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概览篇_马瀛：国学名称之由来

马瀛：国学名称之由来

马瀛（1883—1961），原字伯年，后改字涯民，浙江定海人，学者、编辑家。1916年起参加《辞源》的修订工作，并主编《平民字典》、《国音学生字汇》、《破音字举例》等工具书，创制“综合检字法”，参与纂修《鄞县通志》。他在数学方面有很高造诣，著有《微分积分学》等，国学方面著有《国学概论》、《诗的格式》、《历代文学家年表》等。

国学者，中华民族以文字所表达之结晶思想，用合理的、组织的、系统的方式记载其生灭，分析其性质，罗列其表现形式，考察其因果关系者也。

国学之名，何自始乎？秦、汉以前，学术分类，曰“教”、曰“家”，不以学名也。如《礼记·经解篇》之称六艺为“诗教”、“书教”、“乐教”、“易教”、“礼教”、“春秋教”；《汉书·艺文志》之称诸子曰“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是也。《论语》云：“文学子游、子夏。”是虽有文学之称，然解者皆谓指文章与博学言，与今之所谓“文学”者异义，是古之时，不特无“国学”之名，抑亦不称各种学术曰“学”也。及西汉之末，刘歆作《七略》，始称研究文学训诂之学为“小学”，于是“学”之名以立，厥后遂有“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等之称。而古之所谓方技、若数、若医，亦皆缀以学名，曰“算学”、“医学”矣。道清儒以考据之学，与宋、明儒者性理之学，分道扬镳，乃有“汉学”、“宋学”之名，然是时犹无“国学”之称也。

道、咸之间，欧风东渐，于是凡由西方迻译而来之学术，概称之曰“西学”；而我国固有之学术，不可无对待之名辞以称之，“中学”之名，于是应运而生焉。光绪中叶，海内学者，虑中国固有学术，因西学之侵入而式微也，群起而保存之，于是遂有“国粹”之名。然中国固有之学术，未必尽为天壤间之精英，则国粹之名，容有不当，于是章太炎特改称之曰“国故”；《国故论衡》一书，即首以“国故”称中国固有之学术者也。“国故”者，盖为中国掌故之简言。“掌故”二宇，始见于《史记》，本谓一国之文献，故章氏遂立此名，然国故乃指所研究之对象。不可指研究此对象之科学。于是称此研究对象之科学者，有“古学”、“中学”、“国故学”、“国学”等歧异之名辞，然“古学”本因“新学”之名而生，含义混淆，本不适用。“中学”之名，以西人称我国之学术斯可；若我国人亦自称其固有学术曰“中学”，实嫌赘废，且与学校之称易混，亦未得当，此四名辞之

中，自以“国故学”、“国学”二名为宜。顾“国故学”之“故”字，限于文献，未能将固有学术包举无遗，微嫌含义窄狭，故不如径称之曰“国学”为较宜。

“国学”之名，始自何人，今已无考，然最早出见于光绪末年，可断言也。当章太炎羁旅日本时，称其研究中国学术机关曰“国学讲习会”，同时刘师培等亦有“国学保存会”设立，国学之名，殆始此欤！

何谓国学？初思之似应声即可以解答，及再三考虑，则解答之困难随之而俱进，五四运动以后，研究国学，整理国故之声浪，弥漫国中，顾谁为立详明适当之定义乎！惟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一文，始有比较精确之定义，今节录于下：

“国学者，中华民族以文字所表达之结晶思想，用合理的、组织的、系统的方式记载其生灭，分析其性质，罗列其表现形式，考察其因果关系者也。简言之，国学者，以我国固有学术为研究之对象，而以科学方法处理之，使成为一种科学者也。”

此定义语句颇长，不易明了，今详解之：

（甲）结晶思想。思想者，谓由经验与思虑所生意识之现象，顷刻之间可生灭至无量数者也。结晶思想者，不问其以个人或群众为出发点，不问其发之于言语，或见之于篇什；不问其为一己之创见，或沿袭旧有之思想；但以其思想而通过个人或群体之生命，作有意识之容纳，且渗透于生活之内部，具有时间及空间性者为准。

（乙）文字表达。结晶思想表达之形式甚多：或以声音发之，则为语言；或以文字达之，则为篇什；或见之于行为，则为习惯、风俗与制度等。此则专以文字表达者为限。

（丙）记载生灭。亘古今而不惑、放四海而皆准之真理，在今日已先后为吾人所否认；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之圣人，亦相继为历史上之僵石，今后吾人唯有以思想为适应时代特别环境而发生，不承认世间有纯粹理想、纯粹理论存在之余地。故国学中所述及之思想，决不凭主观之取舍，为片面之记载；亦不拘于一二人之成说，曰之为万世纲常，唯于适应时代而发生之思想，及因时代变化而衰老之思想，皆一一为之详述。此国学之第一职务也。

（丁）分析性质。观察思想，不当求之于其表而于其质。孟轲排斥杨、墨，求之形，则孟之学说，似必与杨、墨相径庭；考其实，则孟说有为杨、墨所渗透，而与孔子学说相违反者。朱熹诽议佛、道，而其学说则自佛学变化而来者甚多。故治国学者，必类比求其同，较量明其异。此国学之第二职务也。

（戊）罗列表现形式。思想不通过民族性，则其思想必自生自灭；其通过民族性者

，则必影响于生活、制度及组织。中华民族之艺术、风俗及政治组织，迥然与他民族不同，此即思想之表现。国学虽不专为形式表现之记载，而于思想影响所及者，则必为之罗列焉。此国学之第三职务也。

（已）考察因果关系。在某种环境中，乃产生某种思想；某种思想产生，其新环境又随之以造成，此思想与环境之因果关系也。故思想之来，必非空前绝后，无所依据，或以旧有思想为根据而光大之，或取其局部而另辟一蹊径以明之，或取否认态度而反对之；要之，彼此皆息息相关，此思想与思想之因果关系也。胡适谓：“老子亲见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想的影响；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梁启超谓：“墨子少年，也会学儒者之业，受孔子术；既乃以为其礼烦扰，伤生害事，糜财贫民，于是自树一帜。所以墨子创教之动机，真可谓因反抗儒教而起。”皆考察因果关系者也。

（庚）合理的组织的系统的方式。我国先哲之学说，其至理精义，多有可称者；然而如斯汗牛充栋之典籍，欲赖有涯之人生以赴之，终觉力不从心。且各家学说，常于各种典籍，东鳞西爪，散见分载，读者如披沙拣金，用力多而呈功鲜。盖吾国之典籍，罕为有组织之编次，及有系统之记述，其所抱之主张，亦多隐跃于字里行间，未尝以合理的方式明白晓喻之也。如朱熹之哲学思想，卓然有以自异；然其思想，散见于《四书集注》及《语录》中，欲求一可以完全了解其思想之著作，终不可得。戴震，清代学术之中心也，学者亦仅能于其各种著作中，窥见其学术之一斑；清代之经学家崇拜戴氏者虽不乏其人，从未闻有汇集戴氏之事实、思想、著作等而成一书者；直至民国十二年冬间，晨报社于戴氏二百年生日纪念，始有《戴东原》一书之刊行。至若《史通》、《文史通义》、《国故论衡》等书，其立言精警，合乎论理，编次整严，颇有组织，然谓之有系统，则未也。故识者谓我国五千年来，仅有学术之资料，而无独立之学术，非讆言也。国学之使命，即在以合理的、组织的、系统的方式建设一种学术。合理云者，即谓认客观性之存在，不为主观性之附会也。如崔述著《考信录》以经籍中确可依据之资料，次第编录，绝不厕以一己之私见是也。组织云者，以归纳方法求一断案，以演绎方法，合之群义。如王引之《经传释词》、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等是也。系统云者，或以问题为中心，或以时代为先后。或以宗派相连续，于凌乱无序之资料中为之提纲挈领也。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等是也。

（马瀛著《国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