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
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李大钊
人生的目的，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原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名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今属河北）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
少怀救国之志
直隶省（今河北省）乐亭县东南部，濒临蔚蓝色的渤海，距滦河入海口不远处，有—个名叫大黑坨的小村庄。1889年10月29日，随着声声响亮的啼哭，一个男婴出生了。他就是以后声震华夏的著名学者、早期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
李大钊的身世充满了悲壮气息，在他尚未出生之时，父亲便被疾病折磨致死。在他出生一年零四个月后，母亲因承受不住精神压力，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正如他在自述里所说的，还在襁褓之时，就失去了父母，不仅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靠爷爷养大。
爷爷是个读书人，知情达理，为人忠厚。他很早就开始教李大钊识字、读书。李大钊非常聪明，四五岁的时候便能熟读《三字经》、《千字文》等中国传统启蒙书籍。
李大钊6岁时进入私塾，由于他聪慧过人，又十分勤奋好学，所以深受老师的喜爱。在老师的严格教诲下，李大钊学业有了很大进步。
在李大钊16岁的时候，正值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他在这时考进了永平府中学堂。这是一所新式学堂，这意味着他不用再继续攻读“四书”“五经”，不用再去努力成为清朝的举人、进士，时代的变化，使他有机会挣脱旧的教育体制，吸收大量新知识、新文化，这以后的思想解放打下基础。
学校开设了一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新课程，还开设了英语课，这一切像磁石般吸引着刻苦攻读的李大钊。他很少游玩，总是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读书似乎成了他的唯一的乐趣。传统士大夫关注现实、关注社会人生的入世精神深深地影响着青年的李大钊，而新知识的学习，大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宣传新思想的报刊，成为李大钊搜寻的目标，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他更是爱不释手。他和同学一起讨论中国的命运、世界趋势，激烈的争论常常使他陷入沉思。
1907年夏天，李大钊已不能满足于偏远城镇中学堂的学习，他“感于国势的危道，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本着这个信念，他毅然决然中断了在永平府中学的学习，决定赴天津继续深造，报考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这年夏天，李大钊和几个同学冒着烈日酷暑，踏入当时华北最大的商埠天津。开始了津门求学的经历。
在天津的学习生活是艰苦的。这时，祖父李如珍去世，家中财产被姑母和一个本家亲戚瓜分。李大钊的学费都是由夫人赵纫兰“辛苦艰难，典当挪借”而来。因此，李大钊格外珍惜在津求学的机会，每天所有时间几乎都用来读书，极少游玩。
这6年中，李大钊主要学习了英语、日语及法政多门课程。他特别关注这一时期“新学”与“旧学”间的论争，不断地学习“新学”。在打下扎实的文化知识基础后，他开始认真思考世纪转折之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复杂问题，其思想也渐渐地倾向于激烈地反传统，渴求中国能迅速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成立于1906年，学校的气氛十分活跃。在辛亥革命之前，学校里已有同盟会成员进行活动，鼓动学生转变思想，树立“反满”、“共和”的意识。
1910年11月，天津教育界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的呼声日益高涨。为此，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还举行了罢课活动，李大钊也积极投身其中，在活动中他的思想更加倾向于以革命改造清朝统治，变革中国。
李大钊开始密切地关注中国的政治发展走向，关注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正式诞生。作为一个新的民主共和体制，它沿袭了西方政体的精华，然而在充斥传统的政治集权气氛的华夏大地，却显得根基极为不稳。共和体制建立起来了，但各省各自为政，中国社会陷于极度混乱的状态。李大钊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为中国的前途面担忧。
1913年，李大钊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回到家乡。不久，北洋法政学校创办人汤化龙、孙洪伊决定在学校毕业生中挑选李大钊等3人留学深造，经费由学校支付。李大钊经深思熟虑，遂答应东渡求学，继续寻找救国出路。在乐亭待了两月后，李大钊告别妻子再返天津，在海河码头登上了东去的客轮。
1913年冬天，寒风中，一艘驶向日本的轮船正迎着风流奋力前行。24岁的李大钊仁立在甲板上，他身着青布长衫，脚穿圆口布鞋，发型两分，两道浓眉醒目，一副近视眼镜衬托出其文雅的书生形象。此时的李大钊心情格外地不平静，想起苦难的祖国仍处于兵祸与外侮交迫之中，想到惜别的妻子与和儿女，想象着出国求学之路对他又是一个充满困难的征途，不由得百感交集，行前吟出的诗句又浮现在脑海之中：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
船过黄海时，李大钊眺望万顷碧波，想起此地曾是甲午海战场， “但闻怒潮哀咽，海水东流，若有殉国亡灵凄凄埋恨于其间者”。此刻的李大钊眼前，仿佛又浮现出甲午海战中日激战的炮火，追昔抚今，“不胜国家兴亡之慨”!
经过几天颠簸，船终于停靠在了横滨港。李大钊和几位同学登陆后，乘车来到东京。进入日本早稻田政治大学学习。
当时，正是国内“窃国大盗”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的时候。李大钊在日本组织了神州学会，参加留日学生反袁斗争。
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留日的学生群起反对卖国条约，召开留日学生总会会议，公推李大钊为文牍干事，负责起草通电。他用了几昼夜写成激昂慷慨、脍炙人口的《警告全国父老书》通电。此文迅速传遍全国，对当时的反日爱国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播下革命思想的火种
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袁世凯倒下了。但是国内形势依然混乱，各系军阀乘机而起。为了实现自己“再建中华”的伟大抱负，李大钊回到国内，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1918年，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这时的北京大学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16年，北京大学聘请了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校长。蔡元培积极实践自己“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他认为，“夫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于是蔡元培从学制入手进行改革，整顿北大校风，创造自由思考、争鸣的学校气氛，全力聘请具有深厚学术功底的社会名流到校任教，不管其是何主张，只要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给他一席之地。这些改革，使北大有了—种别于政治倾轧的学术宽容精神，使得北京大学思想活跃、学科崭新、新人辈出，也不断地吸引着思想、文化和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北京大学焕发了光彩，成为更全国瞩目的高等学府。
李大钊就是在此时来到了他心仪已久的北京大学。
李大钊长于思考、思维缜密而又工作踏实。到北大图书馆后，他一方面适应自己的工作，一方面不断地走访学生和教师，针对图书馆藏书少、借阅制度不健全的问题，他在任职期间对之实行全面的改革。购进大量的新版书，买入许多各种文版的报刊，鼓励师生和社会上对图书馆捐书，严格借阅和阅览制度，使得图书馆的工作大有长进。
1918年10月，图书馆迁入沙滩红楼新校址后，面貌焕然一新。很快，北大图书馆来看书的人就比以前多出好几倍。许多学生还慕名向李大钊请教，学生中的骨干如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都先后成为李大钊过从甚密的朋友。图书馆也成了一个进步学生知识分子活动的重要场所和宣传新文化的阵地。
这一时期，李大钊还与毛泽东有过一段交往。经杨昌济介绍，1918年秋，毛泽东由湖南到北京，10月到北大图书馆任图书馆的助理员。到1919年3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而后直回湖南家乡开展革命工作。对这段交往，毛泽东非常看重。后来，他曾与美国人斯诺谈起，说正是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手下工作时，思想上受到巨大影响而迅速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期间，一边研究理论、写文章，一边到师生和职工群众中去从事革命活动。
当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李大钊看到了希望，认识到革命的社会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中国革命必须得走十月革命的路线。他在《新青年》、《每周日刊》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
的经济学说》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基本形成。在李大钊的带头下，全国各地很多报刊开始纷纷报道刊登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舆论只是一种方式。李大钊除此外还积极创建革命组织，发展革命力量。例如1918年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大学成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马尔格斯组织等等。还有很多爱国团体、新文化团体和传播新思潮的报刊都请李大钊当顾问或指导。
李大钊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北大的许多活动他都积极参加。他以自己出色的指导，忘我的热情投入于北大图书馆的工作、《新青年》等杂志的编辑与写作及对学生的思想引导中去，成为北大学生和社会青年极为尊敬的思想导师。
无畏的斗士
1919年1月，美、英、法、意、日等国在法国巴黎召开了“和平会议”，意图对“一战”结束的世界进行重新划分，中国也以战胜国的身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然而，会议完全被列强所控制。当中国代表提出接收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及各种特权时，这种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要求竟无法得到大会的讨论，而且大会于4月30日决定由日本承接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大会对中国代表及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接受这种野蛮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无理决定。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立刻掀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抗议浪潮。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各高等学校的代表聚集北大三院礼堂开会。大会决议：4日各学校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通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不准签字；通电各省于7日举行全国性大示威；联合全国各界一致奋起抗争。会上，发言者个个激昂慷慨，台下则义愤填膺，声泪俱下。一名学生愤怒地将自己的中指咬破，割下衣襟，用鲜血写下“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全场为之震动。
5月4日，北京14所大专院校4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会后，学生们高举“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拒绝和约签字”等标语旗帜进行大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号召市民共起抗争。沿途获得市民的欢迎，许多市民还自发地加入游行的行列。游行队伍进入东交民巷被阻，转向了赵家楼。途经时任财政总长曹汝霖的住宅时，激动的群众冲入曹宅。曹汝霖跳窗逃走，而正在曹宅的章宗样则遭到一顿痛打。随后，人们一把火将曹宅点燃。这时警察赶到，将许德珩等32名学生当场逮捕。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由此迅速展开。
李大钊立即组织教职员联合会与学生联合会一起发起营救活动。7日，在全国各界压力之下，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9日，为抗议北京政府对爱国学生的镇压，北大校长蔡元培宣布辞职并赴上海。北大学生得知消息后，立即全体集合，议定致函教育总长傅增湘，要求“万勿允准辞职”。随后，北大教职员会召开会议，作出“如蔡不留即一致总辞职”的决议，举李大钊、马叙伦、马寅初为代表赴教育部面见教育总长，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终使总统徐世昌以政府名义发出挽留蔡元培的指令。
五四运动的热浪由北京扩展到全国后，各地学生运动的代表常到北大了解运动的动态，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就成了交流情况的场所。李大钊常常参与讨论，共同研究进一步深化运动的方法。李大钊还指派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邓中夏等去各大城市进行宣传和联络。
与此同时，李大钊一不停地思索着，他的如椽巨笔也不停地传播着引领向前的新思想。他在《每周评论》等杂志发表文章，他的这些文字闪耀着极为光辉的思想价值，他不仅指出了钳制思想的愚昧与不可能，而且指出了言论自由的必然性和其促进社会进步的关系。这种对于思想专制本质的认识，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
6月3日至4日，北京学生在街头的讲演和游行活动遭到军警镇压，先后有近千人被捕。这导致了从5日开始的全国各地的罢工、罢市、罢课风潮。民众的力量是巨大的，7日北京政府严令释放被捕学生，并于10日撤销了曾参与对日外交的陆宗舆、曹汝霖、章宗祥三人的职务。
6月27日，《巴黎和约》签字前一天。北京各界代表及山东、天津、陕西代表，留日、留欧学生代表举行联合请愿，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上海及其他地区也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斗争。在巴黎，中国工人和学生代表包围参加巴黎和会中国代表住所，使其不能赴会。由于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中国代表终于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至此，五四运动达到了其直接的政治目标。李大训目睹和参与了运动的全过程，深深地为民众中焕发出的巨大力量而骄傲。
五四运动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探求中国前途的先进中国人，他们重新审视民众运动的力量，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李大钊作为一名先进的中国人，在探索中国前途问题上已明显地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问题。这就决定了他致力于“赤旗飞扬”的伟大追求。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随着反帝反封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势头更加强大，北京政府越来越不安，他们加紧了对“过激派”的迫害。《新青年》的主创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后期为学生散发传单时遭到逮捕。经多方营救，1919年底出狱。陈独秀出狱后的几个月，常常与李大钊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时，他的思想明显倾向于由阶级斗争学说取代民主主义。他们还几次谈及组建列宁式的中国共产党的设想。由于北京政府的迫害，陈独秀无法在北京待下去，只好辞去北大文科学长职务，于1920年1月在李大钊护送下赴天津。
为安全起见，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化装成下乡催账的商人，坐骡车出朝阳门，李大钊坐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沿途住店吃饭均由李大钊交涉，以防陈独秀漏出安徽口音。两人在路途上就组建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强大的工农运动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对此两人做了分工：长江以南地区的工作由陈独秀负责；长江以北地区的工作由李大钊负责，重大事情共同协商。与共产国际联系求得帮助的事也由李大钊负责。两人谈得兴致勃勃，忘记了天寒地冻，路途疲劳。这样，北京到天津问100多公里的路，两人竞走了好几天才到。到天津后，李大创立刻为陈独秀买了去上海的船票，陈独秀终于安全脱离追捕。
自此，李大钊与陈独秀天各一方，谋面极少，但两人间的联系却一直未断。他们共同在南北方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潮，筹建中国共产党，开展各地的工人和农民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故而有“南陈北李”的美誉。
为了筹备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必须首先扩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并不断地发掘、培养骨干分子。
初春的阳光温暖和煦，北京大学里飘着浓郁的梅花香气。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初参加该会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黄日葵等19人。成立伊始，他们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到处收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从报刊上摘抄研究文章和报道，组织外文稍好的会员帮助大家学习经典著作的原著。邓中夏等人就是在聆听别人一句一句地译读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直到1921年11月才公开活动。后又扩大到200余人。
在李大钊的组织和引导下，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特殊氛围中，一批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也为建立中国共产党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事实上就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前身，其主要成员以后均成为北京中共党组织最早一批党员。
4月至5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代表维金斯基、马迈耶夫和翻译杨明斋到中国了解情况，并设法推动在中国的建党工作。他们来到北京，通过北京大学俄籍教授鲍立维会见李大钊（张太雷任翻译陪同谈话）。
威金斯基首光访问了李大钊等进步知识分子，举行了几次座谈会。此时，由于苏俄政府关于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第一次宣言刚刚传到中国，中国人从中看出了苏维埃俄国反对侵略外族的坚定立场，感到欢欣鼓舞。所以，威金斯基在北京受到热情欢迎。他在报告会上也几次宣讲了苏联平等对待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外交政策，讲述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状况。李大钊介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传播状况后，又向威金斯基介绍了已避走上海的陈独秀，建议威金斯基到上海面晤陈独秀。他留在北京加快建党的准备活动，以期与陈独秀形成南北响应之势扩大影响。
1920年7月，李大钊被北大聘为教授。此后，李大钊不仅在北大任教，还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授课。他把课堂看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先后开设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现代政治、女权运动史、史学思想史、社会学和图书馆学等课程。在他的学生们眼中，这位授课时声调不高，略带乡音，但风格沉稳的老师，让人觉得既平易近人又学识渊博。
12月2日，由李大钊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社会主
义研究会，“集合信仰或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显然，这又是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此期间，李大钊还与会员们商议，在条件较好的天津、唐山、济南也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正当李大钊等人在北京积极准备建党时，陈独秀已在上海发起建立共产党组织。陈独秀和李大钊经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派张国焘专程去上海和陈独秀具体磋商。9月底，张国焘从上海返京，兴奋地向李大钊介绍了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的详情。陈独秀也不断来信，建议北京方面有所行动，以实现南北呼应的态势。
李大钊深思熟虑后认为，在北京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已成熟。10月下旬，北京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于李大钊办公室，11月底定名为中共北京支部。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劫、李骏等11人。
李大钊还积极帮助外地发展共产党组织。在北方共产主义小组陆续成立之际，长沙、武汉、广州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同样的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趋成熟。
1921年3月，李大钊对建党提出了明确的主张，并公开号召为迅速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政党而斗争。他在《曙光》杂志2卷2号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指出，中国“彻底大改革”的事业，“要靠民众的势力去完成”，而民众要靠团体去组织训练。“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一个赤色国家”，“所以我们现在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
李大钊已经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由共产主义者组成，以中国的彻底大改革为奋斗目标，是有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政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建党思想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客观要求，进一步武装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早在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备建党时，考虑到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一时拿不定主意，他便写信问李大钊。李大钊非常明确地回答说：叫共产党。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僻静的贝勒路树德里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与会的每一个人都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兴奋得畅所欲言，憧憬着未来的美好蓝图。他们深知一个崭新的政党将脱颖而出，它如同一声雷鸣将震撼中国、震撼世界。
由于密探突然闯入，引起大家警觉。于是，大会最后一天移至浙江嘉兴南湖一条游船上进行。大会在代表们压低嗓门的“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那只在水波中轻轻摇曳的画舫，成了中共诞生的摇篮。
李大创由于工作繁忙无法抽身，指派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了会议。但他作为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引导青年走上信仰共产主义道路、筹备建立北方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开拓性人物，不愧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深入到工农中去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地区的全面工作，是北方革命群众所热爱和熟知的领导人。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李大钊坚持以开展工人运动为工作中心，经常深入厂矿、铁路，亲自组织和领导工人开展革命斗争，帮助工人建立工会组织，培训工人运动骨干。
为了启发工人的觉悟，李大钊常常亲自给工人讲课。他的课讲得通俗易懂，寓意又深刻，深受工人们的欢迎。他对工人说：“咱们工人可不矮呀，咱们是能够得着天的人。”他在黑板上写一个“工”字，又在“工”字下面写一个“人”字，生动形象地告诉大家，这“工”“人”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天”字。因此，工人阶级只要团结起来，力量就是巨大的。
李大钊创办了《工人周刊》，这是我国早期重要的工人刊物。《工人周刊》追求内容深刻、语言生动、形式多样，辟有评论、劳动新潮、调查、特载、工人常识、工人之声等栏目，报道各地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遭遇，大力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开展维护工人阶级自身利益的斗争。1922年8月以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由上海迁来北京，《工人周刊》就成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1924年2月，该刊改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机关报。这个在李大钊指导下创办的刊物，对全国工人运动，特别是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李大钊在领导北方工人运动的同时，也积极领导北方的农民运动。他亲自写下《土地与农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重要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他还强调，广大贫农迫切的要求是“耕地农有”。
因此，唤起贫民阶级组织农民协会，是在乡村中做农民运动的第一紧要工作。据直、鲁、晋、热、察五省的不完全统计，到1926年6月已有农民协会50多个，会员达两万多人。4月18日，北方农民运动活跃的河南省正式成立省农民协会，会员人数约27万之众。李大钊在领导中共北方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中倾注了全部精力，显示出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是名副其实的“北方革命运动的领袖”。
为革命斗争到底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５万余人的游行大示威，有力地支持了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1926年３月，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积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号召人们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李大钊的革命活动，遭到北洋军阀的仇视。他们下令通缉革命者，名单上第一个人就是李大钊。
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李大钊领导北方的党、团组织，转入了地下斗争。当时北洋军阀的气焰十分嚣张，奉系、直系勾结在一起，疯狂捕杀革命党人。满街都是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论首从，一律死刑。”他们“说到做到”，《京报》主笔邵飘萍和《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都被杀害。面对这一切，李大钊镇定自若，毫不惊慌。表姑问他为什么不怕反动派，李大钊说：“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人的种子，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这里被破坏了，那里长出来了！”
当时，党组织和其他许多同志都让李大钊暂时离开北京，以避风险。但是李大钊出于对北伐的关注和党工作的考虑，决定继续留下工作，因为这里需要他。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派了300多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包围了苏联使馆。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连同滞留北京地区的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及苏方人员共60余人一同被捕。
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中国共产党及各界人士得知李大钊被捕后，都非常担心，想尽办法营救他。特别是北方铁路工人准备组织一支武装，潜入北京，打到警察厅去营救李大钊和被困同志。狱中的李大钊知道此事，即刻回信进行劝阻。他说这是在冒险，成功几率不大。现在党组织已经蒙受重大损失，应该保存力量，继续努力。他们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北方工人听到劝阻，都为他们领袖的高尚品德感动得落泪。
李大钊在狱中受尽折磨。敌人对李大钊多次进行秘密审讯，让他坐电椅、坐老虎凳，还用竹签往他的指缝里插。最后，又残酷地将他双手的指甲剥去。但这一切都动摇不了一个革命志士忠于信仰的钢铁意志。面对敌人的审讯，他从容不迫，坚贞不屈。在20多天的监狱生活中，他始终没有泄露过任何一点党的机密，没有说过任何一句不利于革命的话。
在李大钊的“供词”《狱中自述》中，为了开脱同案人员，他勇敢地写道：“倘以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在这生死关头，李大钊临危不惧，宁死不屈，舍己为人，舍身救人。他准备用自己一个人的生命，去挽救多数人的生命。这种惊天地泣鬼神、伟大崇高的人格，足以使一切有良心的人感到敬佩。然而丧心病狂的北洋军阀，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于28日将李大钊等20多名革命者绞杀。
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的是李大钊。他从容不迫地走上前去，面带鄙视敌人的笑容。敌人被他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惊得目瞪口呆。李大钊转过身，发表了他最后的演讲，嘲笑那些刽子手说道：“中国共产党万岁！……你们就像是热锅里的游鱼一样，还想昏头昏脑地来演丑戏！……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我们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丧心病狂的敌人，非常惧怕李大钊的临死演讲。为了折磨他，对他绞杀了三次，用时40多分钟。
李大钊牺牲时，还不足38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