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亲历与回忆
第五章
亲历与回忆
对于长征的亲历者来说，曾经的戎马倥偬、峥嵘岁月已经远去。反“围剿”、穿峡谷、翻雪山、过草地……一幕幕经历却在他们的心中烙下深深的印记。
黄克诚：遵义战役
黄克诚，时任红3军团第10团政委。
过了春节没有几天，中央红军就经川南进至贵州的扎西。中央红军在扎西进行了整编。红一、红三军团均取消师的建制，各缩编为四个团。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部撤销后，保留了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三个团的番号。第五师则缩编为第十三团。缩缩后，红三军团直辖四个团。
当时，湘敌集结重兵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堵截击，并加强了沿长江两岸的防御。鉴于此种情况，中央乃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在川滇黔边实行机动作战。当各路敌军追踪而至并迫近扎西村，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桐梓、遵义地区进攻，于2月18日东渡赤水河，是为“二渡赤水”。这样，敌军主力即被甩在川南。当我军进至桐梓时，黔敌王家烈所部已在娄山关占据制高点，对我军进行堵截。我军遂于2月26日对娄山关发起猛攻。是役以红三军团担任主攻，第十团攻敌左翼，第十二团攻敌正面。我第十团首先突破敌左翼阵地，将守敌压下关去，并尾敌猛追了五六十里。第十二团突破敌正面阵地后，守敌被迫退守关后一线阵地。我军再次发起猛攻，遂将敌击溃，并一直尾敌追至遵义城下。我军旋于2月28 日凌晨再次攻克遵义城。
我自从在苗区木楼上被火烧毁了眼镜之后，就没有眼镜戴了，行军打仗非常困难。尤其是与黔敌王家烈所部作战，常常是要跑很长的路，追击敌人。王家烈的部队本不堪一击，一打就跑，但他们跑路快得很，我们总是追不上。娄山关和遵义城两次战斗，虽然将敌人打败，但我军收获不大，我们自己也受到了不小的伤亡。第十二团政治委员钟赤兵和参谋长孔权，都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了重伤，腿被打断。当时部队中没有麻醉药品，钟赤兵硬是咬紧牙关锯掉了一条腿。……
第二次攻打遵义时，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这是红三军团一个重大损失。邓萍是一位很优秀的共产党员，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他牺牲后，红三军团指战员一直很怀念他。
中央红军再次攻占遵义之后，蒋介石调集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向我军进攻。吴、周所部占据了遵义周围的几座山头，虎视眈眈地要将我中央红军及中央首脑机关消灭在遵义城下。我们第十团奉命向敌人占据的山头发起进攻，一举攻下两座山头。不久敌人又组织兵力反扑，我军被迫退了下来。接着，我们再次发起进攻，又将这两座山头上的敌人赶了下去。敌人仗着人多武器好，不断地组织反扑，敌我双方在山上山下反复攻夺，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第十团当时有二千五百多人，善于打硬仗。面对敌人兵临城下，严重威胁中央首脑机关安全的情况下，指战员们个个都明了自己肩上的重担，战斗中英勇顽强，一往无前。我们趁敌人新的反扑被打退之机，组织部队勇猛追击。团长张宗逊看我没有眼镜，跑山路很困难，就让我带领少量部队守在山头阵地上，他和参谋长钟伟剑率领第十团主力向溃退之敌猛追而去。追了一阵子，敌人发现我军兵力并不很大，便稳住阵脚，重新调整部署，向我追击部队反攻过来。因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攻势又很猛烈，我追击部队顶不住了，吃了很大的亏。张宗逊再次负伤，腿被打残；钟伟剑英勇牺牲。
这时我身边只有两个班的兵力，用一挺重机枪守在山头阵地上。当我发现溃退的敌军突然像潮水般又压过来时，情知不妙，便对身边这两个班的战士们说：“山下就是遵义城，领导机关就在城里，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决不能后退一步！”我们连续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坚持了两个来小时。但敌军仍然轮番向山上冲锋，攻势越来越猛，情况已相当危险！恰在这时，陈赓率干部团赶到，接替了我们据守的山头阵地防务。陈赓说红一军团已包抄了敌军的后路，敌人很快将被打垮。不大一会儿，我就发现敌军的阵脚大乱，原来气势汹汹地向我进攻之敌，此时纷纷溃退。我赶忙从山上下来，去收拢部队。在山底下我见到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我对林彪说：“好险啊！”林彪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当初守卫在山头上就是了，不应该去追击。”我说：“敌人已逼近遵义城，不将敌人赶跑怎么得了！”林彪若无其事地说：“当敌军正在向你们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的部队已向敌军侧后包抄过去，我军已化险为夷；陈赓到了你那里时，敌军的败局已定。”说话之间，果然敌军已全线崩溃。林彪当即派一支部队去追击溃退之敌。我基于前次追击吃亏的教训，建议林彪多派些部队追击。林彪说，全线溃败之敌，已无斗志，我有少量精干部队追歼即可解决问题，无需动用大部队。
就这样，溃敌一直被我军追到乌江边上，大部就歼。这次战斗，我军共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乱了蒋介石的追剿部署。
选自《黄克诚自述》
萧 克：激战云南
萧克，时任红6军团军团长。
我们在南北盘江建立根据地的架势，敌人也看出来了，就布置新的围攻。但敌人长途与我作战，有的被歼，还有死、伤、病、逃，兵员不足，加上北方和江淮一带出来的兵，新到这层峦叠嶂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生活不适，士气不高，行动缓慢，对我们威胁不大。我们就决定经滇中到金沙江。这个突然向面的战略转移，把敌人新的围攻部署又打乱了。
当我们进到昆明北面百余里的普渡河时，滇军6个团赶来堵截。6军团与敌展开激战，双方互相攻击，都攻不动。将近黄昏，我认为当前的敌人不能很快消灭，就令部队撤下来，南行到2军团指挥部，见到贺、任、关，我们立即商量行动方向。我说，敌人主力在普渡河堵我们，昆明只剩4个团，兵力不足，我们进到昆明附近，再向西，就把滇军主力甩到后面了。他们赞同我的意见。
我们立即从普渡河向南，转向昆明附近，摆出一副“攻其所必救”的架势，然后转向昆明以西。在昆明北30里处的羊街，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们到那里时，天已黑了，在一间房子里发现有很多伤兵，开始以为是自己人，就挤在一起住。但后来发现，那些伤兵不是红军，而是在普渡河与我们作战时负伤的国民党兵。我们的医务人员以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为他们治伤，并热情地宣传红军的宗旨和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经过我们的宣传，都表示友好。有些人还说，身体好了，还愿当红军。半天前，我们还是战场上的对手，这时已尽释前嫌了。这件事也说明了红军的政治工作深入人心。
我们从昆明附近转向西面，就把堵截的滇军主力甩到后面了。从此，虽然后有追兵，但行动就主动了。
由于云南敌人对我们有个错误的判断，说红军没有炮，打不了碉堡、城市。在我军接近滇西北的时候，令各县迅速构筑碉堡，修理城垣，把各县重要物资运存于碉堡和城市中，由民团守备。我们分两路前进，先头部队猛冲猛打，攻占禄丰、楚雄、盐兴、姚安、祥云、宾川、鹊庆、丽江等城市和无数碉堡，吃的穿的，无所不有。真是“因粮于敌”，士气旺盛。从盘县向西北前进才二、三十天，就到了金沙江畔的丽江县和石鼓圩等地，并很快地北渡金沙江。
红二、六军团在滇东和昆明地区的大回旋战，是敌我双方的战略较量。我军的战略方针是西去，然后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敌人的战略方针则是千方百计堵截我军。较量的结果，是我军的战略方针的胜利。这一大的军事行动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由盘县向西，横越云南中部，直至昆明北之普渡河，行程近500华里。入滇后，摆脱了蒋介石追堵我军之主力，但到普渡河与滇军堵截部队鏖战不利，我即采取避强击弱、避实击虚的灵活战术，不同敌人主力恋战，自行退却，从战场后面10余里处转向南面，转到昆明城北30里之羊街。
第二阶段是从羊街向西。我主力进到昆明附近，利用云南统治阶级要控制云南省会昆明的心理，在夜间以小部队佯攻昆明，示之以“攻其所必救”之形，令其感到昆明危急。昆明濒危，对云南统治阶级政治上、军事上都会有大的影响，并影响他们的个人利益（昆明附近有些富翁把家属和家私送到昆明保险），滇敌定会以一部主力固守城防。守城的部队就不能机动；野战部队也只能尾随我军，这就有利于我军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图。
第三阶段是攻占禄丰、牟定、大姚、姚安、楚雄、祥云、宾川、鹤庆广大地区，进到金沙江畔之丽江、石鼓圩一带。这阶段行动比较顺利。前面除国民党各县民团防守外，没有大敌堵截，我军声势浩大，势如破竹，愈战愈勇。后面虽有强敌追击，但被我后卫部队和路障迟滞，我们避免了在白色区域与追敌决战，我顺利到达预定的战略位置。这种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利于我制敌而不为敌所制。
红二、六军团分别从丽江和石鼓、巨甸渡过金沙江，蒋介石带着龙云，乘飞机在金沙江南的鹤庆、宾川、丽江一带上空盘旋，无可奈何。云南军队追到江边，也只好望江兴叹。记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李伯钊等率剧团来部队演了一出戏，叫《破草鞋》（一、四方面军会合时黄镇编剧），说敌人追到金沙江边只拣了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就收兵了。这是一出有政治意义的生动的讽刺剧，说敌人一无所得，红军胜利北上了。
选自《萧克回忆录》
徐海东：直罗镇战役
徐海东，时任红25军军长。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消灭红军计划的破产，预示着中国革命新**的到来。为了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大西北，毛主席一到陕北，即首先拟定了一个大的歼灭战计划，这就是直罗镇战役。
陕北的战局当时是这样：陕北红军取得劳山榆林桥胜利后，敌人以五个师组织新的进攻，东边一个师沿洛川、鄜县大道北上；西边四个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陕北部县方面前进。为粉碎敌人的进攻，毛主席决定集中会师陕北的红军，在直罗镇一带，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并指示要我们到那边看看地形，再作具体的布置。
按照主席的指示，这一天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在张村驿以西会合后，前往直罗镇去看地形。
从出发地到直罗镇，约三十余里，一个小时不到，就赶到了。大家下马后，首先登上了直罗镇西南面的一座高山。直罗镇就在脚下。它是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像一条白色的带子铺向镇子的中央，穿镇而过。镇子东头，有座古老的小寨，里面的房屋虽然倒塌，石头砌的寨墙却大部完好；镇的北半面，是一条流速缓慢而平静的小河。我们几十架望远镜举在跟上，从左到右，从东到西，细心地观察着道路、山头、村庄和河流。一个小山包，一棵小树，一条小沟，一家独立房屋，都是指挥员们观察研究的对象。大家都深深了解，在战前观察时疏忽一条小沟，漏掉一个山头，说不定在战斗中会增加想不到的困难。同志们一面观察，一面小声地交谈着：“这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太有利了！”
“敌人进到直罗镇，真如同钻进了口袋。”
边走边观察，边观察边研究，从一个山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结论得出了：把敌人放进直罗镇，再消灭它。为了防止敌人利用镇东头的寨子做固守的据点，大家商讨后，决定把它预先拆掉。部署确定后，当天晚上，红十五军团派出一个营，连夜去拆那个小寨子。这时战斗命令虽然还没有下达，但战士们凭着自己的经验猜测到，将会在这里打仗。战士们深深懂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因此不分昼夜，不顾疲劳，一气把寨墙拆完。有些新解放来的战士，悄悄问老战士：“敌人真的会来吗？”老战士回答说：“会来的，这是毛主席算好了的。”
为了迎接这个大胜利，打好会师第一仗，红十五军团除留一个排在直罗镇警戒外，主力集结在张村驿一带，养精蓄锐，积极地投入了战前准备工作。各级干部层层深入，具体进行战斗组织。十五军团提出口号：“打胜仗庆祝会师！”“以战斗的胜利欢迎毛主席！”“在战斗中向中央红军学习！”
红军情绪高涨，以逸待劳。一切准备就绪后，第三天下午，敌一零九师师长牛元峰带着部队在六架飞机掩护下，果然来到了直罗镇。
晚上，毛主席下达了命令。按照已经确定的部署，中央红军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连夜急行军，在拂晓前包围了直罗镇。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亲临前线指挥。主席的指挥所，设立在距直罗镇不远的一个山坡上，战斗打响之前，主席就特别指示各部队负责同志，一定要打歼灭战。战斗发起后，主席又一再嘱咐说：“要的是歼灭战！”
天刚亮，两路红军像两只铁拳，从直罗镇南北高山上砸了下去。敌人虽有防备，却没想到我军会如此迅速，及至发觉被包围后，直罗镇两边的山岭已被我军占领。南面一响枪，敌人立刻向北撤，北边一响枪，他们又反过来向南扑。一零九师被夹击在两山之中一条川里。山谷中到处是枪声、喊杀声。一零九师是东北军的部队，是红军的老“运输队”了。有不少的士兵和军官曾经做过红军的俘虏，有的还不止交过一次枪，在这个猛攻之下，纷纷瓦解，交枪投降。一些拼命顽抗的，丧身于刀枪之下。
战斗不到两个小时，红军两路会攻，占领了敌人的师部所在地直罗镇。最后牛元峰逃到镇东头的小寨里，指挥着一个多营负隅顽抗，死不投降。
这个小寨虽被我军事先拆毁，但敌人昨天下午到达后又连夜改修，加上地形复杂，易守不易攻。我们派了一支小部队攻了一次，没能打上去。正组织第二次猛攻，通信员报告说：“周副主席来了。”
这时太阳已升起了老高。我们向山上看去，只见周副主席同其他同志从山上走下来。他们都拿着望远镜，边走边向敌人固守的小寨子观察。等走到我们近前时，周副主席和干部们一一握手，详细地询问了第一次攻击的情况。最后周副主席指示：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它。
枪声渐渐地平息下来。两边的山坡上、镇子里，到处堆积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到处聚集着俘虏兵。胜利的喜悦，洋溢在每个红军战士心里。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士，在讲述着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来自鄂豫皖苏区的战士和陕北的战士，都倾吐着渴望会见老大哥的心情。欢乐和友情，笼罩着战场。
选自1975年10月18日《解放军报》
何长工：驻守泸定桥
何长工，任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
安顺场原名紫打地，是现
今石棉县西的一个小场镇，是当年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蒋介石狂妄地预断我们要做石达开第二。哪料到今天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以无坚不可摧，无险不可渡的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十七勇士率先抢渡了天险大渡河，随之我先头部队以高速度沿河两岸进军，出敌不意地抢占泸定桥，开辟了北进的要道。在这里我们接到军委命令，要我红九军团接替红一军团，坚守战略要地泸定桥，担任后卫任务。
我们沿大渡河西岸行进在毛主席亲自率领的左纵队后面的道路上。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沿途是蜿蜒曲折、忽起忽伏的羊肠小道，西倚高入云霄的峭壁，东濒深达数丈惊涛怒吼的大渡河，稍不当心就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随着河水的浪涛，我们心潮起伏澎湃：遵义、赤水河、娄山关、乌江、北盘江、金沙江……历数我们自乌江北岸执行别动队以来的战斗历程，如今我们重新与主力会合后，又担负着后卫中央军委，将要坚守我军的生命线——泸定桥，去迎接新的战斗，怎能不使我们心花怒放，思绪万千呢？
在十七勇士飞夺大渡河的英雄事迹鼓舞下，我们指战员暗下决心，不怕苦不怕饿，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守好泸定桥。我们到达这里时大约是初夏的六月。泸定铁索大桥位于泸定县城西面，这是解放前唯一的桥，是从四川腹地成都通往康藏高原的咽喉。它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在这以前大渡河只有用“皮船”过渡，或用藤索、竹索悬“溜”过去。在我先头部队攻桥之前，守敌已将桥上的木板烧掉，仅有横卧而又摇曳于奔腾咆哮的河身之上的碗口粗的铁链，人行其上，随桥起伏，大有“绳桥惊险”之叹。军委命令我军团要坚守战略要点泸定铁索桥，这确是我军跨越大渡河进退机动的**。
正因为如此，敌人拼命与我们争夺，陆续向该桥增兵，不断地炮击。情况越来越严重，我先头主力在天全河被阻。时值初夏，天全河上游万年雪山，冰消雪化，河水与日俱增，洪水泛滥，冰冷刺骨，难以徒涉。敌人四川军阀杨森部有两个旅严防天全河北岸的天全县城、始阳和飞仙关一线，而我九军团又受日益增加的敌人的严重威胁，中央军薛岳、周浑元、吴奇伟已抵安顺场、汉源一线。他们拥有较现代化的架桥技术和收集渡河船只的便利条件。因此，泸定桥将要受到东西两岸敌人夹击夺桥的危险。面对天险敌情，我们能否完成军委的重托，是对我军团全体人员的又一次考验。
我们主力在天全河南近一周的时间了，坚守泸定桥也已一周了。我们建议军委有限度的破坏桥梁。军委复电说，在破坏桥梁四小时前报军委。“事到万难须放胆”，我们红九军团召开了一次军团党委扩大会议，决定一面有限度的破桥，一面迂回天全。关于破桥，既不能全破，又不能不破，既顾此，又不能失彼。
泸定桥是川康人民的运输线，全破了会给人民带来灾难；但又不能不破，这是军事的需要、斗争的需要。因此，决定有限度的破坏桥梁，将几根铁索链，每两根之间锯掉一根，还剩六根，这样，估计敌人每天只能开进一个营的兵力，加之我军后卫的阻击，敌人“欢送”我们的速度就会大大的缓慢了。
与守桥、破桥的同时，红九军团主力由军团长罗炳辉、参谋长郭天民率队直插天全河上游，因为这里河面宽，水浅，易于徒涉。过河后沿河北岸下天全，于第二夜出其不意的和我们方面军先期到达河南岸的主力，南北夹攻了天全县城守敌杨森匪部杨杰生。接着又猛击天全两个旅的逃敌，直追过始阳镇到飞仙关的铁索桥。我军团决定迂回天全，这是一次大胆的行动，果然奏了奇效。假如我军受天全敌人据险被阻，不能北上，那么势必要回师泸定桥，向西康寻找北进道路。这里崇山峻岭，人迹罕至，大有饿垮、冻垮、以致全军覆没的危险，可见迂回天全之意义。
我率领守桥部队并后方人员于他们占领后的第三日深夜抵达天全。最使我感动的是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及刘伯承参谋长熬着夜，派骑兵前来迎接我们。当我们汇报了这次行动的决心与布置以后，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表扬了我们军团领导及其全体指战员。为犒劳我们，庆祝迂回天全的胜利，还特地给我们下鸡丝面条吃。同时，要参谋接通了飞仙关的电话，我与罗炳辉同志在电话里讲了中央首长对我们的勉励及有关情况。最后刘参谋长和朱总司令鼓励了红九军团，自乌江以北执行别动队任务以来，历尽艰险，光荣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在斗争中越战越强。此次，红九军团又正确、果断地作出了破桥与迂回天全的胜利之举，为红军北上打开了便利条件。当晚刘伯承同志又说，为什么破桥四个钟头以前一定要报军委批准呢？这是在万一天全拿它不下，而雅安、汉源方面敌中央军也相当疲惫需要喘息，现时对我们威胁还不算太大，还有充裕的时间供我们考虑，否则后退之路一破就不好办了。他说，总之你们的行动帮助军委下了决心，我们在北上途中又遇到林伯渠同志，他笑容可掬地把两手伸到我面前说：“长工，你们小老九（指红九军团）还是挺厉害的，打得蛮不错。”
选自《何长工回忆录》
杨得志：翻越夹金山
杨得志，任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来到罕见的大雪山——夹金山下宝兴一带的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完全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寒冷天气。
夹金山海拔四千多公尺，千奇百怪的巍巍峰峦，迤逦伸延，无边无际。山上的积雪终年不化。白皑皑的雪峰，利剑一般，直插云霄，由于海拔高，气压低，空气稀薄，胸口像堵着团团棉絮，呼吸非常困难。这里气候多变，反复无常。明明是太阳当头，万里无云，一阵急风便搅得雪雾弥漫，便人头昏眼花。这样寒冷的气候和神话般的情景，不要说盛夏六月，十冬腊月在南方也是绝对没有的。而不少同志身上只有破旧的单衣，甚至还穿着不过膝盖的短裤，冻得周身发抖。不少同志还有明显的高原反应。战士们说：“天冷我们倒不怕，可这地方怎么连气都喘不过来呀！”当地群众非常真诚地提醒我们：“夹金山是‘仙鸟’也飞不过去的‘神山’。说句不吉利的话，你们这样的穿戴，到山顶上冻也冻死了，怎么过得去哟！”
……
根据大家的意见，我们制定了翻越大雪山的四条措施：一是伤病员提前一小时出发，准备他们掉队；二是由胡发坚同志挑选一些身体较好的同志，组成担架队，在后面负责收容；三是炊事班要先行，下山后立即烧开水，做饭，保证部队一到能吃上饭；四是提倡阶级友爱，开展体力互助。党员和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按照上级的统一要求，翻山前一天傍晚，我们全团到雪山下“村落露营”（即部分同志住房，部分同志露营）。离山越近，天气越冷，战士们身上一点棉絮都没有，冻得睡不着。不少连队班以上干部围成一个圆圈，为战士们挡风御寒。有的干部待战士睡着后，把他们的头、手、脚揽到自己的怀里（睡着前战士们不肯），为他们取暖。战士们则你靠着我，我靠着你，依偎在一起，露宿在冰天野地里。
……
根据雪山地区的气候特点，部队要等太阳出山——九点钟以后才能开始行动。上山下山七十里左右的路程，必须在五六个小时内走完。因为山顶上气温更低，午后气候多变，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六月的太阳挂在万里晴空，但它给人的感觉不再是炙热的火球，仿佛那灼人的热力已被雪山吸尽，使它变得苍白无力。山底下雪不深，道路也较宽，同志们刚开始行进，体力还可以，走起来并不感到特别困难，可是走出一个多小时便不行了。道路没有了，雪地更滑了，气压更低了。面对白茫茫的雪地，深浅莫测，我们只能靠手中的拐棍探索。但有时候拐棍“告诉”我们冰层很厚，人一踏上去冰却破裂甚至塌陷，一旦掉进雪窝里就好长时间也爬不上来，甚至有牺牲生命的危险。
雪山也不是漫地皆白。有的山坡上没有一点雪，乌黑乌黑的。发现这种情况，大家便呼喊着飞奔过去。可哪里知道这里的雪，虽然被风吹光，但到处结着薄冰，滑得很。不要说从这里快速通过，连站也站不住。有的同志刚上路，便重重地摔倒。要是没有别人的帮助，那是很难爬起来的。即使如此，战士们也仍然忘不了开玩笑。他们说：“这冰滑得连雪花都落不住，咱们呀，改道吧！”说也奇怪，偌大一个冰窖似的雪山，气候却出人意料地干燥：风是坚硬的，吹到身上毫不打弯；雪像刺人的玻璃渣子，甩在手上脸上，甚至灌到衣服里边也不溶化。
我们红一团过雪山没有遇上特大的风暴。但正如海上无风三尺浪一样，雪山也不平静。我小时候当长工，下煤矿，修公路，什么苦都受过，体质很好。当红军后，一天行军百十里，紧接着打仗，也都不感到特别累。可是，来到雪山上却不行了。最大的问题是气短。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腿发软，没有劲。看上去前面的路平平的，并不特别陡险，但腿肚子里像灌满了铅水似的，沉重得怎么也抬不起来。手里的拐棍不由自主地老是颤抖。胸口上像压着石块，透不过气来。心跳得特别快，好像一张嘴就会蹦出来似的。那时候部队文化水平低，科学知识少，好些同志不懂得呼吸困难是高原缺氧造成的。有的战士见我行走困难，一边来帮助我，一边气喘吁吁地说：“团长，咱们过雪山的准备工作少了一条：应该多吃些盐。听说吃了盐就有劲，可我们多少日子都没吃上盐了，哪能有劲呢！”我和战士互相搀扶着，边走边笑着说：“好，接受你的意见，下山后每人发一斤盐！”
翻山的时候，团里的几个干部作了分工。黎林政委在前，负责伤病员和炊事班的队伍；我居中照顾部队；胡发坚参谋长带担架队在后面收容。机关干部也都分到了连队。这时，我非常担心黎林同志的身体，几次想追到前面去看看他。可是我和他出发时间虽然只差一个钟头，但在雪山上要赶上这一段路程却很困难。一路上，我很想见到他，可又怕他以掉队者的身份出现在我的面前，心里矛盾得很。
我们翻过山顶，战士们一边往山下滑，一边兴奋地喊：“‘坐汽车’了！‘坐汽车’了！”
这边山底下，先行的炊事员同志已经架起了锅灶。十几个伙食单位先后生起了火，炊烟缭绕，火舌跳动，刹时间，空旷的山野增添了生气。
选自《杨得志回忆录》
胡炳云：腊子口战役
胡炳云，时任红1军第2师红6连连长，在攻占腊子口战斗中负责主攻。
腊子口上响着激烈的枪声。我们六连集结在腊子口附近待命投入战斗。战士们简直忘记了二百里的连续行军和沿途两次战斗所带来的劳累，个个精神抖擞，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投入战斗。
正在这时，团里来了命令，叫连以上干部到团里去开会。
在一个茂密的树林里，团政治委员杨成武同志进行了动员。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左边有杨士司的两万多骑兵，右边有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我们北上抗日的道路只有腊子口这一条。这里过不去，我们就不能很快地与陕北红军会合；就不能尽快地到达抗日前线。”接着他激动地问大家：“乌江、大渡河都没能挡住我们红军前进，雪山、草地我们也走过来了，难道我们能让腊子口给挡住吗？”
“坚决拿下腊子口!”
“刀山火海也挡不住我们！”同志们雷鸣一般地回答。
就在这个动员会上，团首长把主攻腊子口的光荣任务，交给了我们六连，并问了我们一句：“你们有把握吗？”
“有！”我们连的几个干部齐声回答。
“好！团的轻重机枪，再抽出一部分由你们直接指挥！”团首长当场下了命令。
……
腊子口可真称得起险要。从山下看上去，山口子宽约三十多公尺，两边是悬崖陡壁，周围全是群山峻岭，无路可通。山口下面的两座山峰之间，是一条流速很急、深不见底的石沙河。河上横架一座木桥，把两山连接在一起。要通过腊子口势必通过此桥，再无别路。甘肃军阀鲁大昌在木桥和山口处布置了两个整营的兵力，并在桥上筑有坚固的碉堡，桥西是纵深阵地，桥东山陂上也筑满了三角形封锁碉堡。除此而外，在腊子口后面，还设有他们的仓库，囤积着大批粮弹，在岷州城内驻扎着随时都可以增援腊子口的主力。但这一切并没有吓倒红军战士，战士们说：“腊子口就是刀山，我们也要打上去；鲁大昌就是铁铸的，我们也要把他砸成粉末。”
夜幕笼罩了山谷，战斗开始了。我们的全部机枪轮番扫射，子弹像喷泉似的喷泻在敌人的阵地上，一排长带着三十多个勇士，在密集火力掩护下，秘密运动到桥边隐蔽起来，待命冲锋。狡猾的敌人，在我们射击的时候，隐蔽在工事内不还手，但等我们火力一停，战士们开始向桥头冲击时，他们就集中手榴弹，向我们猛烈反击。我方地形不利，兵力无法展开，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而且伤亡了十多个人。
“打！不让兔崽子抬头！”年轻果敢的一排长，见冲不上去，便命令机枪手狠命地射击。机枪喷射出的火舌映红了半个天，枪声激起的回音像暴雷似的一片轰响，子弹打得敌人阵地上的岩石直冒火星。但是仍压不倒敌人的火力。敌人的手榴弹不停地在我突击道路上爆炸，进展十分困难。毛主席和军团首长一次又一次派人来前面了解情况，问突击班现在在什么位置？有什么困难？要不要增援？……这时传来一个好消息：一、二连已从腊子口的右侧，攀登陡峭的崖壁，摸到敌人背后去了。这一消息，给我们增添了勇气。参加敢死队的人，齐声宣誓：“为英勇牺牲的同志报仇，不打开腊子口决不回头。”
每个敢死队员，都配有短枪一支，子弹百余发，身挂手榴弹，背插大刀。突击时分两路：一路顺河岸的崖壁前进，准备摸到桥肚底下，攀着桥柱运动到彼岸；另一路两个组，先运动到桥边，等第一组打响，两面夹击，消灭桥上的敌人，夺取木桥。
……
敢死队员们攀着崖壁上横生的小树，一脚实一脚虚，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动。浪花溅湿了他们的裤子，汗水又浸透了他们的上衣；崖壁上带刺的野草扎破了他们的手和脸。……
我听见枪声，立即带领一排的十个同志，趁敌人只顾朝桥下射击的机会，冲到桥边。先向敌人摔过去一排手榴弹，接着冲进了敌人筑在桥头上的立射工事。敌人根本没提防这一手，慌了手脚，乱作一团。
我们杀向桥头。桥下的同志也从岩石下铺了出来，他们不顾桥上敌人的射击，翻上桥面，拔出大刀，喊着冲杀声跟敌人肉搏起来。桥窄人多，我们的大刀在短兵相接中，大大发挥了作用。一排长抡起大刀，如同武术家练武一般在敌群中挥舞。突然，他被一颗流弹击中了。他踉跄了一下，又站定脚跟，大声呼叫：“同志们冲呀！敌人已经支持不住了！”一排长的
负伤，大大激怒了我们，十几把大刀，见着敌人就劈。不一会工夫，敌人就支持不住了。
正当我们拼杀得非常激烈的时候，突然从敌人后由面上升起了一颗白色信号弹。这是一、二连迂回成功的信号。接着，又有三颗红色信号弹从我们的背后升起来。这是发起总攻的信号。四颗信号弹还没有熄灭，冲锋号、轻重机枪、迫击炮和呐喊声，从四面八方一齐响了起来。正在与敌人拼杀的勇士们，立刻勇气倍增，大刀挥舞得更欢。被我们杀得懵头转向的敌人听到阵地后面也打起来，周围的枪炮又连天响，以为被红军四面包围，摔下枪支就仓皇逃命了。
这时天已拂晓，我们的敢死队员，又紧紧追杀溃逃的敌人。敌人如同丧家之犬，一群群没命地向后跑。暂时还没有遭到致命打击的敌人，见成群的败兵乱窜，也不敢射击了。沿路丢的枪械子弹不计其数。我们的战士越追越有劲，疲劳、饥饿早已丢在一边。有的追着追着，嫌自己身上背的手榴弹太重，就干脆搁在一边，手擎大刀往前追赶。我们一口气直追杀到敌人的营房、仓库，占领了腊子口的纵深阵地。
不一会，一、二连也从山上绕道过来。他们面带胜利的欢笑，大声地对我们说：“同志们，天险的腊子口被我们砸开了！”
选自《回顾长征》
陈昌奉：翻山越岭草地行
陈昌奉，时任毛泽东的勤务员、警卫员。
渡过大渡河之后，我们差不多一直行进在群山之中。六月间，来到最罕见的大雪山——夹金山下。太阳还没有落，可是它的热力在这座白茫茫的冰山面前，已经失去了作用——我们都冻得发抖。
我们在山下住了一天，主席吩咐我们准备一些生姜、辣椒之类刺激生暖的东西，为的是上山好和严寒作战。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开始爬山了。夹金山，像一把锐利的长剑，直插万里高空，在阳光的照耀下，光芒四射。
刚开始，雪没有多深，还算好走。过去二十几分钟就不行了，雪越来越深，一步不小心就掉在深窝里，半天爬不出来。要是找雪浅的地方走，脚下又发滑，走两步就要退三步。主席走在我们前面，吃力地向前弯曲着他那高大的身躯，有时连退好几步，我们赶忙跑上去搀扶，可我们脚下往往滑得站不住，倒是主席用他的一双大手把我们拉住。主席没有穿棉衣，走了一会，他那灰色夹裤，早已被深雪湿透了；那双黑色布鞋也已湿透并冻得发亮。他实在太累了。
……越往上走越困难。记得在山下时，老百姓对我们说：“到了山顶，不能说话，也不能发笑，要不，山神就会把你掐死。”我们当然不迷信，但想想老百姓说的话是有道理，这当儿，我只觉得胸口像压了两盘石磨，透不过气来，心怦怦跳得很快，不用说笑，就是连张嘴也很困难。仿佛一张嘴，心就会从里边跳出来一样。再看主席，他仍旧健步地迎着风雪往前走去。……早上从卓克基出发还是晴空万里，走了没有二十里地，天气就变了。乌黑的浓云布满天空，牛毛细雨纷纷地撒下来了。
这一带全是山区，连一条蚯蚓小道都不容易找到。我们只好在崎岖不平的山间行进——忽而是岩石如刀的夹壁，使人看到不敢下脚；忽而又是枯枝落叶地区，有的地方树叶竟有二、三尺厚，踏上去就和棉花一样，一不小心就会摔倒。
不大一会工夫，雷声紧跟着闪电“轰隆”“轰隆”地响开了，毛毛雨顿时一变如注，夹着枯烂的树枝像雪山上的冰雹一样，向我们袭击过来。顷刻间，主席和我们的衣服都湿了。
天不过四点多钟就黑了下来，雨越下越大，我们处在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荒山野林中。天黑得奇怪，像是有人用厚厚的黑布在我们头上一层层地盖着。多么需要亮光呀！但是没有。主席的小马灯早就没有煤油了。看着主席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夜里，步履那么艰难劳累，心里像着了火似的焦急和不安。他每到一宿营地，当别人伸开四肢尽情地休息的时候，便忙于一系列的会议、电报、拟稿……他是多么辛苦呵！……在毛儿盖住了大约有一个月的样子，一九三五年的八月中旬，我们从这里出发，向那块自古以来无人经过的大草地进军了。离开毛儿盖四十多里地，碰上了一片有二十多里长的一望无边的大森林。林中的树木都十分高大，有的竟有两抱多粗。
……
天黑了。森林里燃起一堆堆篝火。住在这古老森林里的飞禽走兽，恐怕从来没有见过火光，都被惊得乱飞，怪叫起来。这时候，同志们有的围着火堆，有的靠着大树都呼呼地睡熟了。
……
我们又开始前进了，古老的森林落在我们的后面。回头望去，我们夜间燃着的火堆，火光还隐隐可见。
踏上草地，举目四望，不见一棵树木，茫茫一片荒凉，没有人烟，没有生气。偶尔发现一、两处小丘，就和陆地上的刺猬一样。那腐烂了的永远浸在污水中的野草，无边无际，踏在上面，发出使人厌倦的“噗唧”、“噗唧”的响声；一不留神，就会双脚深陷，甚至埋进这无底的泥潭中，在这种时候，要是没有同志们的帮助，想拔出腿来势比登天还难。有好几次，我们陷在泥里，主席用他那巨大的手臂把我们拉了出来。
这里的气候相当寒冷，并且变化无常，一会儿落雨，一会儿下雪，有时还降下很大的冰雹。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主席走在我们前面，每走几步就停下来，回头关切地呼唤着我们的名字，直到我们答应了，才转过头去。有时，他见我们困乏了，就给我们讲故事、说笑话，往往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这样一来，同志们所有的疲劳都被赶走了。
虽然困难重重，但却听不到一声叹息，一句怨言，有的只是坚强的毅力和无比的信心。有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永远都是乐观的！
选自《跟随毛主席长征》
康克清：征服雪山
康克清，朱德的妻子，时任直属队指导员。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红军总部跟随先头部队从宝兴县出发，来到夹金山下。这是个有二百户人家的大村庄。夹金山海拔四千多公尺，上面终年积雪。山上白云缭绕，有时露出山顶，像个披着白色斗篷的巨人。这边山脚下却是树木葱茏，片片翠绿。雄踞在四周翠绿和灰色岩石上的雪山，并不叫人觉得可怕。
大家知道翻过夹金山，就可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都非常高兴，急着赶快翻过山去，却不知雪山的厉害。这时，总部根据先头部队第一天爬雪山的经验，要求做好充分准备，并严格规定人人应当遵守的事项：脚要用布包好，穿上草鞋，鞋带要系得不紧不松；上山不准猛跑，要稳住劲一步一步上去；非十分必要，不准大声说话、喊叫，以减少体力消耗；不准因为疲劳在山顶坐下休息，要争取在上午十二点以前翻过山去，因为午后山上常有暴风雪。我按规定给总部人员作了动员布置，又作了一番检查。
第二天，提前吃早饭，部队就出发了。从山脚往上走，一个多钟头里好像经历从夏到冬的季节变化。越往上走，树木越少，后来只见一块块草皮，最后完全是岩石和积雪了。一眼望去，除了黑青色的山石，就是一片白雪，炫目刺眼，使人不敢久看，常常要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才觉得舒服一点。
不知什么缘故，到硗碛村我就感到有点气短。问别人，也有同样的感觉。医生说，这叫高山反应，爬山时要特别当心。早晨，我一点饭也吃不下，在别人劝说下，勉强吃下半碗饭。开始爬山时，只觉得浑身无力，头晕。这时，李伯钊走到我身旁，见我的样子说：“你高山反应这么重，为什么不骑马？不然，你就过不去夹金山。”
有规定，为防冻坏腿脚，爬山时，所有的人一律不准骑马。
她帮我背起粮袋，准备扶着我走。事先已经有人给我找了一根拐棍，我不肯让她扶，自己拄着拐棍走，她还是寸步不离我的左右。遇见陡坡的地方，她就过来扶一把，防我跌倒。有她在身旁，我觉得心里踏实不少。但是越往上走，越感到气短，有点憋得喘不过气来。到了有雪的地方，两条腿再也抬不起来，浑身软绵绵的，只想坐下来歇歇再走。李伯钊死命拽我往前走，说：“千万不能坐下，一坐下就起不来了。”
果然，走到前面，看到两个人，身上盖上一层雪。我有点奇怪，过去推一推，竟是两个早已冻僵的红军战士。我惊出一身冷汗。他们大概是昨天过山，在这里一休息，再没有起来。
我俩默默地再没有说话，面前是一场艰巨的考验。我咬紧牙关，在她的帮助下重新迈开了步子。但是走了不大工夫，在急促的喘息下，渐渐又感到难以支持了。李伯钊因为帮助我，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想自己过不了夹金山，可不能把她也连累了。就站住脚，叫她别再管我，可她哪里肯听。我这时累得连眼皮都难以睁开了。
“指导员！你怎么啦？”
耳旁一声轻轻的呼唤，把我惊醒，原来是老总的马夫。他正赶着老总那头驮东西的骡子走到我的身边，看见我这副模样，把骡子赶到我面前说：“指导员！你拽住骡子尾巴，要拽紧，千万不能撒手，这样跟着就行啦！”
我听了他的话，心头一亮，抬头看准了，猛使劲一把拽住骡子的尾巴，又在手臂上绕了一圈，然后指指李伯钊，想叫她也来。李伯钊闪到一边，摆摆手，意思是只要我有了办法，她能自己翻过山去。
骡子力气大，它一走，我不用费劲，就跟着走了。这骡子十分老实，仿佛知道我在后面，总是一步一步，不快不慢，稳扎稳打地前进；遇到沟坎陡坡或向下走时，总要停一下好像使我有所准备。
走了大约半个小时，我又觉得不行了。不但气喘乏力，更感到两手被骡子尾巴缠得发酸发麻发疼，几次想松开歇一歇。可是我必须经住这个考验。我咬紧牙关，眼前除了骡子尾巴，它那圆而肥大的屁股，骡子背上的被囊，和骡子头上的两只耳朵，全是一片白雪，脑子里仿佛什么全都消失了。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眼前出现湛蓝的天空，阳光刺眼，冷风扑面吹来。
“啊！我们终于到山顶了！”李伯钊沙哑着喊了一句，我顿时感到一阵轻松，艰难地前行几步。来到顶峰的另一边，朝下一看，脚下雪山一片，远处是碧绿葱茏的世界。这时，我看见许多人坐下来，顺着前面的人滑出的许多条雪道往下滑。马夫对我说，从这里下山再不用拽骡子尾巴了，他要带骡子走另外一条路。我的两只手已不听使唤，张不开了，揉搓一会，才渐渐恢复了知觉。山顶风大，不能停留，我们立即坐下，顺着别人滑出的雪道，向下滑去。耳边风声呼呼，巨石积雪飞掠而过，身不由己地向下降落，心里一片茫然，不知要落到什么地方。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
我们很快滑到了雪线的边上，从这里站起来往下走，已不用再费多大力气。回头看看那些雪道上，许许多多小黑点正在向下滑；另一边不远的地方，马夫正牵着骡子和运输队一起，沿着一条陡峭的山路一步一步向下走。
刘 英：雪山草地留倩影
刘英，时任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中央队秘书长。
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已经把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大军甩掉了。军事方面进展比较顺利。刘伯承同彝族头领歃血为盟，部队安然过了彝族区。以后又飞夺泸定桥，红军从泸定桥和安顺场渡口渡过大渡河，蒋介石想让红军当第二个石达开的迷梦破灭了。
过大雪山，是红军从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中跳出来以后碰到的自然界的第一个大障碍。上山之前，就交代大家，山上空气稀薄，一定要快走。上山沿路，还有宣传队唱快板：“……裹脚要用布和棕，不紧不松好好包，到了山顶莫停留，坚持一下就胜利了。”人到困难临头都会想办法的。我发明了拽着骡子尾巴上山的办法，省力许多。不少女同志也是这么办的，蔡畅、刘群先都是拽着马尾巴上的山。
过雪山出问题主要是在山顶上。山顶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有的人就挺不住，憋死了。蔡大姐的一个小卫生员殷桃，就在山顶上牺牲了。我们看着她脸色惨白，嘴唇乌紫，呼吸憋不过来，想要救她，但一点办法也没有。
下山容易得多，胆子大的干脆坐下来，像滑滑梯一样滑下去。下了山，大家又似乎忘记了疲劳和危险，交流起经验来。人在困难中，觉得非常之难；过来之后，又好像不怎么样；过了一段时间再回想起来，又会感到真不容易，甚至搞不清自己怎么有那股劲征服困难的。
……
在毛儿盖，中央决定组织左路军和右路军经草地北上，党中央随有路军行动。八月二十日毛儿盖会议之后，右路军就出发过草地了。
在过草地之前，大家做点准备，主要是搞吃的东西。记得前方部队给中央送来了一头牦牛，警卫队把它宰了。牛皮和内脏煮出来大家吃了，牛肉每人分一点，晒牛肉干当干粮。毛主席吩咐首先要照顾休养连。警卫队长就一份一份分好送去。贺子珍当时在休养连，给她的比给徐、谢、董等几位老同志的稍微多了些。这事不知怎么让毛主席知道了，他很生气，把我找去，问：“这是怎么回事？贺子珍的怎么可以比徐老他们多呢？”我说：“这事不是我管的，是邹队长分的。”他说：“你替我找他，我可不能特殊，一定要给这几位老同志补上。”
我找到警卫队长，他很为难，说：“啊呀，现在全都分完了，剩下的就是毛主席、洛甫同志等几位的了，这可怎么办呢？”我说：“毛主席说了要补，可不敢不补啊！”于是就从他们几位领导人的份子里割点下来，补给了几位老人，毛主席这才放了心。
进了草地，茫茫一片，看不到一点人烟。开头有吃的东西，还好一点，后来没有吃的了，野菜几乎被前面过去的战斗部队摘完了，熬汤的盐也没有，人就没有力气了。风一阵，雨一阵，也受不了。一不小心，陷到泥沼里，就糟了。没有力气爬出来，想救也救不了。眼看着有的同志陷下去，没了顶，泥水里泛着泡泡，就完了。我同蔡畅同志走一路，两人相互鼓励，相互搀扶，晚上宿营，用两条床单搭个小篷，躲避风雨。两人依偎在一起，觉得暖和一点。在毛儿盖，我向陈昌浩要了一块麻袋布似的粗呢子，缝了一件上衣，这时候起了大作用。
好多人支持不住，倒下去，牺牲了。走到第五、六天，每天早晨起来走，周围不断见到同伴的尸体。长征的一路上我没有犯过病，但第六天开始，也泻肚子了。那时也顾不得害羞，随时蹲下来就拉，系好裤带又赶快赶队伍。一直拉了两天，我咬着牙挺过来了。
在草地走了七天七夜，那完全是一个渺无人烟的世界。第八天，走出了草地，看到了村庄，看到了群众，看到了牛羊和炊烟，看到了田里有大萝卜，真是高兴极了。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到班佑，我觉得仿佛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选自《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
（本章完）