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互动——告别革命的全球化时代
结论：互动——告别革命的全球化时代
意识形态分离了我们，而梦想和痛苦使我们走到了一起。（Ideologies separate us, dreams and anguish bring us together.）
——尤金•艾里斯柯（Eugene Ionesco,1909-1994）
你回首看得越远，你向前也会看得越远。(The farther backward you can look, the farther forward you will see.)
——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
多年的革命为中国留下了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为何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可以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给出过许多不同的答案。本文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不安的自由”开始，一步步追述这些西方世界对现代性的反思如何转化为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末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反思。
美国作家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以及爱尔兰出生定居法国的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都是西方现代派代表作，在英文世界中影响巨大；中国在60年代翻译出版的这三部作品的中译至今都被奉为经典，虽然初版为内部发行，每版仅900本，但在70年代的阅读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借助对1949-79翻译和阅读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全面审视，我将地下阅读中悄然萌生并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的种种新的期待和复杂互动视为一个“主体性重建”的过程。并认为这一过程开启了80年代的“新启蒙”、“告别革命”、与中国社会的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
（一）禁书：打开一扇窗
首先，通过本文中的历史资料我们了解到，清末民初约有2504种翻译文学，五四之后（1919年到1949年），约有3894种翻译文学，而1949年到1979年，翻译的各国文学作品有5677种之多。在1949-1979年极端政治化的外部环境中，在出版和流通被严格控制的历史条件下，翻译的数量是空前的，翻译的活跃程度出人意料。
如果佐哈尔的理论正确的话，那么1949-1979年翻译出人意外的活跃，或许暗示我们当时中国文学的发展并非当时官方宣传的那样欣欣向荣，而是处于危机当中。佐哈尔勾勒的三种翻译处于主要地位的社会条件是，要么，一种文学还处于“建立过程中”，要么一种文学处于“外围”或者“弱小”状态，要么一种文学正经历“危机”或“转折点”。翻译出人意料的活跃程度说明了当时的文学未必跟上了革命的步伐。陈思和认为“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主流是在国家意志的笼罩下进行创作的，不能幸免为现在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具体政策作宣传的色彩，从今天的立场来看有许多作品是不值得保留的。”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上山下乡时代的中国青年、甚至早在60年代红卫兵时代的中国青年，已经开始不满于毛时代文学通过调遣词汇来传达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教育的做法。于是，翻译在文革后期的文化转型中承担起更为重要的角色。
这种更为重要的角色是什么呢？通过本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即使50、60年代对传统思想的激烈批判没有将知识分子的保守和精英意识完全打消，但是，对于新中国革命旗帜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来说，这种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相对于革命的教化已然是岌岌可危。以《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待戈多》为代表的翻译过来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为他们对体制化的话语的抗拒提供了契机。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1949-）在《文化的地缘》（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中指出，身份认同和主体性的建立与地缘有很大关系，而地缘却因人口的流动和民族国家的界限的变迁发生着改变。这些改变带来了文化混杂的新的身份认同。在1970年代的中国，文学的跨境流动改变了文化的地缘。
在现代性推演之下的人性扭曲虽然表现不同，但文学使人跨越了地缘界限，生成新的主体性。在本文中，那些当年的读者挑灯夜战的种种回忆和饥饿的阅读经验说明了极端陌生化的西方现代主义话语的魔力。在有关七十年代阅读史的回忆中，进入阅读视野的书显然超越了意识形态教育的樊篱。这些话语像楔子一样蓦然打入僵化的意识形态教育下铁板一块的中国。这些文本与铺天盖地、愈演愈烈的毛式文体的格格不入，正是本论文关注这一课题的初衷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的“自我投射”的地下阅读运动的后果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模式，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个人化。自我反省（self-reflection）是摆脱身份认同危机的关键，因而随着阅读而发生的主体性的反省和认同可能成为了整个中国社会个人化的先声。青年一代藉阅读之机，思考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在农业改革领域，张木生的《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体制问题的探讨》成为新时期农业经济理论先行者。在商品经济领域，四川“马列主义研究会”沙龙的一批年轻人在1972年提出应该“建立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提议“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农民实行包产到户”。在哲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北京的知识青年开始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的问题，李一哲率先喊出“民主与法制”的口号。他们反思与自反成为了新时期思想、文化和社会变革的先声。青年一代也痛苦地发现，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的背后，是“我”向何处去的问题。人生的问题不仅仅意味着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也意味着这种不确定性中，原本牢不可破的身份认同也日渐风雨飘摇。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永不松劲的螺丝钉？是八九点钟的太阳？还是“废物点心”?
这一切说明，翻译造成的“新词语和新意义的出现，不仅会在话语领域引起冲突和波澜，而且会经过种种中介进入社会实践，甚至成为社会变动的思想动力”。文革中后期这种身份认同的虚妄与身份重构的悖论，正对应着历史进程中的“本体论上的安全感” (ontological security)的断裂。个人从集体的身份认同中脱出，在个人价值观、信仰、态度以及行为中越来越少地依赖于集体而越来越多地以个人为导向。这种崇尚个人奋斗，重视自我价值的文化、政治或者历史的变革，是社会个人化的体现。
（二）革命的遗产
其次，将1949-79中国的翻译史和阅读史研究置于这样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以及比较的背景中，不仅有助于更为真切地了解1970年代在中国政治和文化转折中的作用方式和后果。个中的重要性，更在于联系各种理论对中国的革命的遗产进行重新审视，对于今日中国的身份认同而言，是一件十分急迫的工作。自孙中山受到日本的翻译著作的启发，以“革命”二字作为推翻满清政府的口号开始，中国就一直走在现代意义上的种种革命的路上。尤其是毛泽东领导下的**，成为令当下中国人及关注中国发展的知识分子十分纠结却又绕不过去的革命遗产。
对于毛泽东和他领导的革命，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有一些别具慧眼的观察，有利于我们重新开启对近来中国历史中的许多关键问题的批判性思考，包括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新启蒙主义思潮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富于**的批判。作为国际汉学史上的杰出人物，史华慈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先秦思想史的研究方面都有里程碑之作。
作为美国最早研究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Maoist communism）的专家之一，史华慈从共时空间的旁观者的角度展现了毛的思想和毛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在意识形态、政治和历史各个层次的突破。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说，史华慈认为毛泽东思想构成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诠释体系。不同于中国其他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在宣称是马克思列宁正统继承者的同时，毛创造性地发展出以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的革命性策略。反对教条主义的毛是一个务实者，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个供后人学习的理论体系，而非一个僵化的抽象模型。从政治的层面来说，史华慈对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看法建立在全球视野的基础之上。在应用大量了苏联、中国、和日文材料的基础上，史华慈对苏联领导世界共产运动的说法表示质疑。苏联这一令人担心的力量曾深深困扰1950年代的美国。而史华慈指出，至少毛泽东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斗争最终成功取得中国政权不是莫斯科设计和决定的。而通过考察中、苏两国的“政治术语”，例如“新民主”（new democracy）和“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史华慈细致分析了中国为维护意识形态的自治和独立与苏联发生的政治分歧。从历史的层面来说，史华慈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革命实践放在一个中苏对话和冲突的历史框架之内。他批评西方对被自己视为红色威胁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产生的不同的历史背景选择性失明。并引导人们思考由毛泽东开始的中国对共产主义“创造性地应用”（或者说本土化应用？）的历史意义。
本文认为毛中国时期体制化的翻译是维护毛领导的中国革命合法性的战场。史华慈的分析从上述意识形态、政治、历史的角度支持了这一看法。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毛的崛起》一书中，史华慈提出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分解”（decomposition），中国的革命既没有遵循马克思设计的革命蓝图，也没有对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Comintern）的总体规划亦步亦趋。在另一著作《共产主义在中国：变化中的意识形态》中，史华慈进一步指出中国从苏联那里获得意识形态的自治权的努力转化成了一种争夺意识形态权威宝座的尝试。通过建立一套独立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诠释体系，中国的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说明了通往共产主义道路的多样性的可能，也阻止了在共产主义内部形成意识形态霸权的可能。
长期致力于中国革命史研究的美国学者德里克（Arif Dirlik）提出，在近年来有关中国的研究中，出现了“以现代化的话语置换了有关革命的话语”的倾向。这表现在：一来学者们越来越忽视“革命的历史”，并缺少“终极的追问”。另一方面，学者们不再关心革命的问题，只强调“商业的发展”、“上海的城市化”这些内容。他批评热衷研究上海的现代性的许多美国学者实际上“对何为现代性是有点糊涂的”，并且在看待中国的“现代性”的视角上“只关心城市”。有鉴于此，德里克指出很多这些学者的出发点在于他们只了解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言下之意是，这些学者“以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现代性，中国革命也不是真正的现代性”。
德里克认为革命的历史诚然不能用来解释近代中国的一切现象，但是革命范式和现代性范式绝非对立体。德里克从而再次肯定了反思革命遗产的重要性，并确认了“革命”与“现代性”的关联。
1990年代以来，对中国的
革命与现代性的关系的讨论从文学领域逐渐拓展到政治和文化的大讨论。关注这一关系的美国学者和中国学者们论及的关键性的问题包括：中国内部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论辩、对毛时代文学的认识、是否存在多样的现代性等。这些论题大多延续了史华慈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的意义的追问，不过因为角度不同，而呈现出对历史进程的不同的思辨角度。在美国学界，唐小兵在〈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代导言）〉一文中提出延安文艺所代表的大众文艺是“一场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文化运动”。在大陆学界，李杨研究1942至1976年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更为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反现代”的“现代”意义。汪晖则认为毛时代有关革命的社会主义话语与实践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他将其称之为“反现代的现代性”。他进而提出“反现代的现代性理论”“并不仅仅是毛泽东思想的特征，而且也是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
1949-79对西方现代派的翻译和阅读显然也是中国革命的遗产之一。中外学者多年来在中国的革命和发展道路的研究上做了很多伟大而细密的工作，但是对这一时期翻译和阅读史方面未有足够的重视。我想做的乃是提起人们对革命大风云中的翻译、阅读史的关注。因为没有这些来自西方的观念和风格的冲击，中国的政治、文化、文学的“转型”不可能实现。
1949-79中国翻译和阅读西方现代派作品的“转型”意义在于：对这些书的阅读，直接催生了《今天》杂志、朦胧诗歌、星星画展、无名画会、伤痕文学、四月影会等，而它们为中国八十年代的启蒙与理想铺设了某种程度的心理预期。1970年代以降，“社会主义的螺丝钉”的身份认同在被提到无以复加的高度的同时，这种以牺牲小我来完成大我，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价值观也随着知青青年的阅读的拓展开始受到挑战。翻译过来的西方作品，尤其是西方文学中的“个人”的形象使他们逐渐对**产生了怀疑，也对革命提倡的种种集体精神产生了幻灭。大量的回忆录显示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反而有了更多的机会进行大量的阅读，同时进行反思。比如许成刚回忆自己在1975年底读了英文版的《资本论》后，发现“来势汹汹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运动依赖的竟然是文字翻译中的基本误解，或者是有意利用翻译中出现的误解”。而唐晓峰认为，“继续革命让大家忘我、自斗，或者他辱或者自辱，在这种软刀子的折磨下，人们感到自由的、率真的、勇敢的人性具有无尚价值……革命幻象在觉醒的人性面前，越来越暗淡”。
本文因而以1949-79中国翻译和阅读西方现代派作品这一现象为核心展开讨论。西方现代派话语作为文化“他者”，对于彼时的中国，既有陌生的新鲜感，也有陌生的刺痛感，1980年代的“新启蒙”、告别革命和中国社会的个人化等与“主体性”重建相关的讨论由此悄然萌芽。
（三）像一个悖论：全球化时代的“主体性”焦虑
不少学者评论现代中国文学时，都提出现代主体性（subjectivity）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分野的特征之一。谭国根认为要理解这一论断，借鉴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弗洛殊（Stephen Frosh）的“反思”的主体的社会学观点是其关键。自我主体意识并非“固有之客体，也不基于个人行为的连续性，而是不断自我塑造与反思的论述主体”，换言之，现代社会“不安的自由”，恰是现代性中之不稳定“主体性”的表现。随着“传统社会的那种地域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壁垒日益消解”，人的主体性问题被认为“在我们生活的时代（现代社会）显得尤其突出”。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1929-）就曾尖锐地指出，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体自我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的主观构造，它难以在当前的现实社会中找到有效的结构载体，从而实现自我的主体性。
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凸显的“不安的自由”呼唤着翻译和阅读。中国1950年代至70年代的翻译逐步被纳入体制，具有主体间性的译者通过翻译现代性的文本为中国的年轻人带来了一场头脑的风暴。这些为了批判而翻译过来的西方现代派作品是地下阅读运动及其后的阅读和文学中主体性重建的重要来源。
吉登斯在说明结构具有限制性（constrain）和使能性（enable）两种特性的基础上，进而指出，“在商品化的消费过程中，自我并不是完全被动的”。相反的，自我的反思必然会和商品化的过程产生抗争，用自己的方式来应用这些被传递的经验，而非无条件的接受。21世纪初，《等待戈多》进入了通行的人教版高中第五册语文课本，《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中小学推荐课外阅读的好书之一，《在路上》在中国的畅销，则使这本西方现代派小说成为中国年轻人中所谓“小资”、“背包族”以及“驴友”的文化消费的最爱。告别革命之后的一代青年人的精神时尚，经历了一个由“他们”到“我们”的转换。吉林省松原市的一个普通高中学生在读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译本之后写道：“读完这个故事后我深有感触，这个故事何不反映了我们当今的这个社会——物质之风极度盛行，经济虽然发展的很快，但是人们的精神境界却停留在很低的境界。这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上的一个很大的缺失吗？主人公虽然粗话连篇，但是他却拥有一个纯洁无暇的心灵。”
在贬抑社会的同时赞赏个人，这些在毛时代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事。而这与世界潮流呼应。当这些发生的时候，我们见证了中国社会个人化的发生。然而，向西方借鉴中重建的个人主体性在全球化时代是否又隐藏危机？
现代社会的“不安的自由”，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渐渐演变成一种全球性的“不安”。鲍曼（Bauman）在他的专著《个人化社会》中指出，今时今日的不确定性是推动个人化的强劲动力”。但是个人化社会对我们的存在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可能产生的一些后果，而这些后果以负面居多。包括：1）无保障社会。在现今的全球化社会有太多不稳定因素，例如经济危机、同业竞争、供过于求、精简裁员，使得每个人可能突然地顿失根基。而这每一次攻击都向那些暂时幸免于难的人发出这样一个讯息：人人都是潜在多余或者可以替代的，因此人人都可能随时成为受害者。2) 新贫阶级（New Poor）或底层阶层（underclass）的出现与被漠视。在全球化社会中，由于资本不受限于劳力，因此在经济体系中，他们也就成了“最廉价、最可替代、和最好处理的部分”。同时，在这个市场逻辑中，人们又被视为是自由选择的个体，因此这些新贫阶级或底层阶层的问题也被视为是个人的问题。社会大众倾向于认为这些问题是穷人们自己造成的。甚至连穷人自己也这样看待自己，也认同他们的困境的确是自找的。3）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道德的打破。在鲍曼的观察中，全球化使社会结构不再稳定，越来越多来自外地的各式成员组成现在的社会。就算在工作场所中，人与人的关系也因越来越快的工作流动而变得难以建立。就算人们偶然建立起了什么关系，那也是一种破碎的不连续关系。就像“消费者”一样，只要不符合自己当下的欲望与需求，人们就马上中断这些关系。也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死亡才能把我们分开”这样忠诚的爱情和婚姻变得难能可贵，人们不再期待能够有对方长久的陪伴。
以上这些问题都正在走下革命之路、试着构建新秩序的中国上演。在全球化时代的市场化背景下，国家难以提供稳定的职业保障和社会保障，而她的人民需要以个体去面对这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不稳定情境。过去，个人的自由是在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前提下所定义的，如今这个前提被打破了。人们变得缺乏方向或目标，缺乏判断对错的依据和踏实的满足。此外，在全球自由贸易发展的所到之处，过去的国家、民族共同体在提供心理寄托意义上的功能也随之消失。在仅仅为消费欲望而存在的对象中，过去所强调的稳定和和谐无法符合人们内在的种种需求和欲望。这样的需求和欲望，正好又在现代性所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下被不断的刺激。胃口越来越大的人们透过不断的消费满足的只是欲望的瞬间快感，并不能解决存在的焦虑感，也不能带来内心的幸福。自由变得令人不安，就象一个“失败的浪漫故事”（story of a failed romance）。鲍曼认为就现今的情况来看，毫不夸张地说，“全球化”这个词本身代表了在传统国家管辖的协调有序的领域之上正在发生的进程的无序本质。他提议的解决方式是，我们需要个人，但也需要社会。王斑在考察全球化下的文学的时候也提出，“无论全球化是新事物还是老牌资本主义新扩张，这个话语的兴起，加剧了由来已久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在他看来，这一过程付出的伦理代价和其他精神代价令人难以忍受。
现代性显然有其内在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但是是否全球化时代如此负面而且令人悲观呢？贝克（Beck and Beck-Gernsheim）以美国为例，指出有超过75%的美国人皆有帮助他人的意愿，并且除了自我实现、职业工作和个人自由之外，也对公共事务有同样程度的关心。因此贝克（Beck and Beck-Gernsheim）总结道：（此研究）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其实享受自我和对他人的关怀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就这点来看，个人化社会至少对公共领域的威胁并没有鲍曼所说的那么大。个人化社会的结果不一定意味着个人对他者尤其底层阶层的漠视，或者代表对道德的摧毁。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谢冕和张颐武在评价贾平凹和陈忠实为代表的“陕军东征”现象时，认为伴随全球化而来的商品化打破了旧的雅/俗界限。但是因为充分彰显了主体性，贾平凹和陈忠实的小说既是大众的流行读物，也被指认为高雅的艺术创作。文学，或者说文化与“商品化”的冲突并非必然的。
主体性重建不仅仅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政治的、历史的。如同哈维·弗格森（Harvie Ferguson）所说，现代性通过主体性来定义自我。资本主义是中国当下的现代性的精神来源的一个方面。但是中国当下的现代性，我认为还有另外两个精神来源。那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毛时代以来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尤其是本文中革命的遗产。这三个方面彼此间似乎处于矛盾之中，但公平地说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却都起了推动作用。而它们之间充满矛盾的互动，也形成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困惑。那就是，在一个个标签贴着欧洲、美国、日本的产品，却是中国制造的模式背后，中国的个体如何找到自我？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脚步是否为西方市场和读者的品位所牵绊？源自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观念究竟是否能与中国传统的“深层和动态主体性”和革命时代的集体光芒找到契合？在当下，这三方面是否能够形成新的本土文化，成为国家行使道德维护职责的文化基础？
这些问题需要时间的回答。晚清以来直至毛时代的中国多数时间都在追逐并迷恋“现代”的旖旎风光。保守主义者的阵线在现代的拥趸者面前溃不成军。通过本文，我们看到的是西方思想的冲击通过种种看似“巧合”的机缘开启了197
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转型的进程。通过《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待戈多》这三部西方现代派代表作品的个案研究，本书揭示了“开放”的阅读不断吸引人们去了解他者，而人们又通过“限定”的阅读来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在翻译西方话语的背后，是调和（reconcilation）中西方话语的尝试；而在东方“阅读”西方的背后，是“自反性”(reflexivity)的**。从作者、译者到读者的话语传递的政治，在跨文化交流中是有普遍意义的。这个普遍意义在于，作为世界之一分子，每个公民（a politēs）属于一个特定的政治共同体（polis），他/她对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负有忠诚的使命，但是作为世界的一分子又意味着更为开放的道德观念。无论如何，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到，“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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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