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神鞭惹的祸

评《倒春寒》

打倒“四人帮”以前的二十七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何止成千上万,可是反映了中国农村真实面貌的却寥寥无几,很多人都在闭着眼睛或睁着眼睛瞒和骗。左倾路线为害,农民受苦最深。最近两年,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家们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农村,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写出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但是,今天农村的现实情况怎样呢?对这个人人关心的重大问题,我们却很难从文艺作品中看到令人满意的回答。在农业问题上,一些“左”的思想和做法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拨乱反正的任务更为艰巨,而许多作品和农村的现实生活仍然隔着不少的距离。在这种背景下,杨振文同志的短篇小说《倒春寒》(载《湘江文艺》1980年第五、六期合刊),就是难能可贵的了。

《倒春寒》描写了左倾路线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巨大灾难,告诉我们,要永远埋葬这条祸国殃民的路线,彻底清除它在干部群众中的流毒,还要经过严重的斗争。县委副书记吴凤求和公社革委会主任刘子贵的形象是发人深省的。他们“不姓江,不姓王,也不认得那个姓张的,姓姚的”,他们和“四人帮”的阴谋丝毫没有组织上的牵连,可是,他们的思想作风却和“四人帮”并无根本的区别。他们按照自己对形势的估计,有时公开有时隐蔽地坚持着过去推行的极左的东西,抵制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更危险的是,他们还善于接过深入人心的口号,高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自己装扮成一贯正确,同时,把“还是四人帮那一套”的时髦帽子毫不犹豫地掷给对方,而所作所为却依然故我。他们对自己搞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是不服气的,他们寄希望于有朝一日再来一次“反右倾”运动。吴凤求在和洪泰的争论中脱口而出的“我希望五九年的历史不再重演”,这句话画龙点睛地道出了这种人的心声。他们是多么留恋那使他们得以青云直上的五九年啊!他们已按捺不住对中央的一腔怨恨了!小说最后,吴凤求那踌躇满志的兴奋神态,预示着他们要拉“四个坚持”的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斗争将在新的口号下进行。写出这些“左”派人物在今天的表现,唤起善良人们的警觉,从而采取有效的措施,坚决排除四化路上的阻力,正是小说思想内容上的深刻和独到之处,也是它主要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倒春寒》不止愤怒地鞭挞了吴凤求、刘子贵们所代表的社**暗面,更满怀**地歌颂了中国农村强大的光明面,展示了光明战胜黑暗的灿烂前景。这不仅突出表现在小说中的中心人物、刚刚复职的地区农业局局长洪泰身上,而且通过生产队长吴三宝和农民积极分子孔长生的形象生动地显示出来。洪泰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优秀干部。他实事求是,爱护农民,反对浮夸,于是在五九年“反右倾”中遭到残酷打击,被开除撤职。二十年后,他复职了。艰难的岁月染白了他的头发,却没有改变他人民公仆的本色。他怀着旺盛的斗志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坚决不移地执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农民群众衷心地拥护他。吴凤求们却恨不得再一次把他打翻在地。小说的结尾,他“一步一步走在满是泥泞的路上”,“心情无比开朗”,充满着春天到来的喜悦。只要他坚持为人们的利益服务,那么,他面前的道路就仍然是不平坦的,但是时代前进了,他深信历史不会倒退到五九年。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斗争正是为了防止“反右倾”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孔长生和吴三宝是小说中刻划比较细致、个性比较鲜明的人物。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写了他们跟极左路线的斗争。他们用各自独特的方式抵制和反对吴凤求刘子贵们的假社会主义。孔长生嫉恶如仇,宁折不弯,常常赤膊上阵,二十年来吃尽苦头,五十岁还是单身。吴三宝精明干练,利用他独处一隅的地理条件,“阳奉阴违”,自行其是,使全队人平纯收入达到了两百元。他们都不愧为当代的农民英雄。洪泰、吴三宝、孔长生,代表了农村工作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大多数,他们都是平平凡凡的人物,但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小说就是在对这些正反两方面人物及其相互关系的描写中,真实地再现了一九七九年春天中国农村的社会面貌,明确地表现了继续批判极左路线的重大主题。

它以“倒春寒”作标题,用自然界气候的季节转换比喻社会政治气候的变化,形象地概括了我们这个“乍暖还寒时侯”的特点,的确是匠心独运。

然而,我感到很不满足。小说的主题有进一步深化提炼的余地,对极左路线和封建主义的血缘关系,以及批判极左和反封建的一致性,揭示得很不够。我之所以求全责备,是热烈地期望作者继续努力,写出从五七年到现在以致将来的“山乡巨变”,为现在的读者,也为子孙后代,为“五九年的历史不再重演”,提供一部中国农村的现实主义编年史,留下一份真实的卓越的历史记录。这不单是杨振文同志,也是所有致力于农村题材创作的作者们应当为之奋斗的伟大艺术目标。

(载于1981年第一期《湘江文艺》,作者王福湘,文艺评论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