可以备现代参考。通常说一治一乱,我们要问如何社会会治,如何社会会乱,并且看各部分、各方面的活动,如像君主专制之下,君主宰相的活动以及人民的活动,如何结果,如何转变。这样看出来的成败得失,可以供吾人一部分的参考。

(二)增益的活动。政治的治乱不过一时的冲动,全部文化才是人类活动的成绩。人类活动好像一条很长的路,全部文化好像一个很高的山。吾人要知道自己的立足点、自己的责任,须得常常设法走上九百级的高山上添上一把土。因是之故,第一要知道文化遗产之多少。若不知而创作,那是白费气力。第二要知道添土的方法。我是中国一分子,中国是世界一分子,旁人添一把土,我亦添一把土,全部文化自然增高了。

次述个人活动方面。严格说起来,中国过去的历史差不多以历史为个人活动的模范,此种特色,不可看轻。看历史要看他的影响,首当其冲者就是个人活动。亦可分为二目:

(一)外的方面。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其本来目的就是拿给个人作模范的。自从朱子以后,读此书的人都说他“最能益人神智”。什么叫益人神智?就是告诉人对于种种事情如何应付的方法,此即历史家真实本领所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可以益人神智之处甚多,毕秋帆的《续资治通鉴》可以益人神智之处就少了。因为毕书注重死的方面,光书注重活的方面。光书有好几处记载史事,不看下面,想不出应付的方法,再看下面,居然应付得很好。这种地方,益人神智不少。

(二)内的方面。我们看一个伟人的传记,看他能够成功的原因,往往有许多在很小的地方。所以自己对于小事末节,也当特别注意。但不单要看他的成功,还要看他的失败,如何会好,如何会坏,两面看到,择善而从。读史,外的益处固然很多,内的益处亦复不少。

史家有社会、个人两方俱顾虑到的,好像一幅影片能教人哭,能教人笑。影片而不能使人哭,使人笑,犹之历史不能增长智识、锻炼精神,便没有价值一样。

(《梁启超全集》第8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