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水族英雄——邓恩铭

不朽的水族英雄

——邓恩铭

卅一年华转瞬间，

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唯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慰九泉。

——邓恩铭《诀别》

邓恩铭（1901～1931），字仲尧，贵州荔波人，水族。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1928年12月，邓恩铭在济南被捕，1931年4月5日，被国民党当局残酷地杀害。

正义的种子

1901年，邓恩铭出于贵州省荔波县水堡寨的一户人家里。邓恩铭出生前，家中共有七口人，两亩田，为维持生计，又租种六亩地，才得以糊口。邓恩铭的降生让家中喜忧参半。

生于这个朴实农民家庭的邓恩铭，从小在心中就埋下一颗正义的种子。为补贴家用，奶奶带着恩铭要走很远的山路，到集市上卖水卖饭。这一路上，小恩铭很勤快，帮了奶奶不少忙，奶奶便给他讲水族英雄的故事，邓恩铭听得十分入神，他憧憬着自己长大以后也能成为一名除暴安良的英雄。

贫苦的生活经历，让邓恩铭的父亲尝尽辛酸，他不想让孩子再重复这样的生活。俗话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邓恩铭的父亲心中同样也认这个理儿。于是在邓恩铭4岁时，父亲就请老师给他“启蒙”。几年以后，邓恩铭被送往城里，就读于“荔泉书院”，一所六年制小学。他在校品学兼优，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老师高梓仲对他的评价很高。

1915年，当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时，全国人民愤怒了。邓恩铭在老师的带领下，也积极走上街头向群众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与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发动群众抵制日货。在一次演讲中，邓恩铭激动地说：“抵制日货要全国一致，上下一心，希望那些当官的和财主们首先拿出爱国行动来，在你们的餐桌上、宴席上取消海参、海带（当叫主要是从日本进口）。”这是邓恩铭第—次参加的革命斗争活动，在他少年的心灵里埋下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种子。

世界风云的变化，对好学善思的邓恩铭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他经常思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怎样才能使社会安宁、人民安居乐业呢？他在教科书里找不到答案，老师的回答也不能令他满意。因此，他心里酿成一个心愿——到外地去求学，求真理……

早些时候，因为邓家生活困苦，便把邓恩铭的二叔过继给一户姓黄的人家，改名黄泽沛。昔日的二叔，已变成一个小官员，在山东济南仪阳县工作。邓恩铭的小学快念完了，他想出山谋学，长见识，便诚恳地给二叔写了一封求学信。二叔看侄子求学心切，便应允了。邓恩铭几经辗转，终于抵达山东济南。邓恩铭心知求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常熬夜看书，每看到瞌睡的时候，就会告诫自己“学业不成誓不还”。

一腔爱国情

1918年，邓恩铭考入济南第一中学。家人十分为他高兴，二叔格外疼爱这个天资聪慧、勤奋上进的侄子，不花费400元，为他买下一套《四库全书》，叮嘱他要刻苦攻读，将来能大展才华，光宗耀祖。邓恩铭为了集中精力学好功课和锻炼独立的生活能力，他向二叔请求搬到学校寄宿，专心致志地投入紧张的学习之中。

在第一中学读书期间，邓恩铭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阅读《新青年》《新潮》和《北京大学日刊》等进步读物，青年学生热烈追求真理的情绪深深地感染了他。他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向何处去？成为他苦苦思索、深深疑虑的课题。

就在邓恩铭初步接受新思想，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的时候，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中国的热血青年，愤愤不平地在街上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即使反动派极力压制，不让消息泄露出去，也没有逃过邓恩铭等爱国青年的耳朵。最后，大家相互转告：中华民族要奋起！救国救民，必须学习北京青年！

在五四运动中，济南和全国一样，风起云涌，学潮鼎沸，邓思铭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昂。站在学生运动最前列的邓思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真正发挥了学生领袖的作用。他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动，和济南人民一起发出“我们的领土，如果有一尺—寸的损失，都是我们的奇耻”的呼声；他在山东各界代表召开的以学界为主的国耻纪念大会上登台演讲，号召各界同胞抵制日货，得到社会各界一致响应；他率领学生积极参加罢课，动员商人积极参加罢市，组织学生和各界群众请愿队伍，向山东督军和省长请愿，迫使他们答应向北京政府表达山东各界提出的收回主权、严惩国贼等要求；邓恩铭被选为学生代表，去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参观交流，结识了不少国内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传播者。

活动中邓恩铭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结为挚友。1919年11月21日，五十名青年聚集开会，邓恩铭也在其中，成立了进步社团“励新学会”，邓恩铭被选为学会的领导成员。随后，邓恩铭积极发行《新青年》杂志，出版了《励新》半月刊。大量刊载有关山东教育和妇女解放等问题的文章，刊载宣传社会主义、鼓动进行社会革命的文章，研究宣传新思想，促进新思想、新

文化的交流。邓恩铭经常在《励新》上发表文章，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旧礼教、旧教育，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抨击社会黑暗现实。

作为深受同学们拥护和爱戴的高材生，邓恩铭被选为济南第一中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部长，主编校刊，成为山东颇有影响的学生领袖之一。

革命征程历尽艰辛

1920年，邓恩铭走上了更为广阔的革命之路。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等人前往北京，途经济南时，与邓恩铭、王尽美等人会面，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们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确定“励新学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向。

同年秋，邓恩铭与王尽美组织十几进步青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大家一起阅读、讨论、学习马克思著作。1921年春天，邓恩铭和王尽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半公开的基础上，创建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这也是山东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统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济南共产主义小组选举王尽美、邓恩铭为代表出席会议。他们和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李达、李汉俊、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和包惠僧（陈独秀的代表）等一起，共同商议建党大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邓恩铭是“一大”会议上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也是年纪最轻、学历最浅的代表，因为当时他还是一个刚刚20岁的中学生。但他性格开朗，活泼好问，给与会代表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共“一大”闭幕后，邓恩铭、王尽美回到山东，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山东支部，发展党员10余人。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邓恩铭漂洋过海出席了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这就是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国、朝鲜、日本、蒙古等国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国民党以及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团体的代表都参加了这个大会。令邓恩铭激动的是，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的部分代表，并对中国革命作了精辟的分析，并亲切地勉励中国代表。邓恩铭直接聆听到革命导师的教诲，亲眼看到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革命的胜利，更加激励起他投身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信念和决心。

中共“二大”后，按照党中央会议精神，山东党组织的主要工作是进一步加强工人运动。因此，邓恩铭在淄博煤矿区住了下来。他每天亲自调查矿工的生活情况，发现了矿工的艰难生活，穿的都是破烂之衣，吃的都是残羹剩饭，就连洗澡都是在肮脏的池塘里进行。这里的一幕幕，激起了邓恩铭的怜悯之心，面对工人的遭遇感到非常心痛。因此，邓恩铭觉得，这些工人更需要共产主义，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帮助他们。之后，邓恩铭开始用通俗易懂的小故事为工人讲道理，让大家意识到只有团结，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剥削。很快，在他的带领下，建立了“矿区工会淄博部”和淄博矿区第一个党支部“洪山矿区党支部。”

1922年底，邓恩铭怀着满腔热血，来到青岛建立党组织。他深入工厂、学校，向工人、学生讲解马克思主义，推广《向导》和《新青年》杂志。在邓恩铭的努力之下，他的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思想先进的同志。1923年1月，“中共直属青岛支部”正式成立了，邓恩铭任青岛支部书记。

1924年春，随着中共青岛支部党员队伍的扩大，活动的范围也增大了，之后，改名为中共青岛市委员会，由邓恩铭担任市委书记。

1925年2月8日，邓恩铭成功领导胶济铁路工人罢工。接着又成功领导了青岛日商工人大罢工。因为这次的罢工空前盛大，邓恩铭于同年的5月4日被捕，并于5月11日被驱赶出青岛。

同年8月，邓恩铭担任了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9月，邓恩铭等人领导全省职工运动。11月初，中共山东区委在济南关东筹备纪念苏俄十月革命的活动时，不幸被敌人发现，区委机关遭到了严重破坏，邓恩铭再次被捕入狱。

置生死于度外

邓恩铭入狱后惨遭敌人多次折磨，导致他结核病复发，随即又引发颈淋巴发炎溃烂。但不管敌人如何严刑逼供，他都意志坚定，决不招供。党组织也开展各种营救活动。后来在邓恩铭的堂弟媳的帮助下，才把他担保出狱，接受治疗。

邓恩铭出狱时，已被敌人折磨得体无完肤。当家人和同志们接他出狱时，大家都哭得泣不成声。而邓恩铭则是轻松地活动着手脚说：“这不是很好吗？坐牢算啥！往后还得和那些狗斗一斗！”

邓恩铭一向严格要求自己，工作呕心沥血，生活上勤俭节约。在他担任山东省委、青岛市委书记时，掌管过党组织的许多经费，他从不乱花党的一分钱。邓恩铭的经济状况一直不是很好，他的生活一直很清贫，长期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春秋总是穿—件灰白大褂。到工厂活动时，总是穿粗布裤褂，从外观看完今像是朴实的工人。每月组织发给他的生活费，大多被他用来接济有困难的同志。他远在贵州的家人，一直以为他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和收入，于

是家人给他写信要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只能婉言拒绝。信中说：“……在这样的时代，实无我插身之地，兼之我又不会巴结，所以在外漂泊两年，只能谋个人温饱，无力顾家，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目无家庭也。”从这封信中，能看得出邓恩铭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多么的辛酸，真是力不从心。

好在邓恩铭的家人，并没有责怪他。特别是他的父亲得知后，给邓恩铭回信说：“……儿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不辞辛苦来济南看望自己的儿子，父子见面之后，邓恩铭并没有告诉父亲自己身上肩负着党的革命重担，而向父亲讲述了一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也强调了自己的观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26年6月，病未痊愈的邓恩铭，再次踏上去青岛的路，肩负起市委书记一职，主持市委工作。

第二年4月，邓恩铭来到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山东后，他担任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山东的党组织受到重创，军心混乱。不少人都纷纷退党，只有一些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党员留了下来。

1928年春，邓恩铭担任青岛市委书记。在邓恩铭的领导下，中共青岛市委的组织纪律逐渐健全，党的战斗力也进一步加强。虽任职时间只有几个月，但他的贡献是不可磨没的。

同年12月，邓恩铭回到济南向省委汇报工作之时，因王复元等人叛变，省委遭到严重破坏。邓恩铭第三次被捕入狱。

为真理殉难

邓恩铭等共产党员被关在济南省府前街的伪警察厅拘留所。他们都是党的好同志，不管敌人怎样严刑拷打、逼问，从未喊过一句屈服的话。

狱中的环境是艰苦的，邓恩铭竭尽全力关心着自己的战友们，每当家人把饭菜送来时，他都坚持把饭菜让给更需要的同志。大家都被他的品质深深地感染了，在他的颈淋巴结核又复发溃烂之际，狱中的同志不怕感染，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

入狱后的斗争是复杂的，邓恩铭为改善各位同志在狱中的待遇，想尽办法争取看书阅报的机会。于是，他与同志们团结一心绝食抗议。在进行多次绝食抗议后，终于成功了。邓恩铭和同志们通过看书阅报得知：济南惨案后，日本兵要撤出济南，国民党反动派即将接管。这样一来，他们恐怕只会凶多吉少。于是，他们决定利用双方交接之际，制造混乱，准备越狱。对于这个决定，绝大部分的党员是赞成的。邓恩铭了解直鲁联军的军官能武善战，便对他们进行教育，希望他们一同参与越狱行动。终于，他们决定在1929年4月19日的晚上行动。不幸的是，由于越狱计划被泄露，只有杨一辰一人脱身。

狱中的邓恩铭等人继续反抗着，有了第一次越狱的经验和教训后，邓恩铭随即又开始准备第二次越狱。

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邓恩铭等人没有放弃，而是严谨有序的秘密行动。他们分别按党员的身体状况编整，分为三队；还准备了各个房间到监狱大门的路线图纸；另外还巧妙利用了敌人对政治犯的优待政策——可与家人通信。这样一来，他们不仅增强与外面地下党的联系，还能在牢中继续操作。比如：从探监室里带来小锯条；将厕所的石灰粉装入信封里，带入牢房，以备武器使用。

1930年7月，在了解到敌人要组织“特别军法会审委员会”时，邓恩铭等人决定在7月21日的下午4点越狱，以钟声作为号令。同志们做好精细的准备后，邓恩铭带领第一小队冲了出去。钟声响起了，带着生的希望传遍每间牢房。第二小队和第三小队听到钟声后分别迅速展开行动。只可惜同志们长期被关押，大部分都是体弱多病，再加上对狱中路线不熟，所以只有一部分同志成功越狱，其他同志都被抓回，邓恩铭也在其中。

这次的越狱行动影响严重，气急败坏的敌人展开了疯狂报复。敌人已意识到邓恩铭在狱中的组织能力，他们对被抓回去的邓恩铭严刑拷打，想弄清他的真实身份。结果，令敌人更为恼火——邓恩铭始终死咬着黄伯云的这个假名与敌人抗衡。这样一来，敌人无法裁决。

邓恩铭在狱中的处境牵动着组织和亲属的心，党和邓恩铭的堂弟黄幼云都在外活动，想方设法保邓恩铭出狱。当时，蒋介石正好要制造“特赦政治犯”的舆论。根据对此时情况的分析，出狱的希望还是很大的。正当大家为营救邓恩铭而奔走的时候，谁料，天有不测风云。在一次提审的时候，审判台后坐着的居然是一个叫张苇村的人，他一眼就认出已瘦得皮包骨头的邓恩铭是中共山东省委的负责人。

身份被揭穿的邓恩铭并没有畏惧死亡，他早已抱定牺牲的信念，只是救国救民的道路还很长。此时，他想起远方的亲人，更不舍一同革命的战友。他知道，他的血不会白流，他的战友仍在战斗，更会有无数有志青年汇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击碎重重黑暗，迎来一个崭新的世界！邓恩铭在牢中沉思着，写下一首诗——《诀别》：

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1931年4月5日这一天，被党和人民永铭记着，年仅30岁的邓恩铭在这一天为国家和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