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亲历与回忆

第五章

亲历与回忆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让儿子到吴家枣园村去劳动，就是要让儿子体验农民生活的艰辛，让儿子增加对农民的感情，让儿子在思想深处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

延安，地处黄河中游，这片神奇的土地哺育了中国革命。巍巍宝塔山和滚滚延河水见证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熟。

在当时无数满怀理想和爱国热情的人的心中，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值得自己冲破重重阻力，跋山涉水，历尽千险，投入它的怀抱；在外国友人眼中，延安既充满魅力又神秘莫测……抗日时期的延安究竟如何？让那些当年在延安生活、学习、工作过或是做过短暂停留的人们来告诉你……

黄华：延安生活

黄华，时任延安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中央外事组科长。

建国后，黄华曾先后出任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等重要职务。

1937年8月，组织上调我到中央党校五班学习。校长是李维汉，成仿吾任教务主任，当时常来授课的有中央负责干部教育和宣传的几位同志如邓发、张闻天、博古（秦邦宪）、陆定一等。我们班有学员四十多人，多数是长征过来的干部，也有些是白区来的同志。我们五班的同学有张启龙、陈少敏、李培之等同志。在校时间一般为半年，我们学习的课目是：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和游击战术等等。我们没有课本，只有油印的讲义。中央领导同志常来作报告，深入浅出地讲授中国革命的理论、历史和时事，这种系统的学习对我极其宝贵，使我的革命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有所提高。

记得为了学习军事和游击战术，有时我们进行军训和演习，每个学员都发给一支步枪。这些步枪是各式各样的，给我的那支很长很重，竖起来有160厘米，枪口差6厘米就同我一样高了。我仔细看了看，是19世纪沙俄生产的普辛式，可能是红军在同马鸿逵部队作战时缴获的。不管怎样，我很珍惜它，把它擦得亮亮的。

10月间，还没有从党校毕业，我便被调到中央组织部任干事，在中组部部长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负责与来延安的青年谈话和分配他们到延安各校学习。两个月后，陈云同志要我到西安和武汉从事青年工作。我担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和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后来还担任中央青委委员。

为适应抗战开始后大批热血青年投身抗日斗争的形势，1938年初，我到武汉开始筹备全国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武汉失守后，我党在离西安不远的国民党管辖的泾阳县云阳镇（后搬至安吴堡）创办了青年干部训练班，从全国各地招生，为那些要求去陕北和华北前线抗日的青年进行短期培训。

……

1938年春，有更多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延安，有些华侨学生还来自更远的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尼和缅甸。他们先被安排在云阳青训班接受培训。朱德总司令曾来云阳视察，并同意担任青训班的名誉校务主任。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博古、谢觉哉、彭德怀、贺龙都给予青训班亲切的关怀。学生中绝大部分是男的，也有女青年。这些青年怀抱一腔热血，在北平、上海和许多城市陷落后，逃离战区，来到西安，想参加共产党、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有些人则是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想经西安到陕北去的。

在青训班，生活是艰苦的，教员和学员都吃一样的伙食，发一样的津贴。但师生们不怕艰苦，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理想，能努力学习，团结奋斗。青训班的上万名毕业生有些直接参加了八路军上抗日前线，有些被派到敌人后方的游击区，这是一支有文化有知识的勇猛抗日的生力军。

从1939年初起，国民党经常制造反共摩擦，后来发展成三次反共**。大批特务军警在西安和陕甘宁边区周围，阻拦和捕杀去边区的进步青年，青训班的学员大量减少，这个班于1940年4月结束。此时，我调回延安，任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教务长。

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约有两万多干部和学员。这里政治空气宽松，人们朝气蓬勃，同警特密布、莫谈政治的西安相比，真是迥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延安是抗日干部培训学校集中的地方，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青年艺术学校、自然科学院、边区师范、卫生学校、俄文学校、通讯学校、对敌工作干部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等。经常有学员毕业，调到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去战斗。敌后的干部，也不断调回这里学习。

词和曲都很悲壮，常被人们带着**歌唱：“再会吧，在前线上！民族已到生死关头。中华民族的儿女们，慷慨悲歌上战场，不收复失地誓不还乡。你们先去吧，我们就跟上。再会吧，在前线上！”

延安所有的机关学校过着军队式的生活。青干校的学员每天早上6时随军号声起床，跑步。早饭后工作或学习。午饭后午睡，工作，学习。晚饭后自由活动，工作或学习。晚10时，熄灯号响了，大家休息。

星期天放假。人们或去看朋友，或到新华书店买书。延安的主街才七华里长，1938年秋，这座古城被日本飞机轰炸得瓦砾一片，没有一间完好的房子。边区政府在延安南门外建了新市场，商业活动又开始了。

在延安，人们都穿着制服。冬天发一套棉衣裤和棉鞋帽，夏天发一套单衣，被褥也由公家发给。伙食很简单：小米饭和七八个人共吃的一小盆水煮萝卜，偶然有一两片土豆。学员每人每月发一元边区纸币为津贴，干部多两块钱。当时毛主席等几位首长每月领五块钱边币。一块边币可以买两条肥皂，或一条半牙膏，或两斤肉包子，或十几个鸡蛋。我喜欢买二两豆瓣酱用猪肉丁炒熟，每顿饭吃一小勺，很开胃。

有些女同志吃了小米，长得胖胖的，脸色红润。多数人则很瘦。一次，一个同志无意地碰了我的胯骨说，呀，怎么带着盒子（即驳壳枪）？我说没有啊。原来是我太瘦了，骨架凸显，他误把我的胯骨当成了驳壳枪了。一天，我忽然觉得脚底板凉凉的，走路时感到特不舒服，才发现我的布鞋底磨穿了一大块。用报纸垫上也没有用，只得花两个月的津贴去买了一双新的。

延安的文化生活是挺丰富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合唱团曾演出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其中几首歌脍炙人口，人们连走路时也哼唱。戏剧系演了《白毛女》等新创作的歌剧。延安京剧团常演戏，还创作了现代京剧《三打祝家庄》，人们都很爱看。青年艺术剧院演过《雷雨》、《日出》、《抓壮丁》和苏联话剧《前线》，甚至还演过莫里哀的《悭吝人》。每周六在各个礼堂、俱乐部和空场上举行交谊舞会，中央领导同志有时也来参加。当然乐队是几把胡琴，一把口琴和鼓。王家坪和杨家岭乐队还有洋琴。马灯和油灯是主要照明工具。逢年过节，各单位组织秧歌队、旱船队，到大路上和各单位表演，宣传党的政策，吸引许多干部和老乡来观看。

看电影在延安是稀罕事。苏联塔斯社在延安有一个十几人的联络组，约半年有一架小运输机来延安，往往带来一些电影片，如《夏伯阳》、《列宁在十月》等。为了看电影，全延安的干部学员都到杨家岭山坡下的广场集合，有的甚至要跑三四十里路。大家坐在土地上，等待天黑。发电机发动了，人们立刻非常安静。但往往在开映后几分钟片子就断了。在等待接片的片刻，各学校相互拉唱歌，歌声在延河边回荡，很热闹。片子接好了，大家又聚精会神地看电影。一会儿，片子又断了，再接，再放。电影往往看不到结尾就宣告结束。几个小时过去，兴致未尽，但大家也疲劳了，于是散场，各单位排队摸黑回去。

节选自《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王恩茂：战斗在南泥湾

王恩茂，时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随三五九旅参加了在南泥湾自产自足的大生产运动。

建国后，王恩茂曾先后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等重要职务。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指挥中心，是全国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总后方。全中国、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都热爱它，拥护它，向往它；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却憎恨它，害怕它，千方百计地妄图消灭它。

……

当时边区只有一百四五十万人口，又是土瘠地薄的高原山区。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下，要担负数万名干部、战士以及全国不断奔赴革命圣地的青年学生的吃穿住用，实在成了一个大问题。在一段时间里，我们财政经济极其困难。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鞋子穿，冬天没有被子盖，没有菜吃，没有油吃，甚至吃粮也很困难。

……1939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尖锐地提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又说；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吗？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动手呢？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军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

我们三五九旅是在一九三九年的秋季，奉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命令，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一九四一年三月，我们旅全体指战员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遵奉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在旅长兼政委王震率领下，怀着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生产自给，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夺取胜利的坚强信心，斗志昂扬地开赴新的战场——南泥湾。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黄龙山地区，朱德总司令经过亲自踏勘，选中这里作为我们部队的屯垦基地。这里地区辽阔，土质肥沃，荒无人烟，适于开垦，同时又是边区的前哨阵地，往南就是国民党统治区。我们部队驻扎在这里，担负打仗、生产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对于防止和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犯，保卫和巩固陕甘宁边区，具有重大的意义。

……

三五九旅开到这里的时候，跟前只是一座座荒凉的山坡，几十里内渺无人迹；坡上长满了齐人高的蒿子，荆棘横生；深山是遮天蔽日的树林，野猪野鸡成群，沟底是黑暗阴森的溪流，浸泡着腐烂的枯木和野兽的尸体。到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来开荒种地，真是困难重重。

……

我们这支部队，在党的培育和教导下，具有一往无前，不怕任何困难的英雄气概，它能战胜一切困难，而决不被任何困难所屈服。

没有住的地方，战士们就在树林里露营，用树枝搭起简陋的帐篷，碰上雨天，哗哗往下滴水，把人淋得十分难受。战士们衣单被薄，抵御不住寒冷的侵袭，就起来烧火取暖。可是没有一个人叫苦，从帐篷里传出来的，是一片豪迈的歌声。

吃的很困难。初到南泥湾没有粮吃，要到百里甚至数百里外去运粮，当时交通十分不便，没有汽车，骡马大车也很少，必须干部、战士自己去背，背一趟来回要走三四天。沿途老乡眼见唱着歌大步走在山沟，田野上的背粮队伍，感动地说：“八路军真是我们自己的队伍，要是国民党和军阀部队，赶着老百姓去送粮，还送不过来哩！”

没有菜吃，战士们就到山上、河边去挖野菜，如果打到了野猪、野鸡，就可以打一次丰盛的“牙祭”。人多饭菜少吃不饱，但是大家精神饱满干劲很大。

穿的很困难。每个战士一年只发一套军衣，平时就得缝缝补补，开起荒来，在树林草丛里穿来穿去，衣服磨损得更快。为了节省衣服，战士们夏天不顾烈日曝晒，冬天不顾寒风凛冽，光着膀子开荒，种地，打场。同志们的长裤磨破了改成短裤，短裤磨破了改成裤衩，裤衩再磨碎了，就搓成布条打鞋，或糊成布壳纳鞋底，一块布头也舍不得丢掉。

开荒的工具不够用，边区又缺少铁，战士们从坍塌了的古庙里拾来破钟，从河防地区拣来敌人轰击边区的弹片，盘起炉子，自己动手打造工具。为了节省工具，战士们的镢头磨得不能再用了也不肯丢下。七一八团著名的劳动英雄李位开荒用的一把镢头，原来有五斤多重，最后磨得只剩下马蹄掌那么大一块废铁。

南泥湾的荒山坡上长满了齐人高的老蒿子，秆密根深；还有多年生的灌木狼牙刺和黑葛兰，根粗又多，坚硬如石，撅头刨在上面，发出咚咚的金石声，能把虎口震裂。由于有这样一些拦路虎，加之刚上来缺乏开荒经验，就是最强的劳动力，干上一天，也只能开出四五分地，与计划指标差距很大。然而在能打硬仗的三五九旅战士面前，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大家每天两头不见太阳地苦干，越干劲头越大，越干办法越多。在垦荒战斗中，捷报频传，形成了你追我赶的竞赛热潮。七一八团著名的劳动英雄李位，创造了一天开荒三亩七分六的惊人纪录，边区特等劳动英雄郝树才，又以四亩一分一的纪录超过了他。就这样，沉睡了百年的土地翻了身，大片的荒地变成了良田。

从1941年初开始，三五九旅就取消了各级干部的勤务员，从旅长到排长都战斗在开荒第一线，担负和战士一样的生产自给任务。所不同的是，凡出现困难的地方，干部总是冲在前面。旅长兼政委王震，曾被选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劳动英雄，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有创造性”，表扬他。一位到边区采访的外国记者由衷地赞叹道:“他的双手也像他的部下一样，由于劳动而生满了老茧。”七一八团的英雄团长陈宗尧，带着团司令部的人员，住在荒地，和战士们开荒在一起，学习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一直到开荒任务完成才回营房。各级干部都是以身作则参加劳动，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称赞。

在屯垦南泥湾的过程中，部队模范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侵犯群众任何利益，不给群众带来任何困难，还经常派出干部、战士帮助群众生产，把部队的畜力借给群众使用。部队拥政爱民，群众拥军优属，逢年过节，部队和当地群众一起联欢，军民亲如一家。

部队在困难的时候，节衣缩食，在生产自给有余的时候，仍然勤俭节约，把好日子当困难日子过。旅首长曾向全旅发出号召：“生产要多，消费要省。”1942年以后，部队已经达到了粮菜自给，还是将瓜菜、红薯，山药蛋等掺和在粮食里做“八宝饭”吃，而且每天仍然坚持吃两干一稀。从1941年起，部队基本上没有向上级领过被子。战士们被子里的棉絮，早就滚成了一团团的疙瘩了，可是发下新被子时，战士们谁也不肯要，说：“哪天不打败日本鬼子，哪天就不换被子。”军服的供应改善了，战士们仍保持着垦荒初期的艰苦作风。夏天，他们仍然光着膀子干活，宁肯叫背上被太阳晒掉几层皮，也舍不得穿新军服。天冷了，也只穿上补丁

叠补丁的破旧衣裤。上级发下的新军服，都仔细收藏好，只在过节或检阅时拿出来穿一下。领到新鞋，也放在包袱里，平时就用马兰草和破布条打草鞋穿……

经过三五九旅全体指战员几年的艰苦奋战，南泥湾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1942年7月，朱德总司令到南泥湾视察，兴奋地赋诗称赞：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

南泥湾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个缩影。在南泥湾发生根本变化的同时，陕甘宁边区其他各地和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军民，也都先后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也取得了辉煌成就。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节选自《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回忆录卷）》

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

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兼党校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杨尚昆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等重要职务。改革开放后，杨尚昆担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并于1988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940年11月，我离开北方局，从太行回延安，去参加党的七大。同行的有广东的代表古大存、方方、区梦觉等党在华南很有名的领导人。他们从广东先到苏北，再转山东到太行，路上很辛苦。徐向前同志从山东经太行回延安，也和我们同行。那正是皖南事变的前夕，日军又对华北根据地施行“囚笼政策”，严密封锁，路上很不安全。太行军区派了一个旅送我们过同蒲铁路，晋西北又派了一个旅来接应我们，在这年年底到达延安。

那时，延安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七大。中央原来决定1941年5月1日前召开七大，地点不是在杨家岭，而是在枣园的后沟，在那里修了个礼堂，还挖了些窑洞，准备给代表住。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很紧张，会期就推迟了。我们留在延安，先参加整风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分配我担任了一些工作，先是政策委员会的委员；1942年又参加中央调查研究局党务研究室的工作，研究室主任是副局长任弼时兼的。……北方局书记的名义尽管仍由我挂着，实际工作由彭德怀同志代理。

……

2月19日，我向政治局详细汇报了北方局的工作。

抗战初期，北方局书记是刘少奇，我是副书记，那时是工作大发展时期。党的六中全会后，少奇同志调任华中局书记，我接替他的职务，这时的工作方针是巩固地发展。……

1943年9月，彭德怀同志回延安时，又向毛主席和政治局详细汇报了华北的工作，并将北方局6年的工作总结送给毛主席看。他说：“我们华北党组织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路线，但还存在着严重缺点。”毛主席看后，用毛笔将“基本上”三个字删去，并写了这样的批语：“就华北全党来说，就整个六年来说，应该说，执行了中央路线。”

就在我作汇报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在结论中提出要加强中央秘书处的工作。会议决定我协助王稼祥管理华北、华中委员会的工作，研究这两个地区向中央报送的工作报告，提出意见。因此，我经常列席政治局的会议，整风学习时也编入中央学习组。

整风是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

1941年5月，毛主席向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端。

整风的目的，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分清党内的路线是非，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为七大统一全党认识作准备。

整风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不断地深入。大家先从学习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人手，进一步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讨党的历史经验，重点放在剖析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上。中央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主席和王稼祥任正副组长。那时，我住在杨家岭，和政治局的同志一起学习。平常就是读书，看文件，也开小组会。在这段时间内，我确实读了不少书，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说，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必读的。

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党史，毛主席花了很大力气，编出一本“党书”，就是《六大以来》。全书共280多万字，汇集了从1928年到1941年间党的重要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和文章，共518篇。以前，我们在中山大学期间也读过不少马列的书，也学革命史，但教员引经据典地讲的都是俄国的经验、英国的经验，我在那里四年，就没有在课堂上听说过毛泽东，也没有听说过农民运动，虽然知道中国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但认为农民只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并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到中山大学作过报告，也没有讲毛泽东在井冈山这股革命力量，没有指出它是将来的希望。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山大学里一味责备是那些缺乏“理论”的老干部断送了革命，王明还大肆吹嘘中国革命非我们这些“新知识分子”不成。到这时，我们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思想武器。

全党的普遍整风是1942年2月毛主席在党校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选》时改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后展开的。这以后，延安各机关、学校的干部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发扬民主，检查工作，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这时，高级干部的学习重点转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剖析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做笔记，写心得，准备反省检查。

5月下旬，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委会，领导整风，毛主席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主管常务。中央学习组的48名成员分为9个小组，我和任弼时、李富春、王若飞等6个人为第三小组，组长是任弼时。

……

在反省检查的基础上，我参加了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政治局两次整风扩大会议，这是中央领导层整风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两次会议，许多重要问题在会上经过思想斗争，取得了共识。

第一次九月会议在1941年，主要揭发和批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当时，恩来同志在重庆，少奇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分别在华中和华北前线，没有出席。会上，洛甫和博古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和批评，会议对所谓“国际路线”的错误取得了共识，连王明也不能不表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主席说是路线问题，今天洛甫和博古的讲话，我都同意。”但是，一涉及抗战初期王明在武汉工作中的严重右倾错误，他便以攻为守，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太左”，同斯大林的观点不一致。这自然遭到同志们的批驳。从此，王明便称病不出席会议，大家只好等待他的觉悟。

第二次九月会议，是在1943年召开的。那时提出来反对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宗派，一个是经验宗派。毛主席说：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

随着整风学习的逐步深入，从各根据地又抽调许多干部回来参加。那时，留在根据地坚持的叫“咬牙干部”；回延安的叫“反攻干部”，也就是向日本侵略者大反攻作准备的意思。

所以，参加第二次九月会议的人比第一次要多。这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同志都出席了，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经常列席的还有李富春、彭真、王若飞、陈伯达、胡乔木和我。王明依然称病不参加，对他的批评是背对背的。

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一方面，从大家揭发的事实来看，“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确实十分严重，而王明的态度又令人十分气愤。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

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这个时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这个阻止很重要。如果延安整风中在“抢救运动”以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

对教条宗派，毛主席公正地说：教条主义还是革命的，不过是搬教条就是了。

他们同我们有三点相同的地方：第一，要打倒帝国主义；第二，反对蒋介石；第三，主张分田地给农民。他不提这个，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下不了台呀！其实很多同志那时也不过跟着走就是了。在关键时刻，毛主席这么一说，有利于抑制那股“左”的情绪。

毛主席还说：党内的宗派主义，也可以说没有组织系统，但有共同的思想方法和政治纲领。对教条宗派来说，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它的思想方法，它的政治纲领就体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处理阶级关系等一系列“左”的政策和策略上。我是中山大学后期支部局的委员之一，被列入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整风对我来说确实有很大收获，那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家对我的批评，有些话也很厉害，那没有什么，又没有给处分，治病救人嘛！后来，在党的七大的大会发言中，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郑重的自我批评。

……

回想起来，我觉得：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页：第一是学习马列，研究历史，分清路线，整顿“三风”，特别是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是很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七大可能开不成功，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虽然这中间也有一些偏激的批评，伤害过一些同志，总起来说，积极的方面毕竟是主要的，所以党的七大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第二，在学习过程中出了一个问题，叫审干，把人关起来交代问题，那样做是错误的。

节选自《杨尚昆回忆录》

吴冷西：《解放日报》改版

吴冷西，延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国际版编辑、主编，国际部主任等职。

新中国建立后，吴冷西曾先后出任新华社总编辑、社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广播电视部部长等重要职务，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我是在毛主席第一次作整风报告（1941年5月《改造我们的学习》）之后不久到《解放日报》工作的。1942年初开始的《解放日报》改版，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我党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原来《解放日报》是以国际问题为主，第一版的主要篇幅是国际新闻和国际评论；第二版全部为国际问题；第三版为国内问题；第四版陕甘宁边区新闻和副刊各占一半。毛主席在2月1日和2月8日在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所作两个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只在第三版下方发表一条新闻。我到报社工作后，也感到这样做不太合适，因为我此前在《解放》杂志工作时，每期内容都是以国内问题为主，但我并没有认识到这是办报方针问题。而且我还以苏德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太平洋战争刚刚开始为由，认为这样的编排也有一定道理。

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解放日报》没有充分表现应有的党性，不是“党报”而是“社报”，不代表党中央，没有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很少反映党的活动和中央的决定，不是以我为主，反而大量登载国际新闻，把大部分版面让给外国通讯社，甚至不加改动地全文转载外国通讯社的稿件，成了他们的义务宣传员。

毛主席指出，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是党的最尖锐的武器，对内对外影响很大。要达到整顿党的目的，首先要改造党报。党报要宣传党的政策，要反映群众。党性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党报要有坚强的党性，代表党的利益，无论发表什么消息和文章，都要首先考虑对党是否有利。

……

毛主席对改版抓得很紧，他同博古商量好在4月1日改版，并在改版前夕召集了改进《解放日报》工作的座谈会。延安各方面负责人和名流几十人参加。朱总司令、徐特立、谢觉哉、柯仲平以及党外人士李鼎铭、柳提、肖军等都发言，提出批评和希望。毛主席在会上提议中央和西北局各部门充分利用报纸宣传党的政策，利用报纸来整顿三风，改进工作，要正确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充分反映群众生活和意见。

《解放日报》在4月l日改版当天发表社论，提出了本报改版方针是增强四性，即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并指出这是党报必须具备的四个品质。改版后的版面重新安排固定：一版为重要新闻和评论，内容以国内问题为主，包括抗日战争和抗日根据地建设；二版为陕甘宁边区版；三版为国际版；四版为副刊。这就实现了以我为主的办报方针。其中国际新闻，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批评，从过去照发或稍加删节外国通讯社稿件的错误做法，逐步改变为重新改写为综合报道。

改版后不久，毛主席又决定在《解放日报》上开辟《学习》专刊，推动延安整风运动，每三日一次，调陆定一同志任主编。定一同志其后又出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协助博古同志贯彻中央关于改版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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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9月15日同博古同志谈话，指出报社工作有进步，有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为完全的党报”。要主动同中央各部门和西北局加强联系，吸引他们充分利用报纸推动和改进工作。为此，毛主席亲自替《解放日报》第四版（副刊）拟订征稿办法，并召集征稿座谈会，分配写稿任务。

从这时候起，我开始不仅仅把毛主席看做是最卓越的国际形势评论家，而且通过一系列具体事件，认识到毛主席是新闻工作的行家里手。他对新闻工具的重视和运用，他关于党报的性质、任务的理论及其身体力行的丰富多彩的实践，给我越来越深刻的感受。

《解放日报》从改版开始发表一系列的社论，从《致读者》、《党与党报》、《政治与技术》、《报纸和新的文风》、《新闻必须完全真实》、《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等，都是毛主席指导撰写和修改定稿的。这些文章使我学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我一生从事新闻工作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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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时期，我有两次见到毛主席，并听了他的讲话。一次是1

944年10月，毛主席接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一次是1945年1月间，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后一次在边区政府大礼堂，到会人很多，毛主席讲话主要内容是如何做好经济工作。我因被中央直属机关英模大会选为陕甘宁边区模范工作者参加，印象不深。前一次在清凉山，印象很深。

那是深秋的一个上午，我正在印刷厂看当天报纸的校样。几位工人跑来车间招呼大家，说毛主席来参观咱们工厂了。原来是毛主席在博古同志陪同下来清凉山会见《解放日报》、新华社和印刷厂的全体人员，地点就在清凉山靠延河岸边的半山上的河神庙，这个庙已改成救亡室，亦即经常开会用的俱乐部。我赶到那里的时候，会见刚刚开始，这是我第一次在近距离内见到毛主席，过去只是在很大的会场上远远望见。我看到毛主席这时比过去（1938年春）胖了许多，同在他身旁的博古同志相比，显得格外高大魁伟，后者修长而消瘦。

毛主席操着湖南腔的普通话向大家问好。他不快不慢地对大家说，《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经过整风、改版，有很大进步；工厂生产也很好，印刷了许多书，特别同整风有关的书籍；机关生产也很有成绩，基本上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整风、生产两丰收。毛主席勉励大家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要更上一层楼。

毛主席说，党报和通讯社是党组织各项工作的武器，是反映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武器，党中央对全国各地工作的领导和指示，除一些日常性的指示外，许多大政方针是通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传达到各地和人民群众中去的。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渠道很多，但主要是通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了解。所以你们肩负着重大的任务。你们要努力进一步把党报和通讯社办好。新闻工作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一定要做到全心全意。

毛主席的会见和讲话，给清凉山上的同志们很大鼓舞和激励。我当时感到，总算在近距离看清毛主席了，总算听到他亲口说的对党报和通讯社以至整个新闻工作的指示了，这些指示是如此概括又如此亲切，既是对报社整风以来工作的评价，又是对报社所有同志的嘱咐和期待。我深感真正做到毛主席要求那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很不容易。

节选自吴冷西著《回忆领袖与战友》

艾青：回忆延安诗歌运动

艾青，我国著名现代诗人。1941年赴延安，任《诗刊》主编，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师。

新中国建立后，艾青曾先后任职中国作协理事、中国美协理事、《人民文学》副主编，1979年出任中国作协副主席。

我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到延安的。初到延安时，我的思想认识并不明确。带着许多小资产阶级观念的我在延安只管写文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是被尊重的，后来被选为陕甘守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开会期间写了一首《毛泽东》。

1942年春天，延安文艺界出现了许多文章。4月间，毛主席给了我一封信说：“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此致敬礼！”我去了，他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我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他说：“我说话有人听吗？”我说：“至少我是爱听的。”接着他又谈了一些文艺方针。过了两天，他给我第二封信说：“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在“反面的”三个字上面打了三个圈。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反面的意见，就没有收集，只是把我自己对文艺工作的一些意见写成文章寄给他了。

过了几天，他来信说：“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此致敬礼！”我去了。记得是在一个新搬的窑洞里，中间放了一张桌子，他把我的文章交还给我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我就准备记录，但是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我跑出窑洞去找小石片来垫桌子，不料他跑得比我快，马上拣来小瓦片回来垫上，桌子不再摇晃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不要说他是革命领袖，就连一个连长也不会那么快跑去捡石头。

他还给我的文章，在第一页的上面空白的地方有几个政治局同志传阅的字样。他手上拿了几张纸，上面用铅笔写了一些意见。他谈的主要是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我就根据当时所理解的程度，把文章加以改写，成了《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

接着就是以毛主席和当时的宣传部长凯丰同志的名义召开文艺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约一百人，前后开了好几天，讨论了许多问题。最后由毛主席发表“讲话”。

“讲话”范围很广。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大大地发展与丰富了。提出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提出了文艺与政治、动机与效果、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等等的辩证关系，大家对这些问题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这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

在文艺座谈会以前，有个同志写了一篇《间隔》，受到了批评。有一个老干部说：“我们打天下，找个老婆你们也有意见！”当时丁玲同志编《解放日报》，要我写文章，我就写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为受批评的说几句话，我在文章最后引了李白的两句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座谈会上朱总司令说；“艾青同志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我们的韩荆州是工农兵。”我第一次听到了为工农兵的论点。总司令的话，我一直帮记在心里。

座谈会之后，我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要求到前方去。毛主席回信说：“赞成你到晋西北，但不宜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留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切实研究农村阶级关系，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中国的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此致敬礼！”在信纸的边上加了一句：“待天晴，我再约你面谈。”后来，天也没有晴，我也没有收到他约我面谈的信，我就随一个运盐队到“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去了。

等我从“三边”回来，延安开始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我进党校学习。

在党校学习期间，我写了一些歌颂劳动英雄的诗，受到了表扬；我参加了秧歌队，在总结秧歌队工作时，我写了一篇《秧歌剧的形式》。在一个晚会上，我遇见毛主席，他说：“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你应该写三十篇。”我知道这是对我的鼓励。

接着，我和萧三同志到三五九旅去劳军，认识了王震同志。

1944年年底，陕甘宁边区召开劳模大会。我和贺敬之、杨绍萱等同志，因为执行毛泽东文艺方针参加了大会。

经过了两年的“整风运动”，我到鲁迅文学艺术院工作。日本投降后，“鲁艺”分成三摊子，一摊子留在延安，一摊子到东北，一摊子到华北。我和严辰、贺敬之等五十余人到张家口，“华北文艺工作团”并入“华北联合大学”，成为“文艺学院，我主讲“毛泽东文艺思想”，一直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央美术学院。这简直成了我的“老本”，这“老本”就是从“面向工农兵”到“为人民服务”。当年毛主席给我的信件一直带在身边，到了“**”红卫兵抄家，把信件都抄走了。

现在，事隔几十年，国家和个人都历尽沧桑，变动太大了，许多事情都显得淡漠了，但“讲话”的一些摹本原则却烙印在我的脑子里，不易消失。

节选自《回想延安·1942》

孙毅：回忆七大

孙毅，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1945年4月，孙毅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之一，前往延安，参加中共七大。

建国后，孙毅先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

1955年，孙毅被授予中将军衔。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会前，按照地区选举代表，我被晋察冀边区选为七大正式代表，光荣地出席了这次大会，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光阴似箭，转眼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五十多年前在革命圣地延安出席党的七大的幸福情景，心中就激动不已，那动人的场面还历历在目。我参加七大很光荣，学习了不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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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的前两天，召开了预备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讲话，阐明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全党要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

毛主席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论述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大会经过详尽的讨论，一致通过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当时印发给我们代表，有一大本。他讲的时候是重点地讲，发挥得很深刻。他起码讲了有两个半小时到三小时，发挥了《论联合政府》中的思想，不是照本宣读。最后的闭幕词也讲得比较深刻，用愚公移山这个故事做总结，“愚公移山”，说明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贯彻党的路线，最后总是可以完成任务的。在七大召开的过程中，我们确定了自己的领袖，把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要求贯彻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讲七大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这个路线是很对的、是正确的。

七大充满了民主和团结的气氛。在讨论大会的报告和发言中，许多代表畅所欲言，或者具体地总结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或者对过去党内所犯的错误，深入开展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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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会议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像周恩来、彭德怀等好多人都进行了自我批评，毛主席也有自我批评。所以，整个会议贯彻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这个会开得好。批评、自我批评展开了，大家都自我批评、相互批评。相互批评是不指名的批评。

在小组讨论会上，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畅谈了自己1944年12月奔赴延安之后，一直到参加党的七大，这段时间里自己的收获体会，同志们听了，报以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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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中旬，在延安参加整党学习的聂荣臻司令员来电报，通知我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我和老伴田秀涓加上地方干部共20多人，组成一个小分队，由我带队，离开了晋察冀边区。我们步行一个半月，于12月初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在距延安30里路的地方有所和平医院，我听说刘伯承老校长在那里住院，便决定顺便去看看他。见面后，我同刘校长亲切握手，向他表示问候。“全党都在整顿三风，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赞成你到党校学习。”刘校长问明来意后亲切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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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延安，我首先拜见了聂荣臻司令员，接着又去看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聂司令说：“孙毅，你旅途疲劳，先去军委招待所休息几个月，然后再进中央党校学习。”

住在军委招待所的人，都是团以上干部，有不少老红军战士，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等，共七十多人，组成干休所党支部，总政组织部长胡耀邦指定我担任干休所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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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军委招待所，一有时间就找老同志交谈。一天，一位老红军战士告诉我，他去枣园看望了毛主席，当面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工作和现状。

听了这个消息，我的心里顿时翻腾起来了，萌发了也想去看看毛主席的念头。当晚躺在**怎么也睡不着，回想起1934年6月在粤赣军区第二十二师同毛主席相处10天的日日夜夜，到现在已整整10个年头了。10年之中，我们党我们军队特别是我自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长征和抗击日寇的斗争中，自己遇到过无数困难和坎坷，但坚信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坚信革命能够胜利，总算是挺过来了。我心里有多少话要对毛主席说呀！想到这里，断然决定，第二天上午去看望毛主席。

第二天早饭后，我换上了一套干净的军装，就一个人迫不及待地步行向枣园出发了。隆冬的延安，天气很冷，但我被一种兴奋的情绪鼓舞着，觉不到丝毫寒意。怎么能不兴奋呢，自己渴望已久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我冷静地想一想，心里又不住地怦怦直跳，我见到毛主席汇报点什么呀。10年中，许多战友为革命英勇地牺牲了，许多活着的同志做出了比自己更大的成绩，想到这里，心里又有点抱愧，想着想着，脚步迈不动了，于是又转回来了。坐在宿舍，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向毛主席写信汇报。

1944年12月14日，是宁都暴动13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我想起了带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原红五军团参谋长赵博生和我的另一位老首长、原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董振堂，他们早已为革命英勇地牺牲了。我是个幸存者，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想到这里，激动的心情再也按捺不住，我立即坐在桌前，含着眼泪用毛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从1934年长征前到现在的大体经历和自己目前工作、学习情况，请毛主席批评指示。

信发出之后，我的心平静了许多。我天天盼着毛主席的回信。当我给毛主席去信一个半月之后，1945年2月7日，毛主席给我回信了。当通信员告诉我是毛主席给我来的信时，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我拿着信仔细端详着，信封是用牛皮纸做成的，比普通的信封要大，信的封面上有一个印好的红框框，在红框框正中用毛笔写着五个大字“孙毅同志收”，左下方落款是“于昆仑”。我知道“昆仑”是毛主席住处的代号。

我急忙将信拆开，毛主席那挥洒自如、遒劲有力的笔体，立刻呈现在我的眼前。信是这样写的：

孙毅同志：

你给我的信早已收到了，今日问边章武同志，知你还在杨家湾，迟至今日才复你，甚以为歉！多年辛劳，希望你好好休息一会。五军团有光荣历史，有惨痛经验，现在可以正确地总结一下。待你在延安休养与学习快要完毕时，我希望和你晤谈一次，那时请你通知我。

此致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一九四五年二月七日

收到毛主席的信之后，在我思想上激起了层层涟漪，主席工作那么忙，还惦记着我，惦记着五军团的将士们。更重要的是，在我休养与学习结束前，毛主席要当面听我汇报，到时候向毛主席讲点什么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